传播与文化教程：文化传播、反思性和主体互动

自20世纪以来，人类文化逐步由肯定性文化走向反思性文化，文化的批判性力度逐步加强。文化传播与人的反思性存在着内在关联，总的说来属于人的“自律性”范畴。它是人的内在传播（Interpersonal Communication）和自我反省，指的是个人接受外部信息并在人体内部进行信息处理的活动，是传播的原初形态和根本形态。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观点，人类的社会实践是有意识、有目的地改造世界的活动，这种自觉性基于人类作为能动的主体所具有的反思性能力。所谓人的“反思性”（Reflectivity），即是行动认知主体的意识间离，是自我的认知与自我的行为的间离。这种间离使主体能够用审视他者的眼光审视自我，从而实现对主体行动的持续预警和监控。

哲学在本性上就是一种反思，它是在对生活、实践进行反思的基础上形成的人的自觉批判意识。哲学作为一种特定的人反思自身存在与活动的自觉批判意识，它观照的是人与外部世界的对象性关系，反映的却是人自身的历史发展状态与现实本质。哲学作为人的学问，它总是人的成长历程的理性映照。

从哲学史上看，较早研究反思的有洛克（J.Loke）和斯宾诺莎（B.Spinoza）等人。洛克在《人类理解论》一书中谈到，“反省”是获得观念的心灵的反观自照，在这种反观自照中，心灵获得不同于通常观念的观念。他说：“经验在供给理解以观念时，还有另一个源泉，因为我们在运用理解以考察它所获得的那些观念时，我们还知道有各种心理活动。我们的心灵在反省这些心理作用……”可见，洛克所谈的反思，是人们自觉地把心理活动作为认识对象的认识活动，是对思维的思维。所以，“儿童可以很晚才能对于自己的心理作用发生观念。”^[16]这与当代的“元认知”的结论是相近的。斯宾诺莎把自己的认识论方法称作“反思的知识”。而“反思的知识”即“观念的观念”。观念是认识所得的结果，它本身又是理智认识的对象，作为认识结果的观念的再认识和对于这种再认识之所得观念的再认识，这种理智向着知识的推进，即是“反思”。斯宾诺莎的反思和洛克的反省在主要方面是相同的，不同之处在于洛克的反省是把思维活动作为思维对象，而斯宾诺莎的反思是把思维所得的结果作为思维对象；洛克的反省主要着力于人的观念的来源，斯宾诺莎的反思主要着力于既得真观念的理性升华。

继洛克和斯宾诺莎之后，较系统地论述反思的是美国哲学家杜威（John Dewey）。在杜威看来，反思是“对任何信念或假定的知识形式，根据支持它的基础和它趋于达到的进一步结论而进行的积极的、坚持不懈的和仔细的考虑”，它“包括这样一种有意识和自愿的努力，即在证据和理性的坚实基础上建立信念”^[17]。杜威特别强调反思是一种思维活动，它具有对象性、自觉性和技巧性。杜威还把反思活动分为如下几个阶段：“（1）一种得以产生思维活动的怀疑、犹豫、困惑、心灵困难的状态，和（2）一种为了发现解决这种怀疑，消除和清除这种困惑的材料而进行的探索、搜集、探究的行为。”^[18]就第一点而言，关键是“不确定”。由于不确定，怀疑、犹豫、困惑等随之产生。就第二点而言，关键是“探究”，有了怀疑和困惑，就可能使人探究，而探究可以释疑或激疑。

按照博伊德（Boyd）与费勒斯（Flees）的观点，反思是“创造性地并根据最终是一个变化的理性观念的自我（与自我联系的自我和与世界联系的自我）澄清经验意义的过程”，它由六个阶段组成：“（1）内在不适感受。（2）识别或澄清问题。（3）对来自内外的新信息有敏感性，有观察和吸收多种看法的能力。（4）决议，由“整合”“一道”“接受自我现实”以及“创造性综合”表达。（5）建构过去、现在以及将来自我的连续体。（6）决定是否按反思加工的结果行动。”^[19]

