茶马古道：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重要通道

从前述的茶马古道发展来看，昌都是一个重要枢纽——不仅是滇藏道和川藏道两条道路的必经之地，而且也是这两条道路的一个交会点。古道的存在早于茶马贸易的出现。茶马古道并非只是在唐宋时代茶马贸易兴起以后才被开通和利用的，早在唐宋以前，这条起自卫藏，经林芝、昌都并以昌都为枢纽而分别通往今川、滇地区的道路就已经存在和繁荣了，并成为连接和沟通今川、滇、藏三地古代文化的非常重要的通道。它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地区之间古代先民们迁移流动的重要通道，同时也是今川、滇、藏三地间古代文明传播和交流的重要孔道。

从考古文化遗迹看，远在四千多年以前，昌都就出现了像卡若遗址这样大型且时间延续极长的古人类聚落遗址。这说明至少在新石器时代晚期，昌都一带以卡若文化为代表的古文化已相当繁荣。昌都之所以能在如此早的时代就产生如此发达的古代文化，其原因正在于昌都位于今川、滇、藏三地之间古代文明交流与传播的重要孔道上。人们从卡若文化中，既可感受到川西、滇西北地区原始文化的因素与特点，也可感受到黄河上游地区马家窑等原始文化的某些影响，同时亦能发现其自身的特点。这说明卡若文化具有浓厚的复合文化特点。它并不是一种孤立发展的原始文化，而是与周邻地区诸原始文化之间存在广泛的联系和交流。卡若文化的这一特点，正好说明当时的昌都一带不仅是卫藏与今川、滇西部地区原始文化发生交流联系的通道，同时也是各种原始文化因素传播和荟萃的重要枢纽地区。

在今川西高原的甘孜州、阿坝州内和滇西北横断山区一带，发现了大量的石棺墓葬，俗称“石棺葬”。这种石棺葬在岷江上游地区、雅砻江流域地区和金沙江流域地区均有较为密集的分布。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虽存在某些地方性差异，但其主要特征和文化面貌在总体上趋于一致，其时代则是从商周一直延续到东汉。值得注意的是，石棺葬不但在昌都地区的芒康、贡觉、昌都有发现，而且在林芝都普，山南隆子、错那、乃东乃至喀则地区的仁布、萨迦等地也有发现。学者们从石棺葬形制和出土器物上明显发现西藏石棺葬同川、滇西部地区石棺葬之间存在密切的关联性，特别是昌都和林芝一带的石棺葬，基本上与川、滇西部地区的石棺葬属同一个文化系统。从分布上看，则更能说明问题。川、滇西部是石棺葬最流行、最集中和发现数量最多的地区，而目前西藏所发现的石棺葬绝大多数集中分布在由川、滇西部高原进入西藏的主要通道的沿线范围。从川滇西部高原越过金沙江、澜沧江、怒江等，经昌都、林芝、山南、日喀则，是古往今来由川、滇西部进入卫藏的主要通道，也是最便捷、最易行走和最重要的路线。一般说来，古人选择道路主要是沿河道而行。这条路线的绝大部分路段恰恰是河流所形成的天然通道。茶马古道（亦即今滇藏公路和川藏公路沿线）就正好是沿着这一通道行进的。所以，由石棺葬可以证明，以昌都为枢纽的茶马古道路线很早以来就是一条今藏、川、滇三地居民沟通往来的重要通道。这条通道被开通的历史，从考古发现看，至少可上溯到距今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或更早。

在茶马互市的时代，西藏芒康的盐井（藏语称“察卡洛”）因其传统制盐术和井盐而出名，并成为茶马古道从云南进入西藏后的第一个驿站，是横断山区举足轻重的物资集散地。现在仍有极少的马队穿过刀削斧劈般的峡谷将盐带出芒康。半山腰上的古道见证了千年盐井的兴衰往事。千百年来的产业积淀使这里成为藏族聚居地区的富庶之地，同时也是茶马古道上的重要驿站。(www.xing528.com)

茶马古道的马帮在运送茶叶的同时，也传播了沿线像香格里拉、丹巴、松潘等地区的黑陶工艺文化。据说，黑陶工艺系唐代文成公主带到吐蕃的工匠传授给藏族人民的手工艺。这一陶器工艺，极大地改变了藏族人民的生产生活方式，是藏汉文化相融合的结晶。由于黑陶含有大量四氧化三铁而呈现出导热快、不会因热胀冷缩而开裂的金属特性，特别适合藏族聚居地区人民为保暖而围坐火塘以壶熬茶的品饮习惯。黑陶具有“黑如碳，硬如瓷”的特点。这种陶制品目前主要发展为与藏族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坛、罐、壶、香炉、酥油灯具五大类别。如今的黑陶已经成为藏族聚居地区手工业的名牌产品。纯手工制成的黑土陶，造型古朴，器形虽生活化但不失艺术美感。

在藏族聚居地区，饮茶更是僧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因为茶能使僧人“神智清醒，勤奋修行，增进智慧”。很难设想，当初如果没有茶马古道的存在，藏传佛教怎能和茶叶结下如此不解之缘。

此处有必要叙及藏族聚居地区茶叶的种植问题。历史上，更确切地说是在印茶还未倾销藏族聚居地区以前，历代统治者不仅严禁茶叶走私藏族聚居地区，而且为了有效地发挥边茶的羁縻功能，“素禁茶种入藏”。清光绪年间，张荫棠在藏期间，因印茶倾销西藏，严重冲击边茶市场，力主抵制印茶，提出“宜破除故见，以川茶子输藏，教民自种”，着手在拉萨地区试种各类树木，且育苗植茶，并“派员往四川、印度学种茶、制茶之法。凡宜种茶天气暖热之地。山坳岩间，当先以工布、巴塘毗连野人一带和熙之地试种”（《致外部电陈治藏刍议》）。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川督令金川地区屯兵就地种植茶树，“先求多栽多活，次求采制得法”。后因政局鼎革，亦再无人问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随着生产的发展，藏族聚居地区种茶变为现实。1956年驻守在察隅县的部队，用云南的大叶种和小叶种茶籽在下察隅区日马乡播种，最后成活2000多株。这2000多株茶树不仅生长发育良好，而且所结茶籽还繁育了后代。1964年，有关部门采这些茶叶制成了红茶、绿茶，经中国科学院茶叶研究所评茶专家审定，认为“嫩度良好，外形紧结肥壮，香气纯正，滋味浓”，符合优质红茶、绿茶品质标准，从而开创了西藏本土生产茶叶的新纪元。从1971年开始，西藏自治区农牧厅等先后从四川、云南、湖南、浙江等省调进茶籽10多万公斤，分别在海拔1570—3700米的20多个县试种，虽有一些地区因气候条件限制未试种成功，但现今已经成功地在察隅、米林、林芝、墨脱、波密等县逐步形成了一片世界屋脊新茶区。西藏地区的茶马古道沿线所出现的新茶区，不仅结束了藏族聚居地区不能种茶、藏族饮茶而不种茶的历史，而且也为藏族的茶文化增添了新的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