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歌曲发展历程：传承与发展研究

民间歌曲，又称民歌，是历史上产生的、由广大劳动人民在社会实践中为表情达意而口头创作的一种歌曲形式，经过广泛的口头传唱，并经过历代群众提炼加工而流传至今的民间歌曲。民歌是人民自己的创作，它记录了各时代人民的精神生活。民歌的乐观主义精神永远给人民以巨大的鼓舞和力量；它的一些富有哲理性的诗句给予人民思想上的启迪也是极为丰富的。民歌所涉及的生活面广，从民族历史到各个时代的社会生活；从各种劳动生活到家庭、婚姻和爱情生活；从各种民族民间风俗到宗教信仰，在不同民族的民歌中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反映。

我国民歌非常丰富，这是由于我们有长达五千年的文化生活历史。自古以来，我国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周礼》所记西周时就有39个民族），在历史上很早（商周时代或者更早）就开始和外域进行交往，后来陆上、海上交通不断发展，这些交往不单纯在政治方面，也不局限在商业贸易方面；文化艺术交往也是个重要方面，有时甚至还是交往的主要内容。这些因素都是不可忽视的。但是，更主要的原因还在于各民族长期自由地、独立地生息在各自特殊的自然环境与社会条件中。不同的生产劳动、不同的生活方式、不同的心理素质，加上不同的民族语言和地方方言所形成的不同的文化传统，使我国的民歌朝着日益多彩的方向发展。虽然我们不少民族的民歌都是单声部的，但有些兄弟民族如壮族、侗族、毛南族、布依族、瑶族、蒙古族等都有多声部民歌，有的近似支声复调，两声部或三声部和声，其中有不少大二度音程的运用显得很突出，因而在和声上具有民族特异色彩。在节拍方面，汉族和一部分兄弟民族，地区不分东南西北，共同的特点是普遍具有鲜明的一板一眼（二拍）和一板三眼（四拍）的节拍形式，一板二眼（三拍）和其他复拍子节拍形式的民歌较少。[1]而一般歌舞特盛的兄弟民族，如西北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东北的朝鲜族，他们的民歌节拍形式就比较多样，节奏形态也比较丰富，至于蒙古族西部草原的“长调”，更是非常悠长自由，几乎不是固定节拍所能规范的。

汉代韩婴说：“劳者歌其事。”是说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所唱的歌都以他们的劳动生活为内容。不过，我们从今天所收集的劳动歌曲来看，除了一部分与劳动有关或为劳动呼声以外，还有很大一部分是歌唱历史上民间英雄人物、传说故事、爱情以及生活哲理等远远超越了劳动范围。而且我们看到即使是劳动歌曲，其内容也是非常丰富的，有的还具有深刻的思想性，这说明我们劳动人民的精神世界何等广阔，虽然他们的劳动极简单，但思想感情却是丰富的、深刻的。即使是由劳动呼声组成的歌曲，其沉雄的音调也使我们深深感到劳动人民在平凡艰苦的劳动中所表现的坚强意志和乐观情绪。特别像纤工在和急流险滩进行搏斗时所唱的上滩号子，高亢的音调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气势和高度浪漫主义精神，不仅使我们感到一股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把我们带入到雄伟壮阔的生死搏斗场景中去，当战胜激流、闯过险滩后平水号子出现时，我们又分享到他们在搏斗胜利后的欢乐。

过去，生长在山区平原草地的农牧民，大概是唱歌最多的了。他们不仅在各种允许唱歌的劳动中即兴歌唱各种题材的歌，平时赶路的时候，不论是白天还是夜晚，也都习惯用歌唱驱赶寂寞和孤独，抒发他们生活中的各种感情和思虑。有一人独唱的，也有集体唱的。农闲时，特别是春节期间，各个村落组织的灯会秧歌队相遇，或集中在一个较大的村镇时，歌声更是此起彼落、相互竞唱，表演小节目也是出新争胜，常常要闹到元宵灯节以后才结束。山区的农牧民和平原草地的农牧民，由于生活环境、生产条件不同，演唱的季节、形式也都不同，所唱的歌词内容和音乐风格自然随之而异。

过去各种手工业工人、码头搬运工人、筑路工、船工、森林工人以及渔民和其他职业工人，都有自己的劳动歌曲。今天，由于劳动工具的变化，有些劳动歌曲已不再唱了。

各兄弟民族在历史上都是以能歌善舞闻名的，他们在欢度节日的时候，几乎到处会变成歌山歌海，除春节、元宵节以外，南方许多民族多在农历三四月的传统节日举行歌舞节；西北有些民族在青海、甘肃等许多地方都有“花儿会”，届时附近几个县的著名歌手云集在某些寺庙周围的林中草地上，少则数千人，多则几万人，上午拜佛游寺，下午进行集市贸易，同时赛歌，日夜不息。这种“花儿会”“庙会”实际成了这里农村男女青年社交聚会的节日，这时大家所唱的多是以爱情为主的社交歌曲。各兄弟民族多有酒歌、酒曲，其多半是在节日、婚丧喜庆日子里宴饮中相互祝贺、劝酒的歌，都是一些热情欢乐、富有民俗特色的民间歌曲。