杜威的反思观与洛克、斯宾诺莎的反思观本质上是一致的。它同样认为反思的实质在于对“信念或假定的知识形式”的“考虑”，是一种心理活动。当然，杜威的观点毕竟前进了一大步，如强调了反思出现的情境状态、问题引起的困惑和“不确定”，因此“探究性”是反思的基本特征之一。也就是说，反思不仅仅是“回忆”或“回顾”已有的“心理活动”，而且要找回其中的“问题”以及“答案”。

博伊德与费勒斯的观点明显地借鉴了杜威的思想。尤其是六个阶段中的第一、二阶段。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独到见解，主要表现在反思中“自我”的价值以及对“自我”的反思，构建“自我”连续体，突出了反思的完整过程。

当代认知心理学用“元认知”（Metacognition）这个术语代替了反思这个概念，把元认知规定为人们关于自身认识过程、结果或与他们有关的一切事物或材料的学习特征的认知。它包括元认知知识、元认知体验、元认知调控三个因素。元认知知识是人们对影响自己的认识过程与结果的各种因素及其影响方式的认识。元认知体验是主体在元认知活动中获得的认知体验和情感体验。元认知调控是主体凭借元认知体验的力量运用元认知知识对认知活动不断进行评价、调节的过程。它是元认知的核心。元认知的这三方面的因素是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没有元认知知识，元认知调控就会失去理论指导，元认知体验也会陷入茫然之中。而元认知体验是推动人们进行元认知调控的力量，并强化元认知知识。作为元认知活动操作过程的元认知调控，它既要运用元认知知识，又为其增添新的内容。也就是说，人们的元认知知识是在元认知调控过程中丰富和升华的。元认知体验也以元认知调控为前提。没有元认知调控，元认知体验便成为无源之水。此外，元认知与认知是密切联系的。元认知指导和调节认知，对认知的发展有不可忽视的作用。而认知是元认知的基础，没有认知，元认知就没有对象。总之，元认知理论的形成，深化并拓展了反思的观念，它不仅使反思的内涵与步骤更加清晰，更易于理解和把握，而且使反思由过去单纯的心理现象变为一种实践行为，直接在实践过程中发挥作用。

人们的社会实践活动就是建立在反思性基础上的活动。人的自我反思性是人的精神机体自身的免疫系统，是人的自我反省、自我校正和自我监控，是主体自己的身份、社团观念、个人价值和文化归属感确立的必要环节。这种反思性从传播类型上看属于人的内在传播。而这种内在传播是其他一切传播活动的基础。其他类型的传播，如人际传播、群体传播、大众传播等等，都必然受到人的内在传播性质和结果的影响。人的内在传播虽然与人的生理和心理机制紧密相关，但它在本质上是人对自身的一种深层次认识，是对社会实践活动的反映，具有鲜明的社会性、能动性和实践性。这种认识绝不是主体自身的“自言自语”，而是对外在世界的积极的能动的反应。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人的意识和思维活动具有生产性和创新性。它不是对已有知识、观念、思想的简单“复制”和“克隆”，而是通过积极进取的精神劳作，在已知的基础上不断发现未知，创造新知识、新观念和新思想的活动。

据此可以看出，人的反思性在形式上就是人的内在传播，而在内容上这种传播是依靠人对外部世界的交往、认知即文化传播活动来完成的。因为从本质上说，一个没有经过社会化和没有受过文化教育的人是很难完成反思性活动的。所以，人的反思性活动不是人的感性直观活动，而是人透过对情势的正确分析达到对自身的理性判断和把握；不是主体自身形而上的“我思故我在”，而是实践性很强的文化交往活动。为什么呢？纵观人类历史，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由于人们文化背景不同和生存空间位置的阻隔，以及在语言、思想观念和实践行为上的差异，人们之间的相互理解与和谐共处始终是一个难题。但是，文化传播实践冲垮了各种各样的社会樊篱，从而打破了封闭的文化体系，促进了人与之间的交往、沟通和理解，使人们克服了孤立、独处和疏远的状态，人与人的关系变得越来越紧密。人们通过交往、沟通和理解，从“异文化”和“他者”身上认识自己和反思自己，进而界定环境、确定行为规范和履行社会共同体的约定，实现自身的不断完善和发展。

