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播论的主要流派及观点评析

在人类文化史的发展中，究竟是独立发明重要还是传播重要，文化人类学家对此进行了长期激烈的争论。大多数进化论者持第一种观点，传播论学者则主张第二种观点。可以讲，产生于19世纪末的文化传播学派正是竭力反对进化论的“平行发展说”的单线发展思想，他们认为传播是历史发展过程的主要内容，全部人类文化史归根到底是文化传播的历史。由此可见，传播学派是在对进化论的批评的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人类学的传播学派可分为两个部分，即德奥传播论派和英国传播论派。德奥传播论派以弗里德里希·拉策尔（Friedrich Ratzel，1844—1904）、弗罗贝纽斯（Leo Frobenius，1873—1938）、格雷布内尔（Fritz Graebner，1877—1934）和施密特（Wilhelm Schmidt，1868—1954）为代表。

拉策尔在他的《人类地理学》和《土地与生活》等著作中，试图从地理条件出发，描绘出人类的地面分布和文化发展的总图集，其主要做法是将文化要素的分布绘制在地图上，再分析这些文化要素的具体分布范围。在他看来，文化要素是伴随着民族迁徙而传播扩散出去的，因此，这种分割开来的文化要素具有历史的联系，这样，文化要素的形态本身就对发现各种文化要素在历史上的联系提供了重要依据。他认为，自然条件造成的各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会随着各民族之间的联系增强而逐渐减弱甚至消除。拉策尔最感兴趣的是物质文化现象，他认为物质文化是各民族之间历史联系的证明，同种族特征和语言比较具有更大的意义。他指出人类地理学有一条基本原理，就是物质文化只有通过人，同人并与人的精神文化一起才能传播。他坚持文化是由各族人民创造的，它的传播也同各族人民的历史相联系。当一个民族迁徙时，就是一个民族相互联系的整个文化财富的移植。

拉策尔在文化传播方面的实证研究，向先验的进化论提出了挑战。在进化论者看来，每种个别的文化现象是脱离具体条件而孤立存在的，并且只是抽象的进化链条中的一环。而拉策尔特别注意到各个国家、各个地区文化现象的具体条件和分布规律，把文化的研究置于具体环境中，这无疑是十分正确的。他的思想后来被他的学生弗罗贝纽斯所发展。在1904年至1935年，弗罗贝纽斯曾先后组织考察队赴非洲进行考察，在此基础上他第一次提出了“文化圈”（Cultural Circle）这个概念。他首先在非洲范围内划分文化圈，其特点是：每一个文化圈都具有一系列物质文化的特征。例如西非文化圈的特征包括两面坡顶的直角房屋，用植物做成弦的弓，编织成的盾以及假面具等。他认为文化是一种“活生生的有机体”，它经历着诞生、童年、成年和老年等各个时期，最后走向死亡。文化是从自然条件中诞生的，因此，文化与人无关，与人民无关，而是自身发展的。同任何有机体一样，文化也需要营养，它的食物就是人类的经济活动。但是，文化本身是无法移动的，因为“文化没有脚”，而要靠人来搬运，所以人只是文化的体现者和搬运工，而不是文化的创造者。他还认为在地理环境相同的条件下会产生相同的文化。文化作为一个有机体，也会有不同的“性别”。他在分析“东方”和“西方”的差异时指出，洞穴感觉、停滞、命中注定等思想是东方文化固有的特点；而发展、个人自由、远大感觉则是西方文化固有的特点。弗罗贝纽斯的“文化圈”概念受到了后来传播理论的重视。

格雷布内尔在弗罗贝纽斯的基础上对“文化圈理论”进行了深入系统的研究，提出世界上各个地区有六到八个独立的文化圈，其中每一个文化圈内都有一定数量的文化特质。格雷布内尔试图在地图上标出每一种文化要素的地理分布，他发现文化圈在空间上部分是相互重叠的，从而形成了“文化层”。在他看来，世界文化的历史，就是若干文化圈及其组合在世界范围内迁徙的历史。为了确定文化圈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与区域，为了研究分散于世界各地的文化要素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系，格雷布内尔提出了鉴别“文化亲缘关系”的两个标准，一个是形式标准，即文化现象的相同形式；二是量的标准，指的是事物的量的增加。他认为，世界上凡是相同的文化现象，不论在什么地方出现，都必定属于某一个文化圈，因而也就起源于某个中心；任何文化现象，都只能出现过一次。他断言，人的发明创造能力是有限的，两次独立地创造同样的事物是不可能的，因此，凡是不同地域出现的事物都是由于传播造成的。

