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麟先生说：“三纲说在西汉的时候才成立。”张岱年先生在1989年出版的《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一书中也指出：
“三纲”之说，始于汉代。先秦时代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孟子、荀子都未讲“三纲”。孔子讲过“君君、臣臣”；孟子讲过父子、君臣、夫妇、长幼、朋友等人伦；荀子讲过“君臣、父子、兄弟、夫妇……”。然而都没有提出所谓“三纲”。《韩非子》书的《忠孝》篇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可以说是三纲观念的前驱。[4]
张先生所说，与贺先生所说“由五伦的相对关系，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是相一致的。张先生把《韩非子·忠孝》篇“强调臣对君、子对父、妻对夫的片面义务”，视为“三纲观念的前驱”，这也是近二三十年学术界的主流观点。然而方文认为，“三纲”之说“在孔子、孟子那里已非常清晰……‘三纲’这一术语虽然直到汉代才为人使用，但是‘三纲’所代表的思想是从孔子开始提倡的”。方文提出了与学术界主流观点不同之说，但却没有用史料来证明在孔、孟、荀等先秦儒家的思想中君臣、父子、夫妇已经是“绝对的关系”或“片面的义务”。
在方文第二节“‘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中，作者所引用的史料，只有“世衰道微……孔子惧，作《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是出于先秦时期的孟子所说，其余都是出于秦以后的文献。孟子所谓“孔子惧，作《春秋》”云云，就是孔、孟“非常清晰”地表达了“三纲”之说吗？而且，即使如后儒所说“《春秋》大旨，其可见者：诛乱臣，讨贼子，内中国，外夷狄，贵王贱伯而已”（《朱子语类》卷八十三），也没有清晰地说明孔子作《春秋》就是提倡“三纲”之说。
相反，方文第三节“儒家从来都反对‘无条件服从’”，其中引的都是先秦时期孔、孟、荀的史料。如引孔子说：“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论语·先进》）孟子说：“长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孟子·告子下》）荀子说：“逆命而利君谓之忠”（《荀子·臣道》），“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荀子·子道》）。方文也注意到，在《孟子·万章下》的一段对话中，孟子提出“为臣者，有时可推翻君位，有时当离之而去”。然而，这里所说的孔、孟、荀等“都反对无条件服从”，符合从汉代才有的“三纲”之说吗？董仲舒所谓“臣妾受命于君……臣不奉君命，虽善，以叛言”，能说是“从道不从君”吗？在董仲舒的言论中，可曾表达了“为臣者，有时可推翻君位，有时当离之而去”的意思吗？汉儒所谓“臣，牵也，事君者，象屈服之形”，与孔子说的“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没有歧义吗？事实上，方文第三节所引用的史料，正说明先秦儒家是主张“五伦的相对关系”，而汉代则“进展为三纲的绝对的关系”。
孔子不仅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而且说“勿欺也，而犯之”（《论语·宪问》）。所谓“犯”，就是对君主的过错要敢于犯颜进行批评。子思说：“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郭店楚简《鲁穆公问子思》）孟子说：“责难于君谓之恭，陈善闭邪谓之敬，‘吾君不能’谓之贼。”“人不足与适也，政不足间也，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荀子说：“以德覆君而化之，大忠也；以德调君而辅之，次忠也；以是谏非而怒之，下忠也。”“故谏争辅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国君之宝也……”（《荀子·臣道》）孟子和荀子都肯定了“汤武征伐”的合理性，即所谓“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梁惠王下》），“汤武之诛桀纣也……若诛独夫”（《荀子·议兵》）。
