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马贸易及其对茶叶管理的影响

为了加强对茶叶的管理，唐朝制定了专门的茶叶贸易的政策。其一是实行专门的“茶马互市”。唐玄宗开元十九年（731年）允许交马、互市在赤岭（即今青海湖东面的日月山）进行。其二是实行茶税。始于唐德宗建中三年（782年）九月，为解决安史之乱后的国库空虚问题，采纳了侍郎赵赞的建议，对竹、木、茶、漆实行“十税其一”。贞元八年（792年），茶税当年收入达四十万贯。大中六年（852年），茶税达到六十万贯以上，充实了国库。其三是实行“榷茶制”。大和九年（835年）“王涯献榷茶之利，乃以涯为榷茶使，茶之有榷税自涯始也”。（《旧唐书》）把茶叶的经营置于官府的垄断之下，严禁私茶贸易。

至赤松德赞时期，藏族即以马匹大量换取内地的茶叶，茶马贸易开始发展起来。吐蕃为了加强对茶叶贸易的管理，派专人负责经营汉藏茶叶贸易，称为“汉地五茶商”。吐蕃尊佛带来了喝茶风气，对于每日打坐诵经的僧人来说，茶的提神和“涤烦疗渴”的作用尤其重要。唐人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中记载：开元中，佛教禅宗盛行，僧人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辗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随着唐蕃之间的交往增多，特别是内地的大量禅僧相继到吐蕃传法或经由吐蕃去天竺求法，使这种饮茶习俗也传播到藏地。藏族最初学会煮茶也是源自和尚。晚唐时期，吐蕃王朝的热巴巾赞普（815—838年）开展了空前的尊佛运动，推行了“七户养一僧”的制度，藏地的喇嘛从此脱离生产，专事修行。在这一时期，又有大批汉族禅僧来藏传法或经吐蕃去印度求法，他们将内地烹茶的方法和饮茶的习俗传给了藏地的僧人。据《汉藏史集》记载，“对于饮茶最为精通的是汉地和尚，此后噶米王（即赤松德赞）向和尚学会了烹茶，米扎贡布又向噶米王学会了烹茶，这以后便依次传了下来”。由于藏族百姓对喇嘛向来十分崇敬，所以喇嘛们的饮茶习惯极易被人效法。(www.xing528.com)

吐蕃王朝的最后一位赞普朗达玛“灭佛”以后，大量僧侣被迫还俗，遂将在吐蕃上层流行的饮茶之法传到了吐蕃民间，饮茶之风在吐蕃大众中很快演变为燎原之势，成为藏民族的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习俗。

晚唐之后，唐蕃关系进入了一个较稳定的和平友好共处时期。“安史之乱”对内地农业破坏严重，唐朝需要从藏族聚居地区长期输入马、牛，便以缣（丝织品）、茶等物与吐蕃市易，从而使双方间官方和民间的贸易都大大活跃起来，不仅在陇、蜀、洮、岷一带出现了官方开办的市易区，民间贸易渠道也发展起来。大量经济实惠的茶叶品种开始由政府组织，有计划地输入藏族聚居地区，为发展汉藏之间的茶马贸易通道创造了条件。从那以后，真正意义上的茶马古道，便在民族地区间的政治主导和经济需求的推动下，在中国西部逐渐形成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