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与精神交往─传播与文化教程

早在150多年前，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从历史唯物主义新世界观的视角，研究了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种种现象，这对我们今天研究文化传播问题具有重大的指导意义。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就预见到资本主义的出现开辟了真正意义上的“世界历史”，这是以世界范围的资源、市场划分、劳动分工为内容的新时代，而这一切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的革命。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1846）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使用了一个引人注目的德文词“Der Verkehr”——“交往”。这个词在他们后来的著作、笔记以及书信中多次提及并被频繁使用。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英文著作中使用“Intercourse”一词作为“Kerkehr”的对应词，在法文书信中用“Commerce”替代“Kerkehr”。英文、法文和德文中的这三个词含义是一样的，既指物质交往中的商业贸易、交通运输，又指精神意义上的信息传递，也指男女之间的性爱关系。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看来，“交往”指个人与个人之间、群体与群体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和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里，Kommunikation这个词的含义与Verkehr几乎是等同的，经常在一句话里交替使用。只是Kommunikation的使用，相比较而言，指具体的物质与精神交往多一些。例如中译本《共产党宣言》中的“交通”，即是Kommunikation。现行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中译本将许多带有Verkehr和Kommunikation词根的词，都译为“交通”，而实际上这两个词都不作狭义的“交通”解，而是“消息、书信、电报等等的传递”。其实这里的Kommunikation，主要指的是“通讯”，已经很接近现代传播和交流的含义^[4]。

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社会性劳动不仅是人类在其现实生活的生产过程中区别于动物的一种特殊方式，而且是个人之间的社会化的协作。在他们看来，“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社会关系的含义在这里是指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5]马克思在《雇佣劳动与资本》中指出：“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互相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互相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才会有生产。”^[6]很明显，马克思并没有把人与自然的关系同人与人的关系混为一谈。

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中，的确没有出现过“交往行为”的字眼，但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用过表达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交往概念。翻开《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就可以看到，马克思和恩格斯一再使用“交往”“交往形式”“交往关系”“精神交往”“世界交往”等概念。譬如“在生产力发展的一定阶段上的一切物质交往”和“观念、思维、人的精神交往”等。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各民族之间的相互关系取决于每一个民族的生产力、分工和内部交往的发展程度。这个原理是公认的。然而不仅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的关系，而且这个民族本身的整个内部结构也取决于自己的生产以及自己内部和外部的交往的发展程度。”^[7]根据他们的理解，完整意义上的交往范畴概括了全部社会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物质的和精神的变换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交换其活动、能力及其成果的过程，是人与人之间以一定的物质和精神的手段为媒介的互为主客体的相互作用过程^[8]。

显然，马克思主义的交往概念的含义十分宽泛，他们是把交往作为与生产力和分工同等重要的范畴来看待的。他们认为，“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Verkehr）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9]这些论述表达了生产与交往之间密不可分的关系，即没有生产，就不会有交往；反之，没有交往，也不会有生产。他们把人类的生产活动分为两类：一类是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物质交往关系；一类是精神的生产即政治法律观念、道德、宗教、科学、艺术、哲学等的生产，与此相对应的是人与人之间的精神交往。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精神交往是从物质交往中分化出来的，从根本上讲，人类社会的物质交往决定精神交往。在现实世界中，每个人之间的交往取决于他们赖以生存的生产方式。

按照马克思和恩格斯原初使用的意义域，交往主要是相对于人与自然关系，指的是人与人的“社会的物质变换”关系，进而也包括人们之间的精神交往。马克思在1846年12月28日致安年柯夫的信中写道：“为了不致丧失已经取得的成果，为了不致失掉文明的果实，人们在他们的交往［commerce］方式不再适合于既得的生产力时，就不得不改变他们继承下来的一切社会形式。——我在这里使用‘commerce’一词是就它的最广泛的意义而言，就像在德文中使用‘Verkehr’一词那样。”^[10]而“commerce”或“Verkehr”最广泛的意义不仅包括生产过程中的由所有制和分工所导致的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而且还涵盖贸易、商业、交通、运输、两性关系以及社交，甚至战争也是交往的一种形式。马克思和恩格斯还肯定了语言在一切交往活动中的媒介作用。但是，语言行为作为一种重要的交往行为，乃是由实践的需要，尤其是由物质生产的需要决定的。(www.xing528.com)

马克思主义的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理论不仅是我们研究文化传播问题的重要的理论基础，而且还是指导我们认识当前纷繁复杂的文化传播问题的科学的方法论。我们应该从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物质交往和精神交往的辩证关系中把握当代文化传播理论，自觉地实现文化传播研究视角的现代转换。

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要研究精神生产和物质生产之间的联系，首先必须把这种物质生产本身不是当作一般范畴来考察，而是从一定的历史的形式来考察。例如，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就和与中世纪生产方式相适应的精神生产不同。如果物质生产本身不从它的特殊的历史的形式来看，那就不可能理解与它相适应的精神生产的特征以及这两种生产的相互作用。”^[11]这段论述包含了两个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其一，一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与一定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相适应；其二，两者之间的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而是更多地表现在相互作用之中。马克思和恩格斯是辩证地看待它们之间的关系的。这是我们理解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一把钥匙。为什么呢？

首先，人类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源于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活动。“一当人开始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时候，这一步是他们的肉体组织所决定的，人本身就开始把自己和动物区别开来。”^[12]物质生产劳动既然创造了人本身，那么作为人的重要属性的精神活动也不外乎是物质生产劳动的产物。据此类推，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是建立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基础之上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起源于人类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需要。其次，物质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对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起着重要的制约作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是以物质生产力的发展为基础的，没有物质生产的发展，也就不会有精神生产的发展。再次，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反映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关系。总的说来，个人的真正的精神财富取决于他的现实的有关的财富，而人们在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也是他们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中的地位和作用的体现。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统治阶级的思想在每一时代都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这就是说，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支配着物质生产资料的阶级，同时也支配着精神生产资料，因此，那些没有精神生产资料的人的思想，一般地是隶属于这个阶级的。”^[13]它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那就是决不能忽视物质生产资料占有方式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的决定和制约作用。

此外，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精神交往理论还蕴含着这样的认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与其所决定的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关系并不是简单的物质决定精神的关系，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即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具有相对独立性，对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存在巨大的反作用。这种反作用主要表现在：一是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发展，反过来会推动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发展。精神劳动和物质劳动的分工程度，是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尺之一。社会分工的发展程度越高，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独立性就越强，对社会发展的推动就越大。二是在物质生产发展到一定程度之后，精神生产的状态如何将会成为制约社会发展的主要因素。现代社会发展的进程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三是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具有自己特殊的运行规律。恩格斯认为，当我们考察“我们自己的精神活动的时候，首先呈现在我们眼前的，是一幅由种种联系和相互作用无穷无尽地交织起来的画面”^[14]。这给我们的启发是，在研究现代社会的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时，除了要重视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与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关系，还要重视人类精神活动的复杂性和特殊性，重视精神生产和精神交往的特殊规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文化生产和文化传播做出科学的阐释^[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