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的模式分析：传播与文化教程

文化传播的研究离不开对文化传播模式的审视和分析，它有助于我们在深化和了解文化传播结构的同时，揭示出系统内部各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从中获得对文化传播活动宏观的把握和全面的抽象。

所谓模式（Model），其实是对某一事项或实体的内在机制与外部联系的直观和简洁的描述，“是对相对简单状况所做的象征性合乎逻辑的设想，这是一种心理上的设想，拥有同原有的客观体系相同的结构属性。”^[36]模式是历史的产物，现实的抽象，原物的映现，理论的简化形式。英国学者丹尼斯·麦奎尔（Denis McQuail）等人指出：“模式主要是思想的辅助工具，特别适用于传播研究。传播行为在某一特定的关系结构中采取可预见的或可重复的出现的形式，并且对这一结构具有不易观察到的影响。因此，模式的引人之处在于能够画出一些线条来表示我们已知确实存在但无法看到的联系，并能用其他的手段来显示关系的结构、局部解剖图、强度和方向。”^[37]采用模式分析不是单纯的描述和阐释，它本身是一种结构形式，是一种经过选择和抽绎的理论形式，包括对文化传播结构各个部分的理论归纳。

传播的一般模式最早可以追溯到公元前4世纪的亚里士多德模式（Aristotle Model）。在《修辞学》一书中，亚里士多德提出了五个传播的基本要素：说话者、演讲内容、听众、效果及场合。亚里士多德建议说话者为了提高演讲效果，在不同的场合和针对不同的听众，要设计和构思出不同的演讲内容。这个模式比较适用于公众讲演。与此类似的一个传播模式是1948年美国学者哈罗德·拉斯维尔（Harold Lasswell）提出的著名的“五W”模式，用英语可表示为：“Who SaysWhat in Which Channel to Whom With What Effects.”（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对谁，取得了什么效果）。它涉及一般传播研究的五个方面的内容，即控制分析（Control Analysis）、内容分析（Content Analysis）、媒介分析（Media Analysis）、受众分析（Audience Analysis）和效果分析（Effect Analysis）。这个模式尽管忽略了传播的反馈要素，仅是一个单向线性的传播模式，但它至今仍然是人们研究传播结构和过程的重要方法。

文化传播远比一般传播复杂，方式多，变量多，频率高，幅度大。如果拟以现代传播学所给出的信息传播模式为描述手段来描述社会文化传播，那是应配合以许多其他调查工作并给出若干变量的。在一般的文化传播书籍中，所列出的文化传播模式大多是非量化的。

文化传播的过程不同，模式也不一样。一般说来，传播模式有直接传播、媒介传播和刺激传播三种。所谓直接传播，指不同文化主体的人直接接触进行交流和借取而形成的文化传播。这种传播具有快速、直观、贴近人们现实生活的特点，是一种相当古老而原始的传播模式。媒介传播又称间接传播，是指一种特质文化通过第三者做媒介进行交流和沟通，它其实是直接传播的延续和扩展，这是一种十分普遍的文化传播方式。刺激传播是一种特殊的文化传播方式，指某种文化特质的知识刺激了本地的某一对应物的发明或发生。刺激在文化传播中的作用在于开启民智、提高对文化发展和创新的认识，激起文化借取或文化创造的强烈动机。

由此可见，文化传播的模式是多种多样的，它早已突破了“主体—客体”二分的困窘，主要指形而上的精神交往活动，它所体现的是交互主体性或主体际性。在文化传播中，既有“主体—中介—主体”结构模式，又有“主体—主体”结构模式。这里，我们仅就最常见的文本结构模式进行分析和讨论。

