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化论流派及观点评析：理解传播与文化教程

在人类学的视野中，文化传播经历了从进化论到传播论的演变。人类学的进化论包括人类生物进化论和人类文化进化论，前者以达尔文、赫胥黎为代表，其主要贡献是指出了人类与自然界的关系，后者以斯宾塞（Herber Spencer，1820—1903）、泰勒（Edward Tylor，1832—1917）和摩尔根（Lewis Henry Morgan，1818—1881）为代表，直接影响到人类学后来发展的一些理论。

在斯宾塞的哲学体系中，进化论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他的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原则：一是社会超有机体论；二是社会进化论。在他看来，社会与生物有机体有某种共同的特点，但社会的有机体又不同于生物的有机体，它是一种“超有机体”。社会的这种超有机体性质主要表现在它的进化过程的特点上。他认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社会进化过程的一部分，任何社会的发展过程又都包括集中与分化两个方面。他认为，在原始社会有机体中，社会各部分和功能很少发生分化，一个局部的结构可以执行几种不同的社会功能，一个功能可以由几个不同的结构来执行。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分工越来越细，越来越需要专门的功能分化和协调。

英国人类学家泰勒把人类文化的发展史看作是自然史的一部分，一方面，较高级的状态是从较低级的状态发展而来的；另一方面，通过进步发展而获得的文化可能会由于退化而被丧失掉。在泰勒看来，进步是第一位的现象，退化则是第二位的。在泰勒的时代，正值“文化进步论”与“文化退化论”相互交锋的时期。当时学术界和社会思潮中存在“退化论”的论调。这种观点认为，人类文化的早期是一种“半文明的状态”，之后，人类向两个方向发展，一个方向朝现代文明人发展，另一个方向朝“野蛮人”发展。泰勒认为，不管是西方或是东方都朝着进步的方向迈进，只不过西方较早达到“文明”阶段，而非西方则在历史中缓慢前行。显然，他的看法是以对西方民族中心主义和种族主义批判的面目出现的，但是仍然认为“西方”在台阶的上方，而“东方”则在台阶的下端。(www.xing528.com)

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在其代表作《古代社会》（1877）一书中，系统地阐述了人类社会和文化进化的具体步骤，把人类社会文化的早期界定为蒙昧时代，这时人类发明了用火、渔猎和弓箭；他把中期阶段界定为野蛮时代，此时人类发明了陶、畜牧业、农业和铁器；他把高级阶段界定为文明时代，这个阶段以文字发明为起始点，一直到现代社会。摩尔根提出的分期理论，在人类历史早期阶段的研究中向前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他将文化人类学与考古学结合起来，指出古代和现代的每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地位，用比较客观的尺度来衡量各个民族的历史发展水平，并为不同发展水平比较提供了可能。历史唯物主义认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摩尔根将生产技术或生产工具的发明和发现，作为划分人类社会发展阶段的重要标志，无疑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观点的。他认为，“人类中最先进的一部分，当其处在进步过程的某一阶段，似乎停步不前，直等到出现某一项重大发明和发展，如饲养家畜或熔化铁矿之类，才产生一股新的、有力的向前迈动的冲动力”；“冶铁术的发明在文化史上开辟了一个新纪元”，“没有铁器，人类的进步便停滞在野蛮阶段”^[1]等等。恩格斯指出：“摩尔根是第一个具有专门知识而想给人类的史前史建立一个确定的系统的人；他所提出的分期法，在没有大量增加的资料认为需要改变之前，无疑依旧是有效的。”^[2]

进化论的三个代表人物之间的观点虽不尽相同，但却存在着许多共同之处。其一是他们所关心的是全人类文化的总体发展，而不是某一个社会文化的内部运作。从摩尔根的《古代社会》到泰勒的《原始文化》，他们都是通过整理考古学和民族志资料，推论出人类文化发展的总体进程的，而很少论及具体的一个社会、一种文化的内部结构的组织和发展。其二是他们的进化论是单线的进化论。他们都认为人类的文化发展是沿着单一的路线进行的，并不考虑生态环境和人类地理因素对具体进化过程的影响，也就是不考虑人类文化进化中区域性和民族性的方面。摩尔根曾明确指出：“人类的经验所遵循的途径基本上是相同的。”^[3]其三是他们都强调人类心理能力的一致性及其对文化进化的决定性作用。这个时期的进化论之所以是单线的，是因为人类学家认为全人类有心理学上的一致性。因而，每个民族都必然经历同样的文化发展过程。此外，在研究方法上，他们采用“文化类比”的方法，把不同的文化现象加以逻辑的排比，经过分析，将不同的文化排列为高低不同的序列，用以代表全人类不同的文化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