在各族民歌中占有一定数量的爱情歌曲，是民歌宝库中闪光的一部分。虽然各民族人民表达爱情的方式不同，关于爱情的思维也各具特点，但爱情的纯、真、热、深却是一致的。在封建社会中，爱情总是要受到来自各方面的烦扰。汉族封建社会时期比较长，宗法社会的家规族法严酷，爱情总是要受到来自各个方面的限制、摧残、迫害，梁祝的故事流传全国，受到广大人民的同情。但是爱情是扼杀不了的，陕北诞生出《兰花花》，云南有《大河涨水沙浪沙》，山西、陕西有《走西口》，四川有《槐花几时开》，广西有《铁打的眼睛也望穿》，安徽有《姐在田里薅豆棵》，哈萨克族有《阿尔达克》等。每个民族、每个地方都能找到无限优美、深情、热烈的爱情歌曲。有些兄弟民族虽然没有封建思想的束缚，但家长包办婚姻却是比较普遍的，许多青年男女在婚姻上并没有自由。在此背景下，许多爱情悲剧故事流行于人民中，傣族有《娥并与桑洛》，傈僳族有《逃婚记》，侗族有《珠郎与娘美》，彝族有《阿诗玛》，白族有《望夫云》等。爱情的火花永远是扑不灭的。因此，在民歌中，旺盛的、燃烧着的爱情总是要强烈地反映出来。爱情歌曲中反映的社会生活是真实的，也是深刻的。旧的思想、旧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激起青年人的愤怒和反抗，也引起多数人的同情。因此，爱情歌曲一方面反映了人们纯真优美的情怀，强烈而美好的愿望；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人们心灵深处的忧虑和伤痛。旧时代表达爱情的这类民歌，固然不少是唱着欢乐明丽的曲调，但同样还有不少是充满缠绵悱恻、无限忧伤的心情，所以各民族这些表达爱情的民歌，常常闪出奇妙的光辉，存留在人们的心底。(www.xing528.com)

在一些风俗性的民歌中，如湖南一些地方的哭嫁歌，以朴素的语言表达情真意深的音调，其所揭示的家庭生活，远比一般民歌深刻得多，把父母、兄弟姐妹、姑嫂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和心理状态都清晰地反映出来，使听到的姐妹们不禁随着歌声流出了同情的泪水。在另外一些地方的风俗歌中，还保留了一些历史价值高的歌曲，如“跳丧”（古称“辟踊”）是一种很古老的风俗，（《礼记》）中已有记载，很有可能源于原始社会，湖北西南部山区土家族流行的“跳丧歌”（有舞的歌曲），大概就是这种风俗的遗留。

过去我们对于一些民族地区特有的音律、音阶、调式，容易主观片面地认为只是古老落后的文化现象，不能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认识其产生的历史生活背景，就不能了解其历史价值。如果我们将它们和出土的音乐文物联系起来，从音乐考古学角度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它们具有很重要的历史价值，就会看到各族人民为我们保存了几千年极其珍贵的活的音乐文物的功绩。如湖北土家族、云南布朗家族以及其他民族的民歌中有由小三度两个音构成的曲调。如果不从历史发展角度来看，就不容易看出它的历史价值。西安半坡出土的陶埙，根据科学测定，约为六千多年前母系社会的遗物，这里有一个一音孔埙，能吹出小三度音程的两个音。当时我们听到这两个音，因为缺乏实际的音乐佐证，只推测到这个小三度音程可能是当时人们所应用的某种音阶的两个音。当我们看到这些民族的由小三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后，才能推断这两个小三度音大概就是最古老的音阶。半坡的这个陶埙可以被认为就是当时的乐器，当然也不能排除它同时也是狩猎的工具。这样看来，这些由小三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就具有特别重要的“活化石”的历史价值了。

同样，江西南部又有纯四度的两个音构成的民歌，闽西山区也有类似的例子。由612，561，613，135，512，123等不同的三个音构成的民歌，在南方许多民族和地方（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地）都可以听到；北方满族多有123三个音构成的民歌，而朝鲜族民歌《月亮，月亮》则是由256（或512）三个音构成的。这些民歌虽只有三个音，但却具有明显的调式色彩。至于不同的四个音构成的民歌，不论南方和北方，许多民族、许多地方都有，很明显，是在不同的三个音的基础上再加上一个新的音而形成的，这就使我们有理由相信，我们现在的五声音阶和七声音阶的各种调式都是七八千年来经过若干阶段而最后相对固定成型的。这种情况，可以通过各地各个时代的土陶埙所能吹出来的不同数量的音，得到科学的证实。

人们在不同时代用客观存在的某一个音、两个音、三个音和四个音构成的音阶来歌唱，是有其时代烙印的，不可能是由于各时代人们的自由选择，像我们今天的作曲家具有自由选择的条件和可能。远古人民对音的认识必然是在时代限制下形成的心理习惯和审美习惯基础上产生的，对于这些历史性习惯的突破，则需要经过长时间反复实践之后才能出现。

如果说，各民族各时代流传下来的民歌曲调所用的音的多少，从中可以窥见音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具体形态的话，那么，民歌曲式的构成和发展，在民歌中同样留下了踪迹。大家知道，民歌并不只有一种曲式，有简短的单句式和上下句式，有起承转合的四句式，另外，还有三句式、五句式，以至别具一格的如湖北西部民歌中的“穿号子”等各种曲式，而且各种曲式也不是不可改变的固定模式，民歌曲式的千变万化，对于发展和丰富我们今天的歌曲创作都是富有研究价值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