与先秦儒家不同，韩非在《忠孝》篇提出“尧、舜、汤、武，或反君臣之义，乱后世之教者也”，此即反对儒家所肯定的尧舜禅让、汤武征伐。他提出“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的三“常道”，强调“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这就使君臣、父子、夫妇之间成为绝对尊卑和主从的关系。韩非还提出：“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韩非子·扬权》）此即“秦制”君主集权的组织原则，而三“常道”即后来的“三纲”，它是与君主集权制度相契合的。
《史记·韩非列传》说韩非之学“归本于黄老”，的确如此。提出“君臣易位谓之逆”，将君臣、父子、夫妇与“阳尊阴卑”相联系的，不是出于先秦儒家，而是本于黄老学派的《黄帝四经》[5]。正因为有黄老学派与先秦儒家的这一不同，所以在汉初景帝时发生了黄生与辕固生关于汤武是否“受命”的辩论。黄生说：“冠虽敝，必加于首；履虽新，必关于足。何者？上下之分也。今桀纣虽失道，然君上也；汤武虽圣，臣下也。夫主有失行，臣下不能正言匡过以尊天子，反因过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也？”辕固生则说：“必若所云，是高帝代秦即天子之位，非邪？”于是景帝说：“食肉不食马肝，不为不知味；言学者无言汤武受命，不为愚。”此后，“学者莫敢明受命放杀者”（《史记·儒林列传》）。
如果了解了以上背景，就可以明确汉儒提出“三纲”之说，正是吸收了黄老学派和法家的思想因素，而与“汉承秦制”相契合。董仲舒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这绝不是先秦儒家的观点，而是有取于黄老学派和法家之说。方文所谓“‘三纲’思想产生的历史背景”，不应归本于孔子“作《春秋》”，而应从秦汉之际这一历史的“大变局”来理解[6]。
董仲舒是《春秋》公羊学家，此学派崛起于汉初，也是与“汉承秦制”相适应的。董仲舒说：“《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故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春秋》之大义也。”（《春秋繁露·玉杯》）这里的“屈民而伸君”，正是“三纲”之说的要旨；而“屈君而伸天”，则是强调“天子受命于天”，要用“天神”的权威和“阴阳灾异”来节制君权。
其实，“屈民而伸君”不一定就是《春秋》的本义。如《春秋左传》有云：
所谓道，忠于民而信于神也。上思利民，忠也；祝史正辞，信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圣王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桓公六年》）
国将兴，听于民；将亡，听于神。神，聪明正直而壹者也，依人而行。（《庄公三十二年》）
所谓“上思利民，忠也”，就是君主首先要“忠于民”，为民谋福利（后来孔子说“因民之所利而利之”，见《论语·尧曰》）。民作为“神之主”，治国者要“先成民而后致力于神”，“听于民”则国家兴，如果只是“听于神”则国家亡。这里没有“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神）”的意思，相反倒有“屈神而伸民”的意思。汉代以后，“忠”只可说臣民对君要“忠”，而不可说君对臣民要“忠”了[7]。(www.xing528.com)
《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里的“始推阴阳”就是开始讲“阴阳灾异”。先秦时期，孔、孟、荀都没有讲“阴阳灾异”，而突出讲“阴阳灾异”的是战国中后期的阴阳五行家。董仲舒的“始推阴阳”，就是吸收了阴阳五行家的思想因素，用天神之“谴告”来儆戒、节制君权。为什么孔、孟、荀不讲“阴阳灾异”，而董仲舒却大讲“阴阳灾异”？此中原因就在于孔、孟、荀没有“君为臣纲”的思想，他们可以直言不讳地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勿欺也，而犯之”“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从道不从君”；而董仲舒因为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所以不得不“屈君而伸天”，用“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汉书·董仲舒传》）来使君主有所畏惧、儆戒，即借“天意”来谏争[8]。董仲舒说：
《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同上）