总之，人的反思性不是自我封闭的和超越社会之上的个人主义的东西，相反，它是在与他人的社会联系中、在社会共同体的交往互动中逐渐形成的人的社会化过程，是社会组织对人进行文化传播的过程。因此，人之所以成其为“人”，不是指先天与生俱来的生物属性，而主要指的是后天习得的、在消化世世代代累积起来的经验以及在吸收不同文化的过程中所体现出来的人的社会属性。在这个过程中，个体接受所属社会共同体的规范和要求，矫正自己的行为方式，从而完成从“生物人”向“社会人”的转变。这种转变对个体而言，他是在进行文化学习和文化适应；而对社会而言，则是社会文化向个体文化的传播过程。实践证明，一个人接受文化传播的影响越多，他的社会化程度也就越高，自我反思性也就越强。反之亦然。

此外，文化传播还与社会的反思性联系在一起。所谓社会的反思性，是指通过信息传播和信息反馈对社会共同体的预警和监控，从而调整整个社会的运行机制，以找到社会发展的平衡点。任何组织和社会活动都可以说是反思性调控的构成。

个人反思性是社会反思性的基础，而社会反思性对个人反思性具有引导作用。这两者显然都是与文化传播联系在一起的。文化传播对调适社会心理以及社会子系统之间的关系有着重要的意义。社会调适实际上就是一种社会控制。文化传播对社会行为和结构的调控，就个体而言就是接受文化的意义，调整自己的行为，提高主体的自我控制和自律能力，以达到或接近社会期望的目标。就社会而言，这种调控主要表现为如下三个方面：一是不断加强社会有机体在运转过程中整合的程度，保持社会的均衡、有序、稳定和安全；二是对社会共同体成员的人格系统和行为系统进行调适，让新的价值系统与文化传统交融，以优化人的行为规范；三是对社会文化系统进行调控，检讨并反省文化中的弱势状态和不适因素，从而完善和充实文化系统的适应能力。(www.xing528.com)

文化传播对社会的调控作用主要是通过信息反馈来实现的。“反馈”（Feedback）概念是罗伯特·维纳（N.Wiener）在《控制论》一书中首次提出来的，“指的是送出去的电波或信息的回流。”^[20]反馈是控制论的“灵魂”。要控制系统，就必须有信息反馈，没有信息反馈，就不可能达到系统控制。事实上，从生物体到人类社会，都普遍地存在着反馈现象。它是保持个体生命和社会有机体不断延续、循环和拓展的重要机能。

文化传播作为社会的一种信息系统，无疑也存在反馈问题。文化反馈对于社会有机体有着重要的调控作用，这在社会转型时期显得尤为重要。譬如，我们如果对改革开放过程中的各种文化传播实践及其影响进行考察，就可以发现各种文化传播怎样影响着人们的社会心理和价值取向，就可以看到社会发展的趋势及其所遇到的社会问题，从而就可以采取有效措施引导这场变革沿着正确的方向前进。而要做到这一点，整个社会系统必须建立和保持正常的反馈预警功能，这样才能使各种社会机能及时得到调控，从而有效地发挥作用。正因为如此，文化传播不仅担负着向社会成员提供社会规范，实现社会控制的职能，而且通过反馈系统对文化信息进行过滤和筛选，对社会系统实施预警和监控。

在传统社会，社会成员的交流、沟通与合作，都是以共同在场的情境条件来完成交流和传播的。社会共同体的运行，并不依赖于个体反思水平，国家更无可能也无必要对全社会实施反思性预警和监控。自从人类进入以资本主义为主要特征的现代社会之后，为了使商品生产更加灵敏地适应市场变化，行为主体对社会情境及自我行为的反思性加强了。“现代性的反思性指的是多数社会活动以及人与自然的现实关系依据新的知识信息而对之做出的阶段性修正的那种敏感性。”^[21]后工业时代的来临使原本在资本主义体系中包含的社会反思性问题凸显出来。市场经济体系越是走向全球化，科学技术的影响力和渗透力越是深刻而广泛，民族国家与世界的共存关系越是紧密，人类生活的世界就越是充满了更多的不确定性和危机性。全球贸易金融体系与全球政治秩序远非像某些人想象的那样稳固，甚至由于某一企业的生产环节的疏漏，或者某个电脑病毒制造者的恶作剧都可能造成全球范围的极大的恐慌和损失，甚至带来灾难性的后果。这说明现代性也意味着从个体生存到民族国家的前所未见的脆弱性。迫于现代性生存的压力，利用信息传播媒介进行社会反思性预警和监控就是必然的选择。实施社会反思性预警和监控有利于更有效地控制和配置物质资源和生产权力性资源，进而调控整个社会的运行。

