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帝国兴起的同时，松赞干布于631年统一诸羌，建立了吐蕃王国，开始和尼泊尔、唐有了往来，这就为陆路佛教传播路线的转向提供了条件。《宋史·吐蕃传》提到了公元627年以后吐蕃经常到唐朝贡的情况：“吐蕃本汉西羌之地，其种落莫知所出。或云南凉秃发利鹿孤之后，其子孙以秃发为国号，语讹故谓之吐蕃。唐贞观后，常来朝贡。至德后，因安史之乱，遂陷河西、陇右之地。”
松赞干布于640年和唐建立友好关系，641年迎接文成公主进藏。唐蕃古道开始形成。《旧唐书·吐蕃传》是这样记载的：“贞观十五年，太宗以文成公主妻之，令礼部尚书、江夏郡王道宗主婚，持节送公主于吐蕃。松赞率其部兵次柏海，亲迎于河源。”
在此以前，松赞干布先娶尼泊尔尺尊公主，吐蕃到尼泊尔的古道已经接通了，随着唐和吐蕃来往，自然连成了唐、吐蕃、尼泊尔的唐蕃尼古道。最初顺着尼婆罗道出行的是官方使节。根据列维（S. Levi）的研究，唐朝使臣王玄策，贞观十七年（643年）、贞观二十一年（647年）、显庆二年（657年）三次都是沿唐蕃古道，经过尼婆罗国（尼泊尔）出使天竺（印度）。
王玄策三次出使印度说明尼婆罗道可以延伸到印度。尼婆罗道成为当时唐朝和尼泊尔、印度连接的重要通道。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当时佛教传播路线有陆上和海上两条道路。现在来分析一下陆路的活动情况。根据《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载的情况并结合我们的初步调查和核实，我们可以整理出唐代高僧从陆路出西域求法线路的大致情况：
表1.1 唐代商僧出西域求法线路情况
续表
可以看出，从贞观十五年（641年）文成公主进藏到唐朝与吐蕃关系破裂（唐高宗咸亨元年，670年）期间，取陆路往印度的僧人主要是走尼婆罗道，这说明唐朝—吐蕃—尼泊尔—印度的佛教传播路线开始形成，也说明这条线路当时很重要。由于后来唐蕃开战，尼婆罗道暂时中断，更多的僧人取海路。
以上讨论的尼婆罗道主要是指从西宁经拉萨到尼泊尔再到印度的线路。根据我们的初步调查研究，从拉萨还有一条茶马古道线路出印度，即沿雅鲁藏布江上游马泉河西行，进入西藏阿里，出札达和噶尔可到印度、巴基斯坦。
前面提到玄照法师出行路线，已经涉及这条路线。《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了太州玄照法师第一次出行印度的路线，有这样一段话：“背金府而出流沙，践铁门而登雪岭。漱香池以结念，毕契四弘；陟葱阜而翘心，誓度三有。途经速利，过睹货罗，远跨胡疆，到吐蕃国，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未至之间，长途险隘，为贼见拘。”
从这次出行记录看，玄照先由丝绸之路翻越帕米尔高原到中亚，然后又折回到吐蕃，蒙文成公主送往北天，渐向阇阑陀国。根据义静的记录习惯，如果从吐蕃取道尼泊尔，总要加以说明，而记录玄照出行路线并没有提到尼泊尔。玄照应该是从吐蕃境内某个离阇阑陀国比较近的地方渐向阇阑陀国。阇阑陀国，即北天的王都Jalandhar，也就是现在印度北部萨特莱吉河边上的贾郎达尔。从贾郎达尔顺萨特累季河上游西行，就进入西藏段的朗钦藏布，汉语称象泉河。
当时帕米尔的中亚一带可能有线路直接通吐蕃，因为不仅玄照翻越帕米尔高原以后折回吐蕃，《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记录道希法师出行路线时，提到道希法师翻越雪岭以后也经过吐蕃：“涉流沙之广荡，观化中天；陟雪岭之嵚岑，轻生殉法。行至吐蕃，中途危厄，恐戒检难护，遂便暂舍。”(www.xing528.com)
以上的佛教陆路西南转向线路都可以统一到唐蕃古道上。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二条路线是蜀身毒道。西汉张骞所提到的蜀身毒道，是从四川经过云南再到印度的古道。这条古道从唐代开始已经有了佛教传播的迹象。玄奘谈到过这条道路的情形：（迦摩缕波国以东）“山阜连接，无大国都，境接西南夷，故其人类蛮僚矣。详问土俗，可两月行入蜀西南之境。然山川险阻，瘴气氛沴，毒蛇毒草，为害滋甚。”
