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传播与媒介变迁：文明演进的教程

人类是生物界的一个极其特殊的物种。人类的进化既包括了种群的基因进化，又包括了社会的文化进化。没有基因的生殖遗传，人类的物种属性就无法保持和变异；没有文化的社会传承，人类历史的文明就无以延续和发展。人类作为一个超越于普通生物界之上的独特的社会性物种，正是这两种进化的统一进程撞击合力的奇妙产物。

人类与一般生物相比，最根本的共同之处，在于人类也有一套通过生殖而遗传的基因信息系统。这是人类所拥有的第一套最为基本的信息系统，人类依赖此而繁衍生息。不过，人类物种的保持与人类社会的延续是同一个进程，人类物种自身的再生产和社会物质生活的再生产，二者构成了人类发展的两个相辅相成的基本方面。因此，人类与一般生物相比，最根本的不同之处在于，人类另有一套社会传承的文化信息系统。这是人类所拥有的第二套最为基本的信息系统，人类依赖此而发展进步。显然，这两大信息系统，从信息内容到传递方式，各方面都差异迥然，但在人类的发展进程中却缺一不可。基因信息的中断便意味着人类物种的灭绝，而文化信息的丧失则意味着社会历史的消亡。

将文化抽象描述为社会传承的人类第二套信息系统，而与生殖遗传的基因信息相对应，这不仅充分强调了人类社会进化的重大意义，而且也充分肯定了人类生物进化的必要前提。这样一来，实际上便把人类发展的两个基本方面有机地联系在一起，从根本上概括了人类物种归属于生物界而人类社会又超越于生物界的根本事实。这就使人类世界既得以拂去一切神秘虚妄的灵光，又不至于与所谓“社会动物”^[1]相混同，从而恰如其分地站到自然演化进程中的相应位置上去。

文化传播是人类社会长期发展的产物。据研究成果推断，人类交流最原始的方式大概是信号传播方式。大约在200万年前，地球上出现了会制造工具的猿人。随着劳动强度的增加和人脑容量的增大，人类通过一些有限的声音和体语符号来进行沟通和交流，如嗥叫、咕哝、尖叫、面部表情、手势信号等。这些声音和体语符号成为早期人类祖先进行交流和沟通的基本手段。美国学者梅尔文·德弗勒等人的研究成果表明，信号交流起源于人类原始祖先直立行走之前的猿人进化时期，他们与其他哺乳动物的传播方式大致相同，即用呼唤、尖叫及身体姿态来示意危险的出现和食物的存在，表明交配意图及协调活动。这个时期人类在生理上尚未发育到具有口语交谈的能力，因而他们所要传递的复杂意思十分有限，并且传播的速度也极其缓慢。信号传播同语言传播相比要颇费周折，因为传播者不得不去分解表达的意义。这样，传递的信息越长，接受者理解的困难也就越大。专门研究非语言符号的学者艾伯特·梅拉比安认为，语言可以传播任何信息，而非语言传播对于主题抽象的问题就难于阐释，像电影电视一类媒介，如果是无声形式，我们就会感到缺乏一定的理解^[2]。信号交流的局限性使人类不可能展现一种较为复杂的文化。由于没有语言的参与，人类就不能进行分析和综合，从个别归纳出一般，由前提推导出结论，他们的智力活动被局限在原始的初级的概念化过程之中。这个时期我们称之为处于萌芽状态的文化传播时代。

从沧桑的历史境遇中我们发现，文化传播生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联系，从而使人完成了从“自然人”向“社会人”的转变。马克思把人的现实性的本质看作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并把人看作是历史活动的主体。研究文化传播，就不能不研究人的社会活动，研究人与人的关系及其所属的集团、组织和社会，研究他们是怎样相互影响的。文化传播归根到底是人的一种社会活动，是人们在社会活动中对文化资源的分配和共享。离开了社会关系，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文化传播既不能存在，也不能实现。

