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路及机构发展

（一）清代茶马机构的沿革

清沿明制，恢复明代在陕西的五个茶马司：西宁司（驻西宁）、洮州司（驻岷州）、河州司（驻河州）、庄浪司（驻平番）、甘州司（驻兰州）。顺治二年（1645年）派巡茶御史一员，辖五茶马司各厅员，督理茶马事务，驻巩昌府城；又设苑马寺卿一员、钦监七员。具体主管各茶马司事务的是各司厅员，“每年榷茶中马，各厅员实掌其事”。顺治三年（1646年），为了加强管理，下诏：甘镇以茶易马各番于开市处所互市，不容滥入边内。顺治四年（1647年）又差满巡茶御史、汉巡茶御史、笔帖式、通事各一员，并开展与蒙古的茶马贸易，定互市地点于张家口之西的直隶河宝营地。

康熙初，茶马司茶篦无人问津，其机构形同虚设，官营茶马机构的裁减便成为必然。康熙四年（1665年），裁陕西苑马各监，开茶马市于北胜州。

康熙七年（1668年），裁撤茶马御史，茶马事宜归甘肃巡抚兼理。

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刑科给事中裘元佩言，洮、岷诸处额茶三十余万篦，可中马万匹；陈茶每年滞销，又可中马数万匹，请遣员专管。

康熙三十六年（1697年），差部员督理茶马事务。同年以“兰城无马可中”为由撤销了甘司。至康熙四十四年（1705年），以前中马最多的西宁、河州二司也出现“招中无几”之境况，而不得不将库存茶篦变价折银充饷。又“以奸商恃有前例，皆分带零运，私贩转多，饬照旧缉捕，停差部员，仍归甘肃巡抚兼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年），于兰州设立茶司，令兰厅管理，称“甘司”。雍正初年，年羹尧奏请移互市于那喇萨喇地方（日月山），准岳钟琪之请仍开河州、松藩互市，又将那喇萨喇互市移至丹噶尔寺（今湟源县地）。

雍正三年（1725年），西宁茶司归西宁府管理。雍正九年（1731年），命西宁五司复行中马法。雍正十三年（1735年），复停甘肃中马。从此，官营茶马贸易便退出了历史舞台。

随着清初大规模统一战争的结束，一个统一的、地域范围比前朝更为辽阔的、多民族的国家已经得到巩固和发展的时候，茶马贸易这种单一的民族贸易形式，就被品种更为繁多、贸易形式更为灵活、流通区域更为广泛的民族贸易所取代，茶马贸易的衰败也就成为必然。

（二）清代川茶的边销

清代茶法沿用明制，有官茶、商茶、贡茶之分。官茶，“储边易马”；商茶，“给引征课”；贡茶，“上用也”。清初在西北设五司恢复茶马旧制时，蜀地没有推行此法，而采用了引法，即由商人的自由营运取代官营茶马体制。四川之引法分腹引、土引、边引三种。腹引行内地，土引行土司，边引行边地。土边二引以雅茶专销康藏，称南路边岸；又以四川灌县、大邑、什邡、安县、平武、北川、汶川等产茶行销松潘、理番、懋功等地，称西路边岸。南路、西路皆属专岸。顺治年间，川茶共十万六千二百引。康熙年间，“四川产茶多，其用渐广，户部议增引，迄康熙末，天全土司、雅州、邛、荥经、名山、新繁、大邑、灌县并有所增”。

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增边腹引一万零一百零五引；二十九年（1690年），又增二千四百二十三引；四十一年（1702年），定四川省天全土司增五千六百引，雅州增二千七十九引，邛州三百引，荥经县三千五百零四引；四十四年（1705年），增名山县三千三百一十引，雅州腹引南销改为边引行茶；四十五年（1706年），又增四川新繁、大邑、灌县一千九百引；四十八年（1709年），又增天全土司五百一十引，四十九年（1710年），增行七百二十引，雅州增边引一千九百八十引；五十九年（1720年），四川省茶课及边引、土引共六万四千零九十八引。四川茶税皆论园论树征，然而“树有大小，园有宽狭，岂能一致？若据以为额，未得其平”。雍正年间，改为按斤两征收茶税，并将旧例每斤征课二厘五毫，“酌减其半，无论边、土、腹引，俱纳银一厘二毫五丝”。又由于川茶行销，其引尚不敷用，“于是复增，各府、州、县再行给发”。