现代社会，大量的文化传播活动是通过文本来进行的。在实际文化传播活动中，主体按照主体的利益要求发出指向他者的传播意义。由于受到交流工具和其他条件的限制，常使文化传播主体的传播效果有悖于主体的初衷，带来另一种文本意义，这就是意义的双向互动的不平衡性或不对称性，它是文化传播主体与文化传播实践相互分离的结果。每一传播主体基于自身利益和价值的需要，总想控制文化传播活动并赋予这一活动以自身的意义，以期达到对整个文化传播活动意义归属的自主把握。但在文化传播结果中，在对阐释者的意义投射中，获取的意义回报是难以如愿的。与此同时，对于文本传播的另一极主体，阐释文本意义的主体也在文本传播意义结构中具有双向的意义。一方面，文本传播活动受传播主体驱动，将这一主体设定的意义文本投向另一极。文本则带着全部活动的符号系统，作为脱离主体的独立环节，游离于主体间的传播场中，成为意义的载体。这个传播场也就是传播的意义结构。另一方面，阐释主体赋予文本以新的意义。两种意义的整合是文本传播实践的结果形态。

文本不是一个既定的“在场”，而是在二元对立中不断转化的“不在场”的共在。在文本里不存在意义的中心，只存在着意义链。文本意义的碰撞、交流和整合，形成文本传播的意义结构。文本意义结构是文本传播的意义场，它是传播实践关系场的转化形态。任何文本意义都在于传播者与阐释者的关系场中，具有场依存性（Field Dependent）。脱离这一特定的场，即传播体系，意义就会改变。意义结构构成从各自孤立的意义——符号行为转化为共建一种具有传播实践基本结构的意义模式。这种模式并不是表达传播过程的“主体—符号行为—客体”的单向结构，而是传播与阐释二元互动的文本意义交流结构。在文本意义结构表达的传播实践中，传播主体及阐释主体都既输出文本意义，又接收对方的文本意义，表现出意义的双向流动性。相对于传播主体，阐释主体的输出行为具有反馈性特征。为了有效地输出文本意义，必须按规范进行编码，将一系列文本要素按符号体系的规则进行程序化。与此同时，为了有效地感受和接收文本意义，人必须有解码的能力，以领悟其精髓。

我们从文本中获得的意义，是我们自己时代的意义与植根于那段文字的语言中的意义之间的一场“对话”。一般说来，传统的文本模式缺少对话机制，倚重于文本意义的传播主体对文本赋予的权威，而相对忽视了阐释者的主体意识。事实上，无论传播主体或是文本，都没有绝对的权威，都是文化传播的结果。

文本意义交流在纵向和横向两个维度展开和转换。历时态的交流是古人与今人的对话，同时这一对话的实现又只有纳入横向的当代交流关系中才能实现。对话是以文本为中介的文化交流活动，它包含认知表达和接收、传播与阐释两个不同层次的关系。文本意义交流的基本关系是符号的表达与接收的关系，在结构模式中表现为输入和输出的关系，它是主体开化和认知发展的基本形式。认知心理学表明，信息的输入（接收）和输出（表达）是人脑保持开放性的基本环节。语言是操作性与实在性的统一：其操作性即交往运算功能，其实在性即指语言是人的认知观念的语言图像^[38]。语言符号作为文本的表达形式，既在指称客体中发生主客认知关系的交流，又使语言成为人的意义的代码，人的本质蕴含于代码中。

从认知发展方面说，语言表达首先是人脑思维整理过程。表达是为了接收。为了能使对方理解并接收，必须按照文本交流规则编码，将人的有关思维信息按规则加以整合，使思维有序化、系统化、清晰化。其次，文本的意义和表达与接收是认知在主体间的交流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主体间文本的传递与共享，推动群体思维共同达到认知最新成果的水平。主体间思维互补、叠加而导致“视界融合”，并使认知发展和升华。

符号表达与接收的关系蕴含着言以载意、言难尽意的矛盾。一方面，表达总是人的认知图式按照人自我取向来呈现，表现出语言的“为我性”；另一方面，表达的同时又要按照语言交往共性规范结构来呈现，表现出“为他性”。而后者的限制包括语言的技术物理特性（声音和文字符号的可间隔性、可排列性、可储存性和可读性）和语言结构两个方面。表达的主体性、倾向性与语言交往规范结构的限制性之间的矛盾，使文本在物化中与表达者分离，成为独立的实在，一个漂泊、游荡在社会交流场中的意义寓所。因此，它能被另一极主体捕捉、吸收和消化。