《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卷上“支那寺”也谈到了从蜀川出去的情况：“古老相传，云是昔室利笈多大王为支那国僧所造。（支那即广州也。莫诃支那即京师也。亦云提婆佛呾罗，唐云天子也）于时有唐僧二十许人，从蜀川道而出，（蜀川去此寺有五百余驿）向莫诃菩提礼拜，王见敬重，遂施此地，以充停息，给大村封二十四所。”
慧琳《一切经音义》卷八一在注释“牂牁”一词时，谈到了蜀身毒道在当时的路况：“若从蜀川南出，经余姚、越嶲、不韦、永昌等邑，今并属南蛮，北接互羌，杂居之西。过此蛮界，即入土蕃国之南界。西越数重高山峻岭，涉历川谷，凡经三数千里，过土蕃界，更度雪山南脚，即入东天竺东南界迦摩缕波国。”“此山路与天竺至近，险阻难行，是大唐与五天（竺）陆路之捷径也。仍须及时。盛夏热瘴毒虫，不可行履，遇者难以全生。秋多风雨，水泛又不可行。冬虽无毒，积雪冱寒，又难登陟。唯有正二三月仍是过时。仍须译解数种蛮夷语言，兼赍买道之货，仗土人引道，展转问津，即必得达也。”慧琳这段话没有提到哪些僧人走过这条路，不过作于南诏中兴二年（892年）的《南诏图传》（现藏于日本京都藤井有邻馆），描绘了很多梵僧人物及其活动，说明处在蜀身毒道重要地段的南诏一带佛教活动当时已经相当昌盛。
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三条线路是滇藏线。9世纪，滇藏之间已经有佛教传播。《南诏图传》（文字卷）记载：“保和二年乙巳岁（825年）有西域和尚菩立陀诃来到我京都云：吾西域莲花生部尊阿嵯耶观音，从蕃国中行化至汝大封民国，如今何在？”
剑川石宝山石窟有不少印欧人像。比如第一号窟刻有题记，题记中的“天启”为南诏第十代王丰祐的年号，天启十一年即唐大中四年（850年）。该窟刻有深目高鼻印欧人像。第三号窟也有外国人像，旁边刻有“波斯国人”的字样。其他一些石窟中也散见有宽额头、大鼻子、阔下颌的印欧人像。剑川石宝山位于茶马古道进入藏族聚居地区的要道上，是云南西藏印度线上佛教传播的重要证据。
云南大姚白塔是我国现存最早的藏式喇嘛教塔型，历史久远，造型在云南独一无二，相传为唐天宝年间（8世纪中叶）进入滇中地区的吐蕃所建。如果这个时间成立，则滇藏线上佛教传播时间还可以上推到8世纪。
滇藏道和蜀身毒道的佛教传播在大理一带相遇，至今在大理一带可以看到很多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相互融合的现象。
佛教陆路传播西南转向的第四条线路是川藏线。川藏线上有关佛教早期传播的记录比较晚，一些寺庙还能够反映出早期佛教传播的情况。雅安永兴寺始建于唐，地处雅安市蒙山西麓，以汉传佛教为主的佛寺。康定塔公寺修建于七世纪中叶，至今已有1000多年的历史，位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康定市塔公镇，塔公寺后来是藏传佛教萨迦派（花教）俄尔巴传承寺院。康定南无寺，位于康定市城南，是著名的黄教寺庙，北宋年间建，原为藏传佛教中一座白教寺庙，建于今跑马山。以上是川藏线上始于唐宋时代的佛寺，但年代上还需要进一步确定。川藏线上更多的是明代以后的佛寺。可以说，川藏线上的佛教传播大约开始于唐代，由西向东是藏传佛教的传播方向，由东向西是汉传佛教的传播方向，两者在四川的康定、雅安一带衔接。但川藏道上留下的证据似乎说明当时川藏道不如唐蕃古道、蜀身毒道、滇藏道活跃。
从以上初步分析可以看出，我们提到的属于茶马古道的几条主要线路，从唐代开始都不同程度地成为佛教的主要传播路线。这种重叠可能不是偶然的，大致说明了在茶马古道的形成过程中，佛教传播路线的西南转向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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