大约在距今十万年前，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到语言交流时代，即我们所说的口承文化阶段。这是一次巨大的变革，是划时代的艰难飞跃。劳动创造了人类，也创造了语言。语言的产生是人类传播摆脱动物状态的决定性的一步，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化传播的开端，是文化传播研究的逻辑起点。对人类而言，文化之所以能够传播，首先是因为它有用，能够满足人们物质或精神上的某种需要。恩格斯指出：“劳动的发展必然促使社会成员更紧密地互相结合起来，因为它使互相支持和共同协作的场合增多了，并且使每个人都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共同协作的好处。一句话，这些正在生成的人，已经达到彼此间不得不说些什么的时候了。”^[3]可见，语言的产生是猿与人的分界线，其意义远远大于人类的祖先第一次直立行走和离开森林。有论者对人类语言的特征作了如下概括^[4]：第一，人类语言具有超越历史时间和空间的能力，它不仅能够表述现在，而且能够表述过去和未来；不仅能够表述眼前的事物，而且能够表述在遥远的空间中发生的事情。第二，人类语言具有无限的灵活性，可以表达任何具体的、抽象的甚至虚伪的事物，在表达内容上几乎没有任何限制。第三，人类语言具有发音的经济性，以有限的几十种元音和辅音，配之以声调变化，能够组合成数十万以上的语音单词。这说明，人类能够以最小的体能消耗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声音能力。第四，人类语言具有巨大的能动性和创造性。生物学和动物学的研究成果表明，从新生代以来，动物界几乎没有增加发声类型，它们只能靠有限的声音和特定的化学或物理信号进行传播。而人类则不同，人类在使用语言的过程中表现出无穷的创造力。人类不断创造出新词语、新概念、新含义和新的表达方法，并且能够将声音语言转换成文字或其他符号体系加以记录和保存；人类不仅创造了自己的生活语言，而且创造了科学语言、艺术语言以及以手语、计算机语言为代表的各种人工语言。语言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创造活动的历史。

一些哲人对此进行了精彩的论述。亚里士多德（Aristotle）把人规定为“逻各斯的动物”，恩斯特·卡西尔（Ernst Cassirer）也指出“人是符号的动物”。这两种说法的意思都是强调人与语言的关系。语言是意义的载体，超出感性直观的世界是通过语言来呈现的。当代西方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对这一问题的认识更是深刻。理性就是语言，思想是语言的直接现实，语言是人存在的家……种种不同表述都强调了语言在文化中的核心地位。维特根斯坦（Wittgenstein）曾把语言符号的功能概括为传播信息、表达情感与指导行动。伽达默尔（Gadamer）认为，语言本身就是一种世界观，人因为有了语言，所以有了一个“世界”，同“世界”有了一种“关系”，对“世界”有了一种特殊的“态度”。而且，语言与思维是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思维的规则与说话的规则相同，思维也就是内向操作语言。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社会实践中，人类逐渐提高了自己的抽象思维能力，语言成了一种能够表达复杂含义的声音符号系统。人类驾驭了语言，也就拥有了一个丰富多彩的“语义世界”。由于有了语言，人类个体的经验才得以交流并为集体所共享；因为有了语言，代际之间的文化传承才有可能延续下去并成为子孙万代的精神财富；正是因为语言，才使人类从心理到行为上在与其他物种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成为加速其进化的“核能”。语言成为轻便的达意工具，是文字符号出现之前最便捷、最普遍、覆盖面最广的文化传播方式。

语言传播的特征在于其共时性，是一种典型的“在场”的面对面的交流与传播。然而，在单纯依靠语言传播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由于缺少文字交流，生活很少变化。正如比尔·盖茨（Bill Gates）所指出的：“在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经历都是亲身的：视野太窄，社会太内向。外部世界存在的东西仅仅是一些道听途说而已。”^[5]由此可见，语言传播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一是由于发声功能的限制，口语只能在近距离内进行；二是口语转瞬即逝，记录性较差，其信息的保存和积累只能依靠人脑的记忆力。因此，语言传播受到空间和时间的巨大限制，它只能在近距离和较小范围内进行。