对文本的阐释长久以来一直是解释学的核心问题。文化传播与阐释关系既是表达与接收关系的扩大和延伸，又是其内在矛盾的解决方式。传播与阐释也都各具双重的交流意义。一方面，传播是组织化的文本语言体系在大范围的社会域中的表达意义，它的主体倾向性更加强烈，辐射空间更为广阔。尤其是大众传播网络的日益发达所造成的文化氛围聚合为一个庞大的价值体系，它无孔不入地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意识中，使表达的矛盾普及化。另一方面，文化传播符号体系和工具地位的日益突出，使它在一定阶段上与传播主体相分离，成为反过来支配主体的主宰。传播成为自为创造的精神客体，面对这一精神客体，作为文本认知主体的阐释也具有双重意义。首先，人们为了理解信息的意义，必须将传播文献的精神客体当作文本来解释，力求剔除其混乱和对象意义的僭越，走向客观主义的意义还原。但是这一努力总是受制于交流情境和主体的价值取向性，从而使阐释和理解成为主体指向客体的认知交流活动。其次，人既是文本的生产者，又是文本的消费者。他以自身的认知图式为内在尺度，并借助于对主体的创造性阐释，这是文本创造的一种普遍形式。阐释体现着主体性原则，是接收、选择与创造的统一，从本质上包含着对文本意义的强化、整合与创新。

总而言之，文本意义结构的模式说到底是一种阐释者与传播者意义层次螺旋式上升的对话模式。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对话是认知发展之源。人类智慧、科学和哲学演进都是对话的历史结果。对话是思想的磨刀石。”^[39]文本传播的意义结构的最高抽象，是传播主体与阐释主体的二元互动的对话格局，它之所以呈螺旋模式，是由于对话的碰撞、交流、协调、整合直至意义不断创新，思想与智慧在这种时间与空间坐标系中不断形成一种螺旋上升的整合张力。从时间之维来看，人类文化传播的历史正是人类智慧不断创新和发展的历史，人类的进步、文化的发展以及社会的进步都是在意义结构的对话互动中不断发展的。文本传播的对话模式揭示了对话结构的关系和矛盾，正是这种矛盾推动着人类文化和个体思维的演进和发展。从空间之维分析，人类主体传播活动的横向展开是文化间、社会间沟通、发展、协调直至共享信息的基本条件。随着这种空间结构的不断扩展，世界成为一个“地球村”，人类有可能越来越减少隔膜，在人类面临的诸多重大问题上达成共识，从而相互理解和融合，共同建构一种丰富多彩的世界新文化。因此，文本意义的结构是构成文化传播社会化结构的基本内核。

【注释】

[1]王亚南：《口承文化论》，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10页。

[2]参见［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75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2版），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376页。

[4]参见郭庆光《传播学教程》，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8页。

[5]［美］比尔·盖茨：《未来之路》，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页。

[6]［美］梅尔文·德弗勒等：《大众传播学诸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0年版，第11页。

[7]大约在公元前6000年到4000年之间，在古代埃及和中国，人们开始用规范化的象形字来表达观点、描述事物并形成概念。我国的汉字，如果从仰韶文化晚期刻绘在陶器上的几何图形或符号算起，其形成与发展已有5000年的历史。原始汉字经过长期的使用、改造和完善，到公元前3000年的殷商时期，已发展成为相当完善的文字体系，即现在所称的甲骨文。

[8]印刷术起源于殷商时期的印章和公元200年的中国拓印术。大约在隋末唐初（618—647）中国人发明了雕版印刷术。世界上现存的第一本印刷品是我国唐朝（866）印刷的佛典《金刚经》。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毕升发明了活字印刷，给人类的传播注入了新的活力。尔后，活字印刷由蒙古人传到欧洲。公元1456年，德国铁匠古登堡摸索出金属活字印刷法，印刷了几百本《圣经》，开创了印刷机械化的时代。15世纪末16世纪初，印刷传播业在欧洲日益兴旺并发达起来。

[9]［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18页。

[10]［英］伯特兰·罗素：《西方的智慧》，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222-22 3页。

