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家埠：古城兴旺，交通枢纽，文化繁荣

徐家埠位于县城东北25公里处，张家岭后港水从镇中穿流而过，入北庙湖后汇入鄱阳湖。岸边楼房鳞次栉比，一座花岗岩石桥连接镇两岸。徐家埠古称“徐家埠市”，俗称“埠下”。

镇上房屋，除了正街铺面，其他多为祠堂，建造年代久远，既有建于明代的，又有建于清代的，还有少数房屋建于立镇前的宋代。街道全是花岗岩石板路面。中街上有座六墩七孔的石桥，长40多米，两侧有石条栏杆，上可坐人，当地人称“大桥”，相传为明初所建，后被洪水冲毁，于清代重修。街上傍河而建的房子半边建在水中，人称“吊脚楼”，别具江南水乡风格，其中，茶座“湖中楼”经办17代茶业。顾客在这里一边品茶一边观赏湖光山色，趣味无穷。走上徐埠大桥，首先映入眼帘的是宽而高的石头码头台阶。从元代开始，徐家埠人世世代代踏着它搬运、挑水、洗菜、洗衣。

桥南为下街，南侧有片茂密的树林，内有假山、石凳。宋朝时，这里是孙权的后代孙忠发的住处，后被辟为徐埠公园。

徐家埠地处全县中心腹地，物产富庶，水运方便，南可通吴城、南昌，东可达饶州、景德镇、南京、上海，西可抵九江、武汉等地。仗着这个优势，徐家埠历代为都昌农村的重要商埠和农产品集散地。

据考古发现，早在商、周时期，这里就有较大的部落。刘宋永初年间（420年—422年），古阳县城因湖水南浸而没。唐武德五年（622年），旧都昌县城建于王市（洞门）下游3.5公里处。那里河面宽，河水深，有王市的水运码头，来往船只及货物在此集散，商业非常繁荣。从当时流传下来的《十字歌》可以看出，当时的埠下商业相当兴盛：“十个大当铺，十个大作坊，船满十里港，街有十里长。”当地还有“买不尽的埠下，装不尽的吴城”之说。由此可见，当时徐家埠是何等兴旺。

徐家埠建市较早，据今至少有600年的历史。据徐姓家谱记载，元末时期，为躲避战乱，富商徐氏带着三个儿子由鄱阳皇岗迁来埠下，在埠下西端经商，开设八铺三行。不几代后，徐氏后人便占据了埠下半边街。这里由于徐姓多，故称“徐家埠”。延至现今，埠下的徐姓商店还有不少，传来已有数十代。据清同治版《都昌县志》记载，徐家埠市，水路通左里，商贾如云，乃都昌县境中郭市之盛者。《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载，徐家埠当华夏水入西洋水之口，为通湖口县孔道。

抗日战争爆发后，徐埠因地处赣北交通枢纽而成为中日双方对峙的战略后方。赣北由于中日双方设卡封锁，南北物资难以流通，只得暗地通过这个偏僻的港口进行转运，因而一时间内，这里的经济畸形发展。1941年国民军第147师第881团进驻徐埠。他们以国军上将刘士毅、团长李胎的名义和富商刘圣安合股开办“安平庄”，做军火、军棉等生意，一次就从外地购进棉花40船，使得这里的生意越做越大，客商越来越多，也使徐家埠享有“小南京”的美称。(www.xing528.com)

旧时的徐家埠有5家棉花行，分别是安平庄、裕农行、裕丰行、裕和行、竟成行；南北杂货商店有130多家，规模较大的有合和、宝成、集成、福成、九盛、鼎顺、鼎和、龙昌、振昌、永成和等；有大船3艘，职员百余人；有油坊9家，分别是国瑞、大昌、源顺、源发、新发、集兴、永昌、新成、源丰永，其中，源丰永创办最早，占地面积为2000多平方米，每年加工油菜籽十数万斤；旅店业，在镇上挂牌的、能歇客百人以上的有13家，如早园、士中、松虎等，能歇50人以上的有30多家；能办30桌酒席以上的大酒家有17家，普福、炳福、孔金等一次可办50桌以上。有时，外来客商日流量达一万多人，饮食店、摊贩、小吃不计其数。

据年事已高的旧职员回忆，当时徐埠的经营额相当大，一般的店铺每天所进的银圆都得用箩装，大店还得翻几倍，像合和、宝成，从外地一次进墨鱼竟达5万斤，还有毛边纸2000提，爆竹1000箱。销售方面，如一次从南昌来了个万铭记客商，他带来收购棉花的银圆多达40车（土车），以每车装2000块计，达8万元之多。当时两块银圆可买一担谷（100斤），难以想象40车银圆可购多少棉花。

从上述进出额两项可以看出，当时的徐家埠生意之兴旺远远超出一个县级市场的规模。当时的徐家埠一靠水运，二靠土车。徐家埠港里水满，船也满，土车一次可叫200辆，真是街上土车如龙，港里桅杆林立。

昔日徐家埠不仅商贾云集，车船辐辏，而且文化生活也异常丰富。徐银泉的文词剧团和高道理的采茶戏班经常演出，节日里还在湖洲上为老百姓义演。每到那时，吹弹歌唱的、算命卜卦的比比皆是。入夜，沿河长街灯火辉映，有“万家灯火照埠洲”之称；歌舞厅里挤满了观众，从这里唱出的“头戴花，脚踏花，手捧银杯奉香茶”的花歌，不知唱了多少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此歌唱遍了祖国大地，20世纪80年代还唱进了中南海，被收集在《中国民歌集成》中。美籍女传教士爱恩源到徐家埠后，见市井繁荣，竟赠送了一块题有“古镇英姿”的匾额。此外，镇上还有私塾三所，公立完小一所，培育了一代又一代人才。

抗日战争时期，一度极为兴盛的徐家埠亦难免遭到厄运，曾先后两次遭到日寇洗劫：第一次是1942年，日军将“永成和”“洁公祠堂”及街上1/5的铺面烧毁；第二次是1945年，溃败的日军火烧了徐家埠公园，使这里遭受了极大的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