文字的发明使人类从原始文化的徘徊中走了出来，它使人类跃入了更高的文明层次，使文化传播从时间的久远和空间的广阔上实现了对语言传播的真正超越，从而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正如美国学者麦尔文·德弗勒（M.Defleur）等所描述的那样：“与工具、火、语言本身一样，文字是人类古今意义最重大的成就之一，没有它，世界上多数人仍将是文盲。”^[6]在古代社会中，文字理所当然地成为社会顶礼膜拜的神圣的符号，受到人们特殊的敬畏。难怪生活在古代文明中的人们把文字的发明归功于他们信奉的神：埃及人将其归功于智慧之神；巴比伦人将其归功于命运之神；希腊人将其归功于奥林匹斯的传令官和使者赫尔墨斯。只有中国古代人将汉字的发明归功于仓颉。

文字是在语言发展的基础上对原始图画的意义进行规范和抽象的过程中形成的^[7]。英国历史学家巴勒克拉夫在《泰晤士世界历史地图集》中指出：“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文字发明，是文明发展中的根本性的重大事件。它使人们能够把行政文献保存下来，把消息传递到遥远的地方，也就使中央政府能够把大量的人口组织起来，它还提供了记载知识并使之世代相传的手段。”文字的发明与使用是人类进步历程中最具意义的成就之一，它为人类交流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从而开创了文化传播的新纪元。与语言传播不同，文字传播的特征显著地体现在它的历时性上。文字的产生拓展了文化传播在时间和空间的维度，使之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文字的使用突破了语言在时空上的局限，使其具有规范、便携和长期保存等优点，所承载的信息也由简单、容易变得复杂和繁多。更为重要的是，以文字为核心的体外化信息系统的形成和扩展，大大地促进了人类生活的各地区经济、政治和文化的交流与融合，使社会结构发生了重大变革，使大规模的社会管理和控制成为可能。

事实上，在印刷术产生之前，人类社会的信息是难以大规模复制的。书本知识仅仅掌握在少数特权阶级手里，成为他们发号施令、进行文化垄断的工具。印刷术的发明，给整个世界的文明带来了新的曙光，使人类社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巨大变化，使文化传播告别“贵族”而面向大众，人类的文化传播真正步入了一个崭新的大众传播时代^[8]。(www.xing528.com)

印刷品的大量出现，大大激发了人们的求知欲，从而推动了教育的发展、文化的普及以及科学的启蒙和社会的进步，加速了欧洲封建社会的解体和资本主义的诞生。W.施拉姆指出：“书籍和报刊同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是联系在一起的。报纸和政治小册子参与了17世纪和18世纪所有的政治运动和人民革命。正当人们越来越渴求知识的时候，教科书使得举办大规模的公共教育成为可能。正当人们对权力分配感到不满的时候，先是报纸，后来是电子媒介使普通平民有可能了解政治和参与政府。”^[9]这段话高度概括了印刷媒介的发展在经济、政治、文化和教育中的巨大作用。罗素说：“随着印刷术的出现，大大扩展了新思想的传播范围，结果有助于去挖传统权威的墙脚。因为用方言翻译出来的《圣经》印刷成书，很容易到手，教会不能再用花言巧语来继续维持它在信仰方面事务的监护人身份。至于一般学术，也出于同样原因的促动而回到现世主义。印刷术不仅给批评旧秩序的新政治理论提供了传播工具，而且还使人文主义学者得以重新出版古代人的著作，随之促进了经典原著的广泛研究，有助于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10]今天，印刷媒介已经高度普及，渗透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书籍、报纸、杂志等出版物作为人们每天获得信息、知识、娱乐的基本渠道之一，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发生着越来越重大的作用和影响。马克思对印刷术在人类文明中的贡献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11]

如果说印刷传播实现了文字信息的大规模生产和复制，那么电子传播最重要的贡献之一就是实现了信息的远距离快速传输，它使人类知识经验的积累和文化传播的质量和效率都获得了空前的提升。以广播和电视为主体的电子传播，彻底突破了时空的限制，为文化传播开辟了一条便捷、高效的空中通道。不仅如此，电子媒介形成了人类体外化的声音信息系统和体外化的影像信息系统，使人类文化传播的内容更加丰富，感觉更加直观，依据更加可靠。卫星通信技术以及卫星广播、卫星电视的发展和普及，使大面积的跨国传播和全球传播成为可能。电脑的发明和电子技术的发展，使人类的文化传播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前所未有的网络信息化时代^[12]。

