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是一种“主体—主体”之间交流和交换信息的精神交往行为，是一种符号化和意义化的过程。符号（Symbol）是文化传播的基因和代码，是文化传播的媒介和载体，是文化传播的基础。符号问题历来是文化传播研究的核心问题之一，对此我们必须给予必要的关注。
我们生活在一个符号化的世界里，人类社会是一个充满着各种符号的社会。在文明演进过程中，人类一直在创造、储存和使用着各式各样的符号。在文化传播领域，符号被看作是信息的外在形式和物质载体，是信息传递和文化传播中的一种重要元素。人们不仅通过符号的建构来形成理性、反映意义，而且通过符号来指称事物、表达观念和情感。符号的选择、运用和创造在人的认知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在卡西尔看来，“人的突出特征，人与众不同的标志，既不是他的形而上学本性也不是他的物理本性，而是人的劳作（Work）。正是这种劳作，正是这种人类活动的体系，规定和划定了‘人性’的圆周”[30]。人的劳作怎样，人的本质也就怎样；人的创造性活动如何，人性的面貌也就如何。但是，人的创造性的劳作必须凭借符号，离开符号将一事无成。因此，“人是符号的动物，亦即能利用符号去创造文化的动物”[31]。
文化的创造在某种程度上说，就是符号的创造和运用符号进行的创造。符号形成了文化传播的文本、信息和话语。英国哲学家洛克把符号看作是“达到和传递知识的途径”，他说：“我们如果想相互传达思想，并且把它们记载下来为自己利用，则必须为观念造一些符号，”“因为人心所考察的各种事物既然都不在理解中（除了它自己），因此它必须有别的一些东西，来作为它考察的那些事物的符号和表象才行。”符号学的任务就是“考察人心为了理解事物、传达知识于他人时所用的符号的本性”[32]。美国社会学家伦德贝格认为：“传播可以定义为通过符号的中介而传达意义。”波兰哲学家A.沙夫认为：“人类传播过程，虽然在它的进程和作用方面是复杂的，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人们是在行动中，即在合作中（因为所有的行动都是社会的行动），经过符号的中介传播明确的意义而进行传播的。”[33]在美国哲学家C.W.莫里斯看来，“人是突出的应用符号的动物。人以外的动物诚然能对作为别的事物的符号的某些事物做出反应，但是，这样的符号却并没有达到人类的言语、写作、艺术、检验方法、医学诊断和信号工具所具有的那种复杂性与精致性。……人类文明是依赖于符号和符号系统的，并且人类的心灵是和符号的作用不能分离的——即使我们不可以把心灵和这样的作用等同起来”。这些论述毫无疑问地说明了符号的基本特征即它的指代性。符号总是代表某一事物，它承载着一定的意义和内容。符号就是用来指称或代表其他事物的象征物。
符号为人类所独创和独有。人只能通过自己创造的符号世界来认识自己。动物既不可能创制符号，也不可能认识符号；人既可以将自己的思想和观念转化为符号，又可以通过符号的解读还原为思想和观念，而动物却无法做到。人可以通过符号将信息、价值、观念和思想传之千年、播之万里，跨时空、越种族，谈古论今，绵延不绝。由于人创造了符号，因而符号也就成为人区别于动物的分水岭。
人类创造的符号具有任意性、约定性、组合性和传授性等特征。符号是用来代表事物的。每个符号都有用什么来代表和代表的是什么两个方面，即符号的形式和内容，在符号学中被称为“能指”和“所指”。能指和所指之间的关系是任意性的。它们的联系和结合并非因为存在什么必然的关系，而完全是出于符号创造者的主观规定和社会成员的共同约定。因此，同样的事物可以用不同的符号来表达，而同样的符号亦可以表达不同事物的含义。这就是符号的随意性。但符号一旦创制完成，一经置于社会领域，得到社会成员的认可，成为社会约定俗成的表示意义的标记和一种社会习惯，任何人都必须遵守，不得随意改变。不仅创制者自己无权改变它，就是社会大众或政治集团也不能改变现存的符号。我们看到，符号是一个灵活的开放系统，而不是静止和孤立的。就语言符号来说，虽然字或字母的数量和句型的数量是有限的，但只要传播者掌握了一定数量的字和句型，就可以按一定的规则组合成无限量的具体词语和句子。符号的组合既依赖逻辑规律和语法规则，也依赖符号本身的开放性、灵活性和适应性。人类识别符号、理解符号和运用符号表达意义的本领并非天生的，而是后天习得的。符号的传授性的特点使使用者既掌握某些符号系统的组合规则，又掌握该类符号系统的文化密码；同时，它又可以使使用者由一个符号系统转入另一个或几个符号系统，从而实现不同符号之间的交流与沟通。(www.xing528.com)