有论者认为，在人所处的环境中，存在着宇宙生命时空结构、自然资源结构、实践工具结构、媒介结构和社会关系结构。这些结构构成了人活动的客观基础。人的活动是在实践行动结构、认知结构和文化传播结构中展开的。这三个结构都是人与环境互动的结果。实践行动结构是主体生命的物质性能量的转化形式。社会实践是意识自我和身体自我的共同在场。社会实践的广度和深度体现着个体生活史的广度和深度。认知结构包括了无意识、实践意识、话语意识，也包括先验认知能力和认知逻辑框架。文化传播结构应当具有反身的和外拓的两种存在方式。其反身存在方式将传播导向内在交流活动，这就形成同主体的认知结构的张力运动，形成反思性循环；而外拓存在方式则寻求主体际（Intersubjectivity），即与其他主体建构交往共同体。人的文化传播结构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受制于人的环境，特别是同媒介结构形成了近似于同构的关系。实践、认知和文化传播三个结构相互影响、相互作用和相互转化，呈现为不断的循环。驱动这些结构发生循环的是主体的意向性、反思性和能动性。主体在环境压力和内在动力的双向作用下进入实践认识传播的全方位、多维度的动态过程^[22]。这些分析和阐述相当深刻，为我们揭示了文化传播、反思性和主体际三者之间的复杂互动关系。

显而易见，文化传播更进一步地涉及主体际的交流。在西方哲学史上，胡塞尔（Husserl）曾经试图借助“移情作用”的审美心理学理论解释主体际。后来他又放弃了心理学策略，转而求助于类似康德（Kant）的绝对先验自我，认为绝对先验自我当中即包含了一切主体的先验本性，因而主体际就是先验自我在经验空间的展开。先验主体共同体是传播交流的基础。海德格尔（Heidegger）从个体的“此在”出发，经过主体际而转化为“共在”。从索绪尔（Saussure）到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s）、乔姆斯基（Chomsky）结构主义语言学，强调语言能指的深层结构的共同性，以此作为沟通可能性的基本前提设定。阿佩尔（Apel）提出以“先验语言游戏”建构交往共同体。后期的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转而求助于日常生活的语用学，认为语言的意义不再仅仅取决于语言的逻辑，而在于语言的用法，即在生活实践中自我的意义转变为公共的意义。但是他仍旧困惑于可传达的和不可传达的边界。对于不可传达的，他主张保持沉默。伽达默尔（Gadamer）从文本解释学的路径上开出“解释的循环”和“视界融合”的设定。哈贝马斯（Hebermas）则认为合理的主体际结构只能通过交往性行为才能达到。以上这些论说尽管视角不同，观点各异，但他们的探索精神和在主体际问题上的深刻洞见对文化传播的理论研究是很有价值的。

主体际问题是当代哲学的哥德巴赫猜想，是困扰当代几乎所有著名哲学家的一个难题，因而是21世纪哲学发展的主题。有学者认为，对主体际问题静思默想、作抽象的直观是无法解释的，而只有在实践中，在交往实践中，只有转化为交往实践问题，才能获得科学解答，这是有其道理的^[23]。其主要依据是：交往实践观综合了当代哲学有关主体际和交往理论的积极成果，提出了解答的新思路。按照拉卡托斯（Lakatos）的观点，一种新理论之比旧理论“科学”，应满足三方面的边界条件：第一，能够包容和解释旧理论中一切未受反驳的成分；第二，能够解释旧理论未能释然的反常事实；第三，能在本领域内有更大的预见力。交往实践观完全满足上述条件。为什么呢？