网络传播是指以电脑为主体、以多媒体为辅助的利用先进技术进行包括编辑、贮存、交换、放映、打印等多功能的信息传播活动。网络传播不仅具有综合性、主动性、参与性、渗透性和操作性的特点，而且具有灵活性、开放性和交互性的特点。网络传播的路径不是固定单一的，而是网状松散的；它既有点对面的传播，而更多的则是点对点、面对面的传播。网络传播连接着整个人类，消解着文化差异，扩展着思想观念，使人类进入了一个综合传播的新时代。

网络传播是文化传播在当代的主要形态。网络媒介的发展正在改变人们的交流习惯，并对人们的身份进行深层的定位。网络传播是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是现实世界的延伸和扩展。网络媒介有四个特征：一是可表达性，它能承载思想和感情；二是记录的长久性，也即对时间的超越；三是快速性，即对空间的超越；四是扩散性，可以达到所有阶层的人。网络传播正在改变着我们生存的世界，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方式、思维习惯和精神面貌。网络传播培养了人们的平等价值观念，淡化人们的地位和身份意识；网络传播是一种注重个性创新和个性文化的传播，它拒斥千人一面，崇尚文化多元；网络传播营造出人们通过自由交往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减少了那些不必要的中间环节；网络传播创造出人类历史上从未有过的新型的跨地域的“虚拟社区文化”，使人类文化的交流真正突破了时空的边界；网络传播还虚拟现实，强调创新，方便快捷，意义深远。然而，网络也存在着明显的局限性，它不可能取代其他媒体。网络还是一柄“双刃剑”，其负面效应必须引起高度重视，不可低估。网络既给优质文化的传播提供了方便，也为各种消极文化的滋生提供了温床。但这决不能成为我们拒绝先进文化传播工具的理由。我们不能因噎废食，因为信息化所带来的各种负面影响同其所带来的积极后果比起来毕竟处于次要地位。整个人类将在遍布世界的网络文化中生产和生活。人类既是网络文化的创造者和享受者，又在这种创造和享受中被网络所塑造。可以说，20世纪电子网络媒介的出现是人类文化传播史上的一次空前的革命，它极大地改变了文化传播和交流的方式，因而也改变了文化自身存在的形态，甚至改变了在其中得以展开的人类生活。毫无疑问，古往今来，没有一种传播媒介像网络媒介这样全面而又深刻地影响着整个社会。

沿着文化传播的历史路径，追问文化传播的历史动因，我们的主要观点是：首先，文化传播产生于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需要。人类要生存和发展，就必须进行物质生活资料和精神生活资料的生产。在生产过程中，人类必须结成一定的生产关系也就是社会关系。按照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人的所有关系都是在交往中实现的。交往是个人与个人之间、个人与共同体之间、共同体与共同体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离开了人与人的交往，人们之间的关系就消失了，社会也将不复存在。交往和传播是形成人的本质属性——社会性的基本前提，是人的社会本质的充分表现形式。交往和传播是人类的基本行为，它与人俱在，与生俱来。其次，传播媒介与社会发展、人类文明并行不悖。媒介是人类文明的精髓，历史是由占优势地位的媒介引导前进的。从本质上说，一部人类文明史就是一部文化传播史，一部媒介发展的创造史和变迁史。文化传播渗透于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之中。文化传播联络人类，维系社会，推动社会由低级向高级发展。文化传播经历了语言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网络传播依次递进和叠加的过程。文化传播与人类文明共振起伏、互动互进、休戚相关。没有文化传播，便没有人类的文明。再次，文化传播手段或媒介的进步不仅贯穿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整个历史过程，而且与人类社会文化的积累和变化密切相关。文化传播本身是人类社会文化创造和积累的产物，文化发展和创新的速度越快，规模越大，对文化传播的速度和规模要求也就越高，文化传播的过程与结构也就变得更加复杂。在很大程度上，文化的进步是通过其物化形态和传播方式实现的。所以，我们可以说，文化媒介的变迁决定了媒介传播机制的演变。一个时代的文化传播的性质和水平，不在于传播什么，而在于怎样传播，用什么媒介手段进行传播。文化发展的每一个阶段，都受到特定媒介的支配，而新的传播方式和技术的兴起都毫无例外地引起文化的变革^[13]。媒介在促进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新世纪，“信息时代”“传媒时代”和“媒介社会”的特征早已呈现在人类的现实生活之中。现代文化传播媒介的出现和发展正在改变着人类生存的社会文化环境及其整个生活世界，深刻地影响着人们的价值心理和价值观念。归纳起来，这种影响主要表现为如下一些方面：