从此川边茶引额实际上已不受限制，因为当民族地区边茶引额不敷用时，政府就会增发茶引。雍正十年（1732年），还开“预颁茶引”之制，“川省行茶，原以部引为凭，自应请引行运。但口外番夷贸易多寡，内地州县无从查考。或见番客云集，茶斤易售方请增引。如必候部颁发，则番客已去，各商未免畏阻不前。请于额颁之外，预颁茶引五千张，收贮巡抚衙门，俟有请引州县，一面题报，一面即将部引发下。”也就是说清政府已不再限制民族地区的茶叶供应，而是尽可能地满足少数民族对茶叶的需求，茶叶的调拨量完全由市场的供求关系来决定。

在明代，政府专营控制茶叶产销环节的目的是保障官营茶马贸易。而清代对茶叶走私虽然也是严加防范，但是官茶商运、陈茶变卖和销边茶引的发行，都使茶叶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少数民族地区。在茶马互市衰落中，清廷顺势而为，不断调整其茶马政策，不论从清初仍行茶马法的陕甘地区，还是已经不行茶马之法的蜀地都可以看到茶叶的流通渠道日益宽阔，由限量供应到充分满足藏族聚居地区的消费。

不仅如此，茶马贸易官营之制也有所松动，顺治十八年（1661年），从达赖喇嘛及根都台吉之请，于云南北胜州以马易茶。康熙四年（1665年）覆准云南北胜州开茶市马，商人买茶易马者，每两收税银三分，由抚臣详造交易细数，“番商”姓名，每年题报。雍正三年（1725年），西宁茶马改归西宁府管理，规定二、八月为交易期，集市初设于日月山，后因日月山地方狭窄，移于丹噶尔，交易数额不限。这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蒙古族、藏族等民族的互市要求。

（三）改土归流后的普洱府以及普洱茶

清顺治十六年（1659年），吴三桂平定云南，将普洱、思茅、普藤、茶山、猛养、猛暖、猛棒、猛葛、整歇、猛万、上猛乌、下猛乌、整董编为十三个版纳，统归元江府管辖。康熙三年（1664年），设元江府普洱分府，移元江通判驻普洱，为普洱通判，管辖十三版纳。这一时期普洱茶发展迅速。《思茅县志》载：“顺治十八年（1661年），思茅年加工茶叶十万担，经普洱过丽江销往西藏茶叶三万驮之多。”雍正二年（1724年），茶商和工匠大量涌入茶山，达“数十万”之众。

清代于雍正七年（1729年）设置普洱府于今天的宁洱，并在思茅城内设普洱茶局管理茶叶的种植、加工制作及销售。思茅城私商（指茶商）一律赶走，不得经营茶叶生意。由云南总督鄂尔泰选取最好的茶菁，制成紧茶、茶膏，作为贡茶。

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清廷对普洱府茶业情况做调查，对私商经营茶叶进行了政策调整。据道光《普洱府志》记载，“普洱茶名重天下，每年纳茶六七千驮（每驮120斤计，合72万斤—84万斤），入山作茶（指茶商及工匠）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为了“杜绝衅端，不许客人上山作茶”，又从收缴茶税入手，准许私商办“茶引”购茶，规定“普洱府年发茶引三千，每引收税银三钱二分（加其他税费，合每引征税一两，年征收茶税合三千余两），行销办课，定额造册题销”。其后在府地设“茶局”专办茶引发放、税银征收和贡茶的例银发放，同时作为贡茶押运的监督机关。

乾隆年间，六大茶山所产的普洱茶列为贡品，年解贡茶660担，贡后方允许民间私商进行交易。清代，云南铜矿、盐矿继茶后，再次变成暴利产业，许多外省人前来投资开矿。产业间的相互拉动是惊人的，铜盐的急速发展催生了许多新的集市。一转眼，“蛮民杂居，以茶为市……衣食仰给茶山……夷汉杂居，男女交易，士农乐业，盐茶通商”，好不繁荣。

李拂一《镇越县新志稿》载：“清道光同治间，易武产茶额七万担，光绪三十年间，因战乱易武区茶产额减为二万担。”也是这一时期，出现了对现当代影响很大的老字号茶庄。

从道光至光绪初年（1821—1876年），思茅城商旅云集，市场繁荣，“年有千余藏族商人到此，印度商旅驮运茶、胶（紫胶）者络绎于途”。滇南商道已成为一条“茶叶商道”，印度、缅甸、暹罗（泰国）、越南、老挝、柬埔寨各国，均有商人来往于西双版纳和思茅、普洱之间。这时期的普洱茶马道异常兴盛。

清人檀萃《滇海虞衡志》中云：“普茶，名重于天下，此滇之为产而资利赖者也。入山作茶者数十万人，茶客收买运于各处，每盈路，可谓大钱矣。”道光《普洱府志》载：“车里（景洪）为缅甸、南掌（老挝）、暹罗（泰国）之贡道，商旅通焉。威远（景谷）宁洱产盐（指磨黑），思茅产茶，民之衣食资焉，客藉之商民于各属地或开垦田土，或通商贸易而流寓焉。”茶马古道之商旅络绎不绝，由此可见一斑。

