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以前仅在今天的四川、湖北、安徽、江苏和浙江个别地方产茶。到唐代，产茶区不仅集中于江淮地区，而且怀州河内郡、寿州寿春郡、庐州庐江郡、蕲州蕲春郡、申州义阳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定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峡州夷陵郡、归州巴东郡、夔州云安郡、雅州卢山郡及金州汉阴郡、兴元府汉中郡都出产贡茶。
陆羽在其《茶经》中提到剑南、淮南、山南、江南、浙西、浙东、岭南等地共有43个州产茶。从唐宋时期的著作中，可以粗略统计出唐代产茶州县遍及全国的69个州，即陕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梁州、光州、申州、舒州、寿州、蕲州、黄州、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苏州、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汉州、越州、明州、婺州、台州、恩州、播州、费州、夷州、鄂州、袁州、吉州、福州、建州、韶州、象州、归州、夔州、庐州、饶州、怀州、江州、循州、岳州、抚州、洪州、安州、潭州、和州、朗州、容州、邕州、封州、高州、巴州、渝州、涪州、简州、池州、汀州、漳州和扬州，分属于今天的江苏、浙江、安徽、江西、湖北、湖南、四川、云南、贵州、广西、广东、福建和陕西、河南14个省区。这些记载说明，唐代不仅产茶地区广泛，而且有种类繁多的名茶。
不仅如此，在茶利刺激下，各产茶区的产量亦呈增多的趋势，唐宪宗元和以前，蜀地蒙顶茶因产量少而十分昂贵，“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吸引了很多趋利者竞相栽种，结果“竟栽茶以归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元和郡县图志》一书中如此记载：“蒙山，在县南一十里。今每岁贡茶，为蜀之最。”
作为一种经济作物，茶叶较之粮食作物更易于商品化，生产者种植、加工的目的就是为了交换，自家食用量很少，除贡茶和茶课外，大量茶叶投入市场，因此茶叶的商品市场不仅仅局限于产茶区，茶叶贸易随着饮茶风气的北渐已由产茶区波及非产茶区。
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茶叶的商品化程度也日益提高。当时还出现了以茶为生的专业户，如浙西的祁门“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祁之茗”。唐代开始形成全国统一的茶叶贸易大市场。而且茶叶市场已延伸到了周边地区，如寿州、舒州、顾渚、蕲门、昌明、邕湖等地所产的名茶已传入吐蕃。
茶马贸易，至少包含两个方面：一是传统的茶马互市，以茶易马或以马易茶；二是通过马来运输茶而形成的贸易通道与贸易文化、民族交流带。前者在中国多个政权并存的唐宋时期体现得尤其明显，后者在自元以后的大一统格局下显示出新的特点，就是贸易的民间性与民生性。
我国的藏民族生活的高寒地区，海拔都在三四千米以上，糌粑、奶类、酥油、牛羊肉是藏族的主食。在高寒地区，需要摄入含热量高的脂肪，但没有蔬菜，糌粑又燥热，过多的脂肪在人体内不易分解，所以《滴露漫录》等文献称“其腥肉之食非茶不消；青稞之热，非茶不解”，茶叶既能够分解脂肪，又防止燥热，故藏族在长期的生活中，很快形成了“不可一日无茶”的饮食习惯，但藏族聚居地区不产茶，只能用兽皮、药材和马匹从四川及云南换回茶叶。
而在内地，民间役使和军队征战都需要大量的骡马，但供不应求，而藏族聚居地区和川、滇边地则产良马。于是，具有互补性的茶和马的交易即“茶马互市”便应运而生。这样，藏族聚居地区和川、滇边地出产的骡马、毛皮、药材等与川滇及内地出产的茶叶、布匹、盐和日用器皿等，在横断山区的高山深谷间流动不息，并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日趋繁荣，形成一条条延续至今的茶马古道。
在我国西南地区的历史上，早在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茶已经作为奢侈品进行贸易。
西汉的“牦（旄）牛道”，就是茶马古道最早的雏形，也就是茶马古道交通运输体系中的川藏边茶线路。(www.xing528.com)
当时，巴蜀（尤其是雅安）地区的商者就与大渡河以西称为牦（旄）牛夷、（羌）邛、莋等部交换牦牛、莋马等物，而茶叶作为内地特产也应在交换物之中。牦牛、牦牛夷等部族进行过骡马、牦牛等物交往；因产量不高而往往只作为药用的茶叶，也是一项流通货物。从蜀地到达康定的新都桥、塔公草原和木雅藏族聚居区域等地方的道路，人们称这条最早的民间通商交往的路为“牦牛道”或“马道”。
在今天看来，这条道路的走向如下：成都—临邛（邛崍）—雅安—严道（荥经）—大相岭—旄牛县（汉源）—飞越岭—化林坪—沈村（西汉沈黎郡郡治地），渡大渡河至磨西，然后到达木雅草原（今康定新都桥、塔公草原一带）的旄牛王部中心，而当时的沈村地区是进行交易的口岸。
公元前138年，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在大夏（巴特布里亚）见到筇竹杖及蜀布，经详细询问，知道有一条商路经身毒（印度）通往云南和四川。张骞出使西域，确认了云南很早就和南亚、西亚、中亚有交往，而汉武帝遣使者的寻访，让中原接触到了西南边疆的文化。西汉王朝明白，一旦官方打通这条早已存在的民间商道，西方文明将会和中原文化相接触，商贸、艺术、文化的交流将会有新的通道。
著名的蜀身毒道的路线分东西两线，这条远征线路其实连接了五尺道、灵关道、博南道等既有的局域网络。
西线：蜀郡（成都）—青衣（名山）—严道（荥经）—旄牛（汉源）—越巂（西昌）—会无（会理）—青蛉（大姚）—弄栋（姚安）—云南（祥云）—叶榆（大理）—博南（永平）—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缅甸
东线：蜀郡（成都）—青衣（清神）—乐山—僰道（宜宾）—石门（盐津）—朱提（昭通）—味县（曲靖）—滇池（昆明）—弄栋（姚安）—云南（祥云）—叶榆（大理）—博南（永平）—永昌（保山）—腾越（腾冲）—缅甸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在云南设置郡县，开“五尺道”，从四川宜宾至云南昭通、曲靖附近，因路宽仅五尺，故称“五尺道”。
五尺道的开辟连通了咸阳经四川与云南东部，官吏入滇治理。汉代又开通西昌沿金沙江入云南的灵关道，东西线在大理交会以后被称为博南道或永昌道，经保山、德宏到缅甸、印度、阿富汗等海外诸国，或经保山、腾冲至缅甸、印度阿萨姆等地，成为连接南亚、西亚而达欧洲的古代通商贸易和文化交流通道。
向南方，则有进桑麋冷道：滇池（昆明）—通海—贲古（蒙自蛮耗）—进桑关（河口）—麋冷（越南安郎）—交趾（河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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