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茶马古道沿革及影响-茶马古道文化遗产线

元代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自唐宋以来的茶马贸易不复存在。元代对茶马古道产生重大影响的，一是元代创建的站赤制度，二是元军南下的行军路线图。

（一）元代驿站

元代交通网络实行的是以大都为中心的驿站（站赤）制度，有很强的军事政治目的，“通达边情，布宣号令”。马可·波罗在游记中写道：“每一个驿站，常有四百匹良马，供大汗信使来往备用……在每个驿之间，每隔约五公里，就有小村落，大约有四十户人家。需要火速传递消息的话，那么驿卒们一日飞驰三百多公里，有时甚至是四百公里。”

站赤分陆站和水站。陆站又有马站、牛站、车站、轿站、步站之别；北方使用雪橇地区间有狗站；水站中又有海站。陆站间的距离从五六十里至百余里不等。如果站程相距较长，中间又置有邀站以供使者暂息。每站当役的上户及所备马、牛、舟、车等交通工具的数目，视其繁忙程度而定，从百余户至两三千户不等。步站置有搬运夫，专司货物运送。这些都无疑对沿途的养马和运输业带来很大的影响。云南因政治中心转移，从昆明通往各地的路线便忙碌起来。

据史料所载，当时全国有驿站1500多处，涉及茶马古道区域的有：陕西行省陆站80处，水站1处；四川行省陆站48处，水站84处；云南行省马站74处，水站4处；甘肃行省马站6处。从青海汉藏交界处始，直至西藏萨迦，共设大驿站27个。这些驿站实际上把各地交通都串联起来，打破来以往零散乃至唯一的交通线路的阻隔，联成交通网络。

（二）元军南下的路线

忽必烈亲自率元代中路军，经阿坝草原循大渡河西岸草原而下，过鱼通（康定东部）、长河西（泸定县大渡河西）、宁远（石棉县与九龙县境），从泸定东渡大渡河，进入雅州（雅安），过飞越岭（今汉源县西北），抵达满陀城（汉源县西北飞越岭至古城间）。这时，西路已报摩西部落迎降，兀良合台亟待忽必烈入滇主持战事。于是，忽必烈率中路军自富林渡口（今汉源），再次跨渡大渡河，取唐古清溪道（从安宁河到西昌），经安宁河谷（今四川凉山一带）向南，穿行山谷二千余里，进至金沙江。

中路军的进兵路线，是大渡河河谷地带，沿途山路崎岖，悬崖绝壁林立，马不能行，军队不得不“舍骑徒步”，“日行不能三二十里”。

历史上著名的“元跨革囊”，说的就是忽必烈进至金沙江后，乘革囊及筏渡江到丽江，然后从丽江进攻大理。

中路军的进攻路线异常艰苦，许多路线之前并不被记载，他们通过军事行动开创了一条新的通道，历史影响很大，后来许多云南马帮都从这条路线到达四川和西藏。

（三）元代茶马古道路线沿革(www.xing528.com)

元朝对茶继续沿袭宋朝的禁榷垄断制度，视私贩茶者与私贩盐者同罪。由于元朝在畜牧业方面吸取了唐宋以来的经验，建立了自己齐备的马政制度，使战马的供应得到了保证，因不乏战马，故不再将川茶运往西北藏族聚居地区交换战马，而改为就地销售。同时，元朝又采用“因其俗而柔其人”的治藏之策，这样马便在元朝失去了原来的角色。但是元朝仍然重视茶叶向藏族聚居地区的销售，主要是因为茶马贸易带来的巨额赋税。据《元史·食货志》载，元世祖至元六年（1269年）茶税年纳银达一千五百万锭。为此，元朝曾一度设立“西番茶提举司”，在碉门（今四川天全县）等地互市。因官府加价过高，“西番茶提举司”难以为继。元朝官府不得不放弃经营，改由商人自行购销，按引纳税，将茶销往藏族聚居地区。虽然元朝对茶马互市并不重视，但是却非常重视对古道的开拓，大力开辟驿路、设置驿站，使川西、滇西北和与西藏的茶马古道大大延伸。

滇川道：

中庆（昆明）—富民—武定—元谋—会理—德昌—西昌—冕宁—越西—甘洛—汉源，与四川站赤道相接，最后至成都。

另一条滇川道走的是“五尺道”：

中庆（昆明）—嵩明杨林—寻甸易隆—马龙—曲靖—宣威—威宁—乌蒙（今昭通）—大关—盐津豆沙关—盐津—老雅乙抹（今盐津滩头），由此转水路顺川江可直下川、鄂、苏，到达长江中下游地区；也可渡过金沙江，与四川道相接，前往中原内地。

滇藏道：

中庆（昆明）—安宁—禄脿—禄丰—舍资—楚雄—南华—祥云—大理—洱源—剑川—丽江石鼓—中甸—旦当（今德钦）—芒康—左贡—八宿—然乌—波密—林芝—西藏

川青道：

从邛崃、名山、雅安、乐山等地经成都、灌县（都江堰）、松州（松潘），过甘南，入青海东南部，然后分运至西藏、青海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