方文断引了上面的话，但这与“三纲”没有直接关系。所谓“正心”，就是孟子说的“格君心之非”；而“正心以正朝廷”云云，就是孟子紧接着说的“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但这里的区别在于，孟子说“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而董仲舒说的“正心”不是靠“大人”（大儒）来正君心，而是靠《春秋》的“一元之意”“视大始而欲正本”来正。所谓“可致之祥”，就是作为“灾异”反面的“祥瑞”；而如果君心不正，就会出现“邪气”（灾异）的“谴告”。之所以有这样的区别，其原因就在于有无“君为臣纲”的思想；而这一思想产生的根源，又在于董仲舒处在“君为臣纲”的制度下。在这一制度下，言灾异也不免有风险，董仲舒本人就因言“辽东高庙灾”，“有刺讥”，被汉武帝下狱，“当死，诏赦之，于是董仲舒竟不敢复言灾异”（《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的弟子眭弘没有其先师幸运，他因言灾异，被认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而伏诛（《汉书·眭弘传》）。
在君主制下（无论秦以前的封建制还是秦以后的郡县制，二者都是君主制，前者是地方分权的君主制，后者是中央集权的君主制），虽然君主是“最高决策者”，但儒家并不以臣民为“小我”，也不以君主为“大我”或“大局”或“组织”。孔子说“以道事君，不可则止”“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说“道二：仁与不仁而已矣”（《孟子·离娄上》），“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孟子·尽心下》），荀子说“天之生民，非为君也；天之立君，以为民也”（《荀子·大略》）。可见，先秦儒家是服从于仁道，以人民为“大我”，以为民、利民为宗旨或“大局”。如果从“个人”与“组织”的关系而言，那么君主也是“个人”，而社稷（国家政权）就是“组织”。孟子说“社稷次之，君为轻……诸侯危社稷，则变置”，贵戚之卿“君有大过则谏，反复之而不听则易位”（《孟子·万章下》），此即君主要服从于社稷。
汉儒虽然有了“君为臣纲”的思想，但也仍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崇尚仁道、以民为本的思想。如果“三纲”就是“从大局出发，‘小我’服从‘大我’”，那么董仲舒只立“三纲”或只言“屈民而伸君”就已足矣，他何必又讲“屈君而伸天”和“阴阳灾异”呢？董仲舒说：
仁之美者在于天。天，仁也。天覆育万物，既化而生之，有养而成之，事功无已，终而复始，凡举归之以奉人。察于天之意，无穷极之仁也。（《春秋繁露·王道通三》）
为人者天也，人之（人）本于天，天亦人之曾祖父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
天者，百神之大君也。……天子者，则天之子也。以身度天，独何为不欲其子之有子礼也！（《春秋繁露·郊语》）
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国家之失乃始萌芽，而天出灾害以谴告之；谴告之而不知变，乃见怪异以惊骇之；惊骇之尚不知畏恐，其殃咎乃至。以此见天意之仁，而不欲陷人也。（《春秋繁露·必仁且智》）
观此可知，董仲舒所谓“天”，虽然是“百神之大君”，但亦是人类的祖宗（曾祖父），他对人类充满了仁爱之心（《春秋繁露·必仁且智》：“仁者所爱人类也，智者所以除其害也”），而君主（天子）只是这个大家庭中的“天之子”而已。所谓“灾异”就是天对君主之过失的警告，“灾害”是初级警告，“怪异”是严重警告，如果在严重警告之后仍不悔改，那他就有殃咎而败亡了，这正体现了“天意之仁”。董仲舒又说：
且天之生民，非为王也；而天立王，以为民也。故其德足以安乐民者，天予之；其恶足以贼害民者，天夺之。（《春秋繁露·尧舜不擅移汤武不专杀》）
这是复述了荀子之说，而又加上天对君主的赏罚予夺。可见，董仲舒之所以“屈君而伸天”，其本义也是要使君主服从于仁道，人民是“大我”，为民、安乐民是“大局”，君主之“个人”要服从于人类大家庭这个“组织”。此义不是“三纲”所能具有的。如果董仲舒只立“三纲”，只讲“屈民而伸君”，那他只是法家而已。正因为汉儒及其以后的儒家仍继承了先秦儒家的崇尚仁道、以民为本的思想，所以他们才仍是儒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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