符号是文化传播的介质。文化符号的魅力就在于：它揭示意义，是人类对象化的意义载体。人类只有通过符号才能实现信息、观念、意义和价值的交流与沟通。概括起来，符号具有如下功能：一是符号的指代和表意功能。指代功能是一切传播的基础。这种功能确立信息以及它所指对象的各种关系；其根本问题在于为指代对象建立真实的信息，即客观的、可观察到的和可验证的信息。符号学认为，事物的表现形态一般来说都是某种“符号”，人的认识活动就是认识各种符号所表示的“意义”，而符号的一项重要功能就是“表意”。也就是说，通过符号表示和传达传播者自己的情绪、感受、见解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知等主观信息。所以扬雄说：“言为心声，书为心画。”洛克认为，字是“心中观念”的记号，而心象又是用字来“意指”心外世界中的客体的记号。事实上，人与人之间交往和传播的目的是交流意义，表现为符号化（Encoding）和符号解读（Decoding）的过程。所谓符号化，即传播者将自己要传递的信息或意义转换为语言、声音、文字或其他符号的活动；符号解读则是受传者对接收到的符号加以阐释和理解，读取其意义的过程。二是符号的传达和交流功能。这就是说，作为精神内容的意义如果不转换为具有一定物质形式的符号，是不可能在时间和空间中得到保存和传播的。人类通过符号的使用来确立、维持和中断传播。人们要认识事物的意义，必须经过符号这个中介才能达成。三是符号的自律和显示功能。人类在运用符号指代事物、表达意义、传播信息的同时，符号对人亦有规范、控制和约束作用，这就是符号的自律功能。如中国古代所说的“言必信，行必果”（《论语·子路》）和“一言既出，驷马难追”等就是这个意思。此外，符号的使用和传播，还能显示个人地位的高低、经济条件的好坏、工作的主从关系和受教育的程度等等。四是符号的思考和认识功能。思考是人脑与外部世界相联系的内在意识活动，是一种内在的信息处理过程。思考本身是一个操作符号、在各种符号之间建立联系的过程。符号的认识功能就在于，依靠符号来解读对客观世界的认识，拓展人们对对象世界的认知空间，巩固和存贮人类的知识，并使之代代相传和不断丰富。
符号是不断发展变化的。符号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因为符号所承载的意义不是凝固不变的，它是活生生的、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精神媒介和思想程序。它体现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以及人与自我的种种复杂交错的文化关系、历史关系、心理关系和实践关系。人的需要是推动符号创新的根本动力，符号的创新又激发着、调整着需要的内容。所以，人类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实践中每天都在创造新的符号，淘汰或改变旧的过时的符号，从而适应人类社会发展和文化传播的需要。因此，符号的新陈代谢规律是社会发展中客观的普遍的规律。
总之，符号是文化传播不可或缺的基本要素，是文化传播的基因，是文化传播的主要载体和工具。从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所谓文化，究其本质乃是借助符号来传达意义的人类行为。人的世界本质上就是一个意义的世界。一个没有意义的世界，决不会被称为是“人”的世界。符号的意义可以分为三个层次：表面意义、深层意义、潜在意义。其来源是符号所处的社会环境或文化背景，即社会的文化观念、心理结构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借助于符号，人们表达自己、阐释世界、进行文化交流与传播。可以说，符号就是文化，符号就是传播。人们的符号化过程，也就是人们就如何理解世界而达成共识的过程。换言之，文化是人的“生存式样系统”，这个系统由人的不断传播着的各种符号所组成，其中主要是语言符号。文化的符号系统就其向外传播的“扩张”而论，指的就是由历史衍生出来的人们选择而成的关于意义、观念和一系列社会常规的共同约定。这些观念和常规影响着人们对于人类社会的认知、阐释和行为。其中主要是人们的价值观念、审美情趣、思维方式等主体因素的有机构成，以及相应的礼俗、制度、法律、民俗、风俗等规范。前者构成人们的心态文化层面，后者构成人们的制度文化层面。而我们所说的民族精神，便是一个民族深藏于共同文化中的共同的心理素质。它是一个民族最根本的传统，是该民族自古以来代代相传的独特的信息载体，它的高度稳定性使之成为人们思想行为范式的重要因素。“它既没有铭刻在大理石上，也没有铭刻在铜表上，但它铭刻在公民的心目中；它是国家的真正宪法；它每天都在获得新的力量；当其他法律过时或消亡时，逐渐用习惯的力量取代权威的力量。”[34]（卢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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