关于清代进贡普洱茶的情况，可从这一段话了解：“贡茶案册知，每年进贡之茶，例于布政司库铜息项下动支银两一千两，由思茅厅领去转发采办，并置办茶锡瓶，缎匣木箱等费，其茶在思茅本地收取，鲜茶时须以三四斤鲜茶方能折成一斤干茶。每斤备贡者，五斤重团茶、三斤重团茶、一斤重团茶、四两重团茶、一两五钱重团茶，又瓶盛芽茶、蕊茶、匣盛茶膏共八色，思茅同知领银承办。”当时，地方官员要备办“贡茶”，普洱六大茶山和其他一些产茶区的少数民族，均以茶作为主要经济来源和物物相换的对象，所以几乎处处种茶，户户卖茶，马帮塞途，商旅充斥。“这一时期每年约有马帮五万匹马于春秋二季来回于滇西、滇南及缅、越、老等地运输茶叶，随着茶叶运输的繁忙，客栈、食馆、商店也应运而生，生意兴旺，第三产业在交通沿线发展起来。”来往于思普区的马帮运输有几条干线。其一，“由下关经凤庆（顺宁）、云县、临沧、景东、景谷、双江运输猛库茶、凤庆茶至下关加工为沱茶，每年约有驮马四千匹驮运”。其二，“由蒙自向西至临安（建水）、石屏，往南至江城抵西双版纳”。其三，“以玉溪为起点，经石屏、元江、磨黑至普洱思茅”。

海关的设立也增加了普洱茶的出口运销。(www.xing528.com)

清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1895年6月21日），清政府与法国政府在北京签订《中法商务专条》，其中第三条规定“议定云南之思茅开为法越通商处所”。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1897年2月4日），英国又强迫清廷在北京订立《中缅条约附款十九条》，其中第十三条规定“将在思茅设立英国领事官驻扎”。根据上述条款，1897年1月2日，法国在思茅建立了海关。1902年5月8日，英国在思茅建立海关。据海关统计，自民国元年至民国十二年（1912—1923年），经由思茅海关出口的红茶，价值白银110210两。18、19世纪在思普区进行茶叶贸易的茶商有两大部分，“石屏茶商主要垄断易武茶区的茶叶运销，腾越、思茅茶商主要垄断猛海、猛遮茶叶的运销。此外，中甸、德钦（当时称为阿墩子）的藏族商队，每年有驮马三百至五百匹来到西双版纳驮运茶叶，销往西康、西藏，每年约三千担”。在茶叶加工制作上，20世纪30年代，思茅曾建立过“思普企业局”，并在勐海南糯山建立思普茶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墨江县有私营景星茶厂。

光绪年间，云贵总督在普洱增设盐茶道，下设官茶局及盐提举司，加重了对茶商、茶农的苛派。由于茶捐过重，茶农受损，茶商亦无利可图，以至造成“普洱产茶，颇为民害”（见吴应枚《滇南杂记》）。“到光绪末年，普洱茶已由过去年产八万担的高峰跌落到五万担，许多茶商和马帮只得另走他途。过去马帮络绎、商旅塞途的景象一去不复返。”到抗日战争结束的1945年，全区茶叶产量降到1500担。到1949年，全区茶园残存面积仅31400亩，产量仅6992担，降到历史最低点，普洱茶马道亦从兴盛逐渐走向衰落。

（四）晚清的茶叶变局

清末，由于印茶入藏，使汉、藏经由茶马古道而进行的各项贸易活动受到影响。光绪十四年（1888年），英帝国主义发动入侵西藏的战争，迫使清政府签订了《印藏条约》和《印藏续约》，规定开放西藏的亚东为商埠，五年内藏印贸易互不收税。

从18至19世纪，欧洲列强通过各国的海外殖民部、外交部或东印度公司等多次向西南派遣各种身份的“植物猎人”“探险队”“考察队”，如英国的罗伯特·福琼、“采花领事”福雷斯特、弗兰克·金登·沃德以及近代的文字学者洛克等多人都充当过“植物猎人”，采集过中国西部的茶树标本和数以万计的植物资源。

今天喜马拉雅山下印度的大吉岭茶园，其实是一次大掠夺的结果。19世纪上半叶，英国东印度公司计划在其殖民地建立茶园，但没有成功。公司遂派英国人罗伯特·福琼来中国非法采集茶种、茶苗，偷偷学习种茶方法，并寻找茶工。当时有许多西藏茶工拒绝跟随福琼到印度，他只能转到福建一带寻找茶工。