施密特继承了格雷布内尔的“文化圈”理论，在格雷布内尔的“形式标准”和“数量标准”的基础上提出了“性质标准”“连续标准”和“关系程度标准”作为补充。“性质标准”是形式标准的补充，指的是质的方面的相似性；“连续标准”指在相隔遥远或不接壤的两地，如果在中间地区能够找到具有相似文化要素的民族，那么这两地从前有相互传播关系的极大可能，中间地区的民族是这两地从前在空间上相连的残存物或痕迹；“关系程度标准”指的是如果我们越接近那两个相互隔绝的主要地区，相似点在质与量两方面越增加，就越有可能说明这些相似点并不是独立出现的，而是由于这两地曾有历史联系。他认为最古的文化圈同最早的历史发展阶段是一致的。因此，可以划分为原始文化圈（采集阶段）、第一级文化圈（生产阶段）以及第二、三级文化圈。从发展的图式上看，越原始的文化越呈现出文化基本要素上的多元性，并以局部的人种或部族文化为表征；而高级文化则表现出较强的趋同性，并在全球范围传播。(www.xing528.com)

英国的传播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威廉·里弗斯（Willian H.Rivers，1864—1922）、埃里奥特·史密斯（Elliot Smith，1871—1937）和威廉·詹姆斯·佩里（Willian James Perry，1889—1949）。

在里弗斯看来，民族与民族之间的联系及文化的融合，是促进人类进步的动力。他认为格雷布内尔对文化传播的理解是简单的和机械的。在他看来，每个文化要素都是由这种或那种文化带来的现存因素，即是说文化因素都是文化传播的即存状态。但他同时也承认文化发展的一些内在进化机制，例如秘密结社之所以在美拉尼西亚产生，是因为外来人处于少数，不得不瞒着当地人秘密履行自己的宗教仪式的缘故。因此，在极端传播主义和进化论之间，里弗斯持有一种折衷的倾向。

史密斯是一个“极端传播论”者，他只承认一个将文化传播给世界的中心，也就是所谓的“埃及中心论”。在史密斯看来，世界所有文化的产生都起源于埃及，他尤其对埃及的安葬和木乃伊的制作技术感兴趣，他热衷于寻找古埃及人与其他民族木乃伊制造技术中的共同点，并断定这种技术是古埃及人首先发明的。他还认为，船舶是古埃及人首先发明的，这是传播文化的工具，传播路线是向东，经阿拉伯海、波斯湾、印度到印度尼西亚，继续向东到大洋洲，后经太平洋到北美洲。这样，就在世界各地建立了许多新的文化中心，如新大陆的玛雅古代文化。后来，不少古代文化中心都衰落了。他认为，现存的许多原始部落呈现的是对古埃及文化的退化。他认为埃及古代文化的传播非常类似于《圣经》中的叙述，世界文化的创造和产生无非就是“创世纪”的活动。他坚信，历史不会重复，所以不可能在两地找到同样的发明，他将埃及文明称作“太阳文明”，这由崇拜太阳和建筑史前巨石等文化而得名。

佩里的观点与史密斯的相似。他把人类文化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原始的“采集与狩猎”文化，这种文化在某个时期流行于全世界，今天在少数最落后的部族中仍然存在；二是以农业、石头建筑和金属加工为基础的“古代”文化。该文化的要素包括：灌溉农业、石头金字塔、山岩上的墓、石像、陶器业、母权制、冶炼和采珍珠技术、崇拜太阳、尸体木乃伊化、图腾氏族等，其代表是“埃及文化”。这种文化最后传播到世界各地，并产生了各种文化。佩里极端地认为，任何文化的提高，都不能靠自身独立发展，而只能通过吸收高级文化方能达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