首先，交往实践问题内含了所有主体际问题的一切待解成分，包容了以往主体际研究的所有积极成果，其中包括多极主体性、主体际关系、主体际意义理解和本文解释等等。这些都是交往实践观所固有的本性。在这一方面，交往实践观与“主体际”交往观一致，都是对“主体—客体”哲学框架的变革。这一变革是划时代的，是从现代实践哲学走向未来哲学的重要转折点。

其次，交往实践观科学地解释了以往理论的困境和难题。主体际问题在直观的唯物主义或唯心主义范围内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交往实践的境遇中才能做科学解答。交往实践是多极主体间为改造和创造共同的中介客体而结成交往关系的物质活动。交往实践观实际上是“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它将“主体际”交往视作为一个包含物质交往、精神交往和语言交往在内的交往体系，而交往实践是这一全部交往社会体系的基础。意义理解和语言解释，不过是交往实践的派生过程和衍生形态，是精神交往层面的存在，是对交往实践的反映、派生和表象。因此，这一交往实践的唯物主义世界观是对以往交往行动的唯心主义的超越和否定，它将交往和主体际理论提升到实践的唯物主义层次。更为重要的是，交往实践观也是对以往交往理论中存在的问题的科学解答。主体之所以能够面对另一极主体，主体际之所以可能，是因为存在着中介客体。这一客体，是中介化的客体和客体化的中介。它向多极主体开放，与多极主体同时构成“主体—客体”关系，因此，它通过自身而建立起“主体—客体—主体”三极关系结构。其中，任何一方主体都有中介客体作为对应范畴，相互规定，因此符合“主体—客体”相关律的定义规则。同时，作为异质主体的主体际关系，它是建立在“主体—客体”关系之上的、通过中介客体而相关和交往，并相互建立为主体的关系。

再次，交往实践观对于21世纪全球发展的趋势具有新的预测力。当代全球发展的总格局是既多极化又高度一体化，主体际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性问题。现实的存在不断叩响哲学的大门，要求理论做出解答。然而它恰似当年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所面临的境况：我们已经承认主体际在现实中的存在性，问题在于如何批判地考察和论证它存在的可能性和合理性前提，提出和推断理论建立的条件。今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一种新的科学解释理论，来准确地把握当代全球的趋势，并预测未来，交往实践观正堪当此任。因为，只有它一方面指明了全球发展的多极性之源在于交往实践的多极主体性，另一方面又指明了国际政治经济文化新格局的形成源于交往的宏观整合。全球交往结构是由交往实践的实体结构、意义结构、辩证结构逐层递进模式构成的。可以说，用交往实践观科学解析主体际难题，对全球发展更具有预测力，从而可能成为21世纪全球哲学的中心视野。

学界可能更为关心：在新世纪，特别是在全球化时代，“交往”与“交往实践观”研究应当如何深入？有论者指出应当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24]：其一，应当重新深入考察马克思关于“交往”与“交往实践观”的思想与理论，将之放在历史观的轴心范畴的地位重新研究。其中，应着重考察其与马克思的“世界历史观”“主体”观、生产方式和社会形态观、未来发展观等的内在关联。从世界交往的高度重新审视《资本论》这一“大写的逻辑”，重新理解全球化问题以及相关的政治哲学问题，科学地把握马克思交往实践观的当代意义，重构当代视野的马克思主义交往观。其二，应当重新认识、全面梳理当代西方学者关于“主体际”理论、“交往”理论的研究成果，从胡塞尔到哈贝马斯等哲学家的思想都应进行认真清理，以此作为建立马克思主义当代交往实践观的思想来源之一。其三，应当深入挖掘和批判整理中国古代、特别是先秦哲学中的“主体际”观与交往实践观思想资源，力求返本而开新。其四，从世界普遍交往的高度，重新探索在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新特点，包括与后现代对话的“新现代化”运动、结构与趋势等等。

总之，在全球化时代，人们的交往关系越来越呈现出世界性的特点。关于“交往”和“交往实践观”的研究应当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与理论价值，而以往的研究，还只是开篇或序幕。对此，学界任重而道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