其一，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对外在世界的理解认知系统。在传统社会，人们理解认知的社会文化系统主要是家庭、邻里、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礼俗文化，人与人之间主要通过“在场”的语言进行面对面交往和沟通。在整个交往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家庭、邻里、村落、社区及其相互间的文化意义和价值，在潜移默化之中建构起了自己的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的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人们整天被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纸、杂志等大众传媒包围着，它们负载着各种各样的文化信息，联系着整个社会生活，建构起了新的意义世界和人们之间相互理解认知的新的社会文化系统。在当代世界，事实上是大众传媒在主宰着我们的视听，决定着当代人感知外部世界的方式。

其二，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方式。在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建构主要是通过群体参与获得的。人们在家庭、邻里、村落和社区等社会群体的参与过程中一方面获得理解、领悟和认知，另一方面获得文化的价值意识。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不仅跨越时间和空间，也跨越各种社会共同体。人们获得某一种文化价值信息，并不是只在一个共同体内部传播，或者由一个共同体传播到另一个共同体，而是许多社会共同体同时获得同一的文化信息。大量的文化信息都是通过大众媒介跨越社会共同体来传播，使人们直接感受和感知文化传播的价值和意义。因此，现代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建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超越社会共同体的，是通过非群体性参与而获得的。此外，在传统社会，社区、群体以及整个社会呈现为一个封闭的系统，人们生活在相对孤立、彼此隔离的环境中，对外部世界的文化价值和意义很少感受和感知，因此在相当长的历史过程中保持着基本相同的道德风尚和伦理价值观念。在现代社会，大众文化传播打破了一切社会阻隔和羁绊，把彼此封闭孤立的社群联结在一起，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村落”。现代文化传播压缩了整个世界的时空距离，改变了整个社会的交往结构，使一切遥远的社会关系都变得近在咫尺，使人们有机会和条件分享世界不同文化的价值和意义，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了现代社会人们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

其三，现代文化传播改变了人们价值意识建构的内容。在传统社会，文化传播的内容主要是经验知识、风俗习惯、伦理道德等礼俗文化和观念。在现代社会，文化传播的内容则是非常丰富和广泛的。除世界各地的奇风异俗外，文化传播还涉及各种各样的科技知识、政治知识和艺术知识等方面的内容。人们每天通过报纸、广播、电视和网络等各种大众传媒感知世界，其文化信息容量比过去几个世纪的总和还要多。因此，大众文化传播建构的价值意识结构层次要比传统社会人们的价值意识更为复杂。

其四，现代文化传播建构价值意识的强度与传统社会不同。在传统社会，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活节奏、社会交往和文化传播的速度异常缓慢。人们生活在一种松散的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之中，文化资源极其稀缺。在现代社会，信息超载和信息爆炸是常见的现象。文化传播生成了一种信息密集型社会。各种大容量、高密度的文化信息川流不息，相互交织、碰撞、融汇，建构起了人们复杂的价值意识。此外，由于文化传播是不同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重组，而在现代社会中这种文化资源的再分配和重组不一定是均等的。但总的看来，文化传播正在改变着人们的理解认知系统和价值意识建构方式，使人们共享对彼此都有价值的文化。所以，当代文化正呈现出一种共时态的“混杂性”（Hybridism）的文化特征，人们正在走向一种混合型的、拼接性的、多样性的文化生存。随着人们交往实践范围的不断扩大，人们的文化和价值观念出现了同构化趋势和思维的同构化倾向。当然，不同文化之间的整合与同构充满着矛盾、冲突和不合理性，不可能一蹴而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