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与文化教程：进化论和传播论的相辅相成

第一，人类学的文化传播理论是作为进化论的对立物而产生的，曾在欧美学界产生过很大影响。虽然进化论和传播论之间经常发生争论，但两者实际上是相互补充的理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进化论者，这种影响最初源于达尔文的进化论。恩格斯就对摩尔根的《古代社会》予以高度评价。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并不否认文化的交往以及传播的作用。这个问题我们将在以后的章节专门论述。实际上，在人类进化的早期，由于传播手段的落后，进化的机制更显重要，随着社会发展特别是现代交通工具和传播工具的出现，传播的重要性与日俱增。由此可见，进化论和传播论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不可偏废，二者是相辅相成的。

第二，根据费边（Johannes Fabian）的分析，进化论和传播论所共同“论证”的，是一种全球性的历史过程的概念。这种概念创立的前提首先是“时间的自然化”（The Naturalization of Time），也就是把历史的时间视为与物理学的时间相一致的现象。在启蒙时代以前的犹太——基督教时期，欧洲的时空观是以宗教的神圣性为特点的。费边把全球文化的时空分为三个圈子：一是处在世界中心的罗马和耶路撒冷；二是处在中心和边际之间的基督教和地中海世界；三是处在边际圈的异教徒世界。在时空自然化之后，欧洲的中心地位不再以神话色彩的罗马与耶路撒冷为特点，而成为客观世界的“现在时”；非西方的社会和历史不再是等待宗教拯救的异教徒的住所，而成为“过去时”和“异地”。

第三，从社会历史观的角度考察，进化论的时间观主张人类文化的发展是从过去（The Past）到现在（The Present）的直线性的、不可逆的流动；而传播论的时间观在表面上与进化论不同，实质上“论证”的是这种直线型的、不可逆的时间在空间上的表现。前者的论点集中在历史发展的低级与高级的比较和阶梯性排列上；后者的论点则集中在全球文化的中心与边缘的划分上。它们的目标均是为了证实文化的高与低、现在与过去、中心与边缘之分。这种时空的定位法在两个貌似自相矛盾、但实际上是二元一体的特点。说到底，进化论和传播论都把世界各种文化当成自己的研究对象，只不过他们把对文化的研究具体化为野蛮与文明、东方与西方、过去与现在、传统与现代、此地与异地等等的对比和观照。(www.xing528.com)

第四，把全球文化类型进行时空的划分和统合不是西方学术界“独立思考”的产物，而与西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政治实践密切关联。弗兰克（Andre Gunder Frank）指出，近代世界史就是一部西方都市中心形成与都市中心控制、占有和利用非西方的“卫星地区”的格局的构造史。资本主义在西方成长起来之后，对世界进行全面渗透，利用自己的中心地位把非西方社会改造成西方社会的资源、劳动力提供地和落后社会。沃勒斯坦进一步指出，16世纪至19世纪的世界史，是以“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成长为特点的历史，西方资本主义的形成不仅造成国内矛盾，还造成世界性的市场和劳动分工。全球市场的出现使西方有可能把所有非西方社会控制在它的“法律机制”下面，使西方成为集团性的资本家和核心国家（Core Countries），使非西方社会成为边缘国家（Peripheral Countries）。

第五，进化论和传播论所阐述的时空观，与西方资本主义的世界体系是相吻合的。他们所讲的“文明社会”和“世界中心”与西方观念中的资本主义阵营是一致的，他们所讲的“野蛮社会”和“未开化社会”正是世界体系的边缘地区，主要指东方和非洲社会。但这并不意味着采用这两种理论的学者，在他们的研究和论述中有意识地为世界体系的建造服务。不过，它至少体现了当时的人类学学者的话语（Discourse）如何受到西方政治思潮的影响，并无意识地把自己的研究纳入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体系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