那时欧洲人尚不知红茶和绿茶源于相同茶种。福琼发现，两者其实出于同一茶种，只是加工方式不同。这一说法一度在英国引起争论。欧洲人对茶的喜好使得茶成为中国重要的贸易商品。由于中国垄断了茶的生产供应，巨大的需求使得欧洲国家难于提供对应的商品来平衡贸易。向中国输出鸦片又遭到中国的抵制，鸦片战争也改变不了对中国茶叶的依赖。同时中国严守茶的种植和加工秘密，垄断茶叶贸易。

罗伯特·福琼在1839—1860年曾四次来华。1851年2月，他通过海运运走2000株茶树小苗、1.7万粒茶树发芽种子，同时带走6名中国制茶专家到印度的加尔各答。此后，印度的茶叶开始取代中国的茶叶登上贸易舞台。到1890年，印度茶叶占据了英国国内市场的90%。

由英帝国主义控制的印茶乘机倾销到了西藏，特别是对南路边茶造成了很大的冲击，以至边茶市场急剧萎缩，销售量下降40%。但在茶叶品质的竞争中，雅安边茶仍占优势。那时藏族搭配饮用，以川茶为主，印茶为次，称为“和茶”。

当时西藏人民为了维护国家利益，宁愿以高出印茶十来倍的价格购买川茶。西藏地方政府面临印茶销藏带来的政治经济危机，更是竭力主张禁止印茶入藏。十三世达赖喇嘛还亲自出面向清廷呼吁，要求清朝政府配合行动，制止印度茶销藏。

清朝四川总督刘秉璋更是主张力禁印茶行藏，免贻后患无穷。清廷奉命与英国谈判《藏印通商章程》的张荫棠从川藏茶利、汉藏经济、政府税收以及茶农茶商利益等角度考虑，亦力主反对英国在西藏倾销印茶，保护川茶销藏。其后，川督赵尔丰为了反对英帝侵略西藏，保卫边疆，则在雅安设立边茶公司，支持西藏人民抵制印茶。公司改良茶种，整顿川茶，在打箭炉设立分公司，打破边茶不出炉关的限制。并在理塘、巴塘、昌都设立售茶分号，减少中间环节，迅速将川茶运往西藏。四川茶叶成为汉藏民族共同反对英帝国主义侵略西藏、倾销印茶的斗争武器。

（五）清代茶马古道路线沿革

清代的茶马古道的入藏路线，四川以康定为中心，云南以丽江为中心。这是随着茶叶集散地变化而来的，当然，也有其政治原因。

1.川藏道

清朝进一步加强了对康区和西藏的经营，设置台站，而且由于当时政府把这些茶马古道沿线上位于藏族聚居地区的邮驿机构称为“塘”，所以今天的沿线城镇才有理塘、巴塘、壤塘等带有“塘”字的地名。

川藏茶马古道南路茶道以康定为出发点，过雅砻江、理塘、巴塘、江卡、察雅、昌都而入藏，而从昌都到西藏的路线，千年来没有太多变化。

北路茶道也从康定出发，过道孚、炉霍、甘孜、德格，渡金沙江，与南路会合于昌都。

2.滇藏道

清代在云南大力推广茶叶种植。普洱府建立后，云南茶叶产量猛增。顺治初年，清政府应五世达赖之请，在北胜州（云南永胜）设茶马互市。雍正五年（1727年），为平定阿布巴之乱，3000滇军进藏，从剑川至察木多（昌都），沿途设立台尊。随着进军的行程，滇商陆续进入西藏贸易。到清中叶，滇藏贸易集散地北移至丽江、中甸。

这个时期茶马古道路线：勐海—普洱—宁洱—大理—剑川—丽江—中甸—德钦—昌都，与西川茶马古道会合入拉萨。

3.川陕道

清末，临邛所产砖茶，从临邛经成都、绵阳、广元、宁强、汉中、天水至兰州。四川邛崃、灌县、大邑所产的绿茶，经成都，转宁强、汉中，再转天水，也运抵兰州。紫阳茶由南紫阳、西乡、洋县、汉阴运至汉中，经双石铺、两当、徽县，到天水，再分销甘谷、秦安、清水及陇南各县。巴山绿茶由四川西北部的安县、北川、江油、平武运抵文县碧口镇，再经武都分运，经天水达兰州。

4.川青道（松潘道）

由成都向西北行，经灌县、威州、茂县、松潘，出黄胜关，经郎木寺、拉卜楞到西宁，交会于进藏大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