[11]马克思：《1861—1863年经济学手稿》，《马克思恩格斯全集》，1版，47卷，427页。

[12]肇始于19世纪资本主义的第一次工业革命，以1844年美国人S.莫尔斯用他发明的第一台实用电报机在世界上发出第一封电报为发端，标志着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电子传播时代。贝尔于1876年发明了电话，爱迪生于1877年发明了留声机，法国人马瑞1882年发明了摄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广播、电影、电视的相继出现，使人类文化传播的形式更加层出不穷，令人目不暇接。以1946年埃克特等人在世界上成功研制了第一台电脑主机——“埃尼阿克”为标志，使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新的纪元——网络传播。之后，1957年苏联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1969年美国通过电缆实现两台电脑对接，1980年结成国际互联网络，1994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纷纷提出“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等战略构想，各种不同的媒介功能逐渐趋于融合，使人类社会出现了全球化、信息化趋势，人类的社会形态和经济结构由此发生了革命性的巨变。

[13]我们看到，人类从语言的形成到文字的出现用了近10万年时间，从文字传播跨入印刷传播花了约4000年，从印刷传播迈进到电讯传播用了1200年左右，从电讯传播进入互动传播只有100多年，从电子媒介到如今的网络传播时代，才有几十年时间。由此可见，现代传播媒介的发展呈现出间隔越来越短、其容量和集合程度却越来越高的趋势。(www.xing528.com)

[14]［英］泰勒：《原始文化》，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页。

[15]见傅铿《文化：人类的镜子——西方文化理论导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16]转引自石川荣吉《现代文化人类学》，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17]转引自C.恩伯与M.恩伯《文化的变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29页。

[18]转引自陆扬、王毅《大众文化与传媒》，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0年版，第2页。

[19]［美］L.V.贝塔朗菲：《一般系统论》，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第165页。

[20]［美］C.格尔兹：《文化的解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1页。

[21]［美］莱斯特·怀特：《文化的科学》，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2页。

[22]参见方汉奇《中国近代传播思想的衍变》，《新闻与传播研究》1994年第1期，第79页。

[23]［美］C.恩伯与M.恩伯：《文化的变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7页。

[24]［英］摩尔根：《古代社会》（上），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3页。

[25]［美］C.恩伯与M.恩伯：《文化的变异》，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31页。

[26]参见邵培仁《传播学导论》，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11页。

[27]［美］罗伯特·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伊利诺伊州：自由出版社1949年版，第19页。

[28]［美］W.施拉姆：《传播学概论》，北京：新华出版社1984年版，第20-21页。

[29]参见刘敏中《文化学学·文化学及文化观念》，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77页。

[30]［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87页。

[31]［德］恩斯特·卡西尔：《人论》，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第4页。

[32]［英］洛克：《人类理解论》（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721页。

[33]［波兰］A.沙夫：《语义学引论》，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第164页。

[34]转引自王政挺《传播：文化与理解》，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78页。

[35]发生于1096—1291年的八次十字军东征，是宗教色彩浓郁的战争，其掠夺性以及给各国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与不幸，早已为世人所知。但这场战争对于文化传播与交流有着重大意义。当时西欧由东方传入了航海罗盘、造纸、火药、印刷等技术。1180年带回了叙利亚的风车；之后又带回了改进型的水车，用于灌溉他们的农田，学会了种植水稻、荞麦、柠檬等技术。法国和意大利的十字军还从东方学会了纺纱、织布和印染等方法。在精神文化方面，促使阿拉伯语文献大量流入欧洲，获得了失传八个世纪以上的一些古希腊哲学家的作品，取得了阿拉伯人和拜占庭帝国的学者在哲学、数学、天文、医学和建筑等方面的研究成果。在文学方面，东方故事和东方史诗被普遍吸收于欧洲文学中。荷兰音乐家克劳斯对伊斯兰文化对欧洲的意义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在公元8世纪，当阿拉伯人的文化登峰造极时，欧洲人还在野蛮的深渊里挣扎着，是阿拉伯人点燃了文明之火并照亮欧洲黑暗的走廊。这无疑是由于战争而带动文化传播的典型案例。

[36]［墨］罗森勃鲁特和威诺：《科学模式的作用》，《科学哲学》1951年第12期，第317页。

[37]McQuail，Denis etal Communication Model for the Study of Mass Communication.Longman Inc，NY.1981.P4

[38]参见任平《广义认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7页。

[39]任平：《广义认识论》，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3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