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间献王刘德的突出贡献揭秘

河北是儒家文化的重要传承地，历史上很多著名的大儒都与这片土地有着深厚渊源。我们常说，燕赵多慷慨悲歌之士；实际上，燕赵也多好学深思、通经致用的大儒，如荀子、河间献王刘德、董仲舒、孔颖达、邵雍、孙奇逢、颜元，等等，在现代也出现了李大钊、张申府、张岱年等重要思想家。在这里，我要特别表彰我们沧州的河间献王刘德，以及出生于献县的张申府、张岱年两位先生。

《史记·五宗世家》说：河间献王刘德，“好儒学，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之游。”《汉书·河间献王传》更说他“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我认为，河间献王有几个突出的贡献：

第一，崇尚儒学，居仁由义。所谓“被服造次必于儒者”，也就是孟子说的“居仁由义”的意思。刘德之所以称为“献王”，是因为他“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聪明睿智曰献”。因此，他不仅是个皇子、藩王，而且更是一个大儒。当时的诸侯王“率多骄淫失道”“沉溺放恣”，只有献王刘德“大雅，卓尔不群”（《汉书·河间献王赞》）。后来，司马光又评论：“唯献王厉节治身，爱古博雅……不喜浮辩之书而乐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守之纯而行之勤。”（《传家集·河间献王传》）这样的大儒在“王侯贵人”中真如司马光所说是“百无一二”，甚至可以说是“绝无仅有”！

第二，对儒家经学的重要贡献。《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河间献王刘德“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加金帛赐以招之。由是四方道术之人不远千里，或有先祖旧书，多奉以奏献王者，故得书多，与汉朝等。……献王所得书皆古文先秦旧书，《周官》《尚书》《礼》《礼记》《孟子》《老子》之属，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其学举六艺，立《毛氏诗》《左氏春秋》博士。修礼乐，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山东诸儒多从而游。”

现传的“五经”或“十三经”中，《诗经》只传下来《毛诗》，《春秋》三传中学术意义最大的是《左传》，《礼经》之三礼中讲官制礼典最完备的是《周官》。这三部重要的经典，都是出自献王所献。司马光说：河间献王“专以圣人法度遗落为忧，聚残补缺，校实取正，得《周官》《左氏春秋》《毛氏诗》而立之。《周礼》者周公之大典，毛氏言《诗》最密，《左氏》与《春秋》为表里，三者不出，六艺不明。噫！微献王，则六艺其遂曀乎！故其功烈至今赖之。”（《传家集·河间献王赞》）这样的高度评价应是符合经学发展之史实的。

河间献王还非常重视“礼乐”教化。《汉书·河间献王传》说：“武帝时，献王来朝，献雅乐。”《礼乐志》记载：“河间献王采礼乐古事，稍稍增辑，至五百余篇。”“河间献王有雅材，亦以为治道非礼乐不成，因献所集雅乐。”“河间献王聘求幽隐，修兴雅乐以助化。时，大儒公孙弘、董仲舒等皆以为音中正雅，立之大乐。”“河间区区，小国藩臣，以好学修古，能有所存，民到于今称之。”《艺文志》也记载：“武帝时，河间献王好儒，与毛生等共采《周官》及诸子言乐事者，以作《乐记》，献八佾之舞。”现儒家的“六经”中独缺《乐经》，而河间献王所采的“礼乐古事”“音中正雅”，《乐记》“五百余篇”没有传下来，是经学史上的一个大遗憾。(www.xing528.com)

第三，“实事求是”的优良学风。所谓“实事求是”，也就是“事惟其实，理求其是”（宋范处义《诗补传·篇目》）。刘向《说苑·建本》记载，河间献王曰：“汤称学圣王之道者，譬如日焉；静居独思，譬如火焉。夫舍学圣王之道，若舍日之光，何乃独思火之明也，可以见小耳，未可用大知。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也。”这种“修学好古，实事求是”的学风，不是仅靠“静居独思”所得，而是“惟学问可以广明德慧”，这种“学问”也就是“事惟其实，理求其是”的实学。“实事求是”的学风，不仅表现在河间献王治经学的“聚残补缺，校实取正”“不喜浮辩之书而乐正道，知之明而信之笃”，而且更表现在河间献王对儒家仁义之说的“守之纯而行之勤”“身端行治，温仁恭俭，笃敬爱下，明知深察，惠于鳏寡”。

第四，以民为本，“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的为政之道。《说苑·君道》记载，河间献王曰：“尧存心于天下，加志于穷民，痛万姓之罹罪，忧众生之不遂也。有一民饥，则曰此我饥之也；有一人寒，则曰此我寒之也；一民有罪，则曰此我陷之也。仁昭而义立，德博而化广，故不赏而民劝，不罚而民治。先恕而后教，是尧道也。”“禹称民无食，则我不能使也；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故疏河以导之，凿江通于九派，洒五湖而定东海，民亦劳矣，然而不怨者，利归于民也。”《说苑·建本》也记载，河间献王曰：“管子称‘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夫谷者，国家所以昌炽，士女所以姣好，礼义所以行，而人心所以安也。《尚书》‘五福’以富为始，子贡问为政，孔子曰：富之，既富乃教之也。此治国之本也。”河间献王的为政之道，就是孔子所说的“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先“富”而后“教”。河间献王讲的“先恕而后教”（按：此处的“恕”就是《孟子·离娄上》所讲的“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得其心有道：所欲，与之聚之；所恶，勿施尔也。”亦《韩诗外传》卷三所讲的“己恶饥寒焉，则知天下之欲衣食也；己恶劳苦焉，则知天下之欲安逸也；己恶衰乏焉，则知天下之欲富足也。知此三者，圣王之所以不降席而匡天下。故君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功成而不利于人，则我不能劝也”，务必使“利归于民”，这对于当今的为政者深具现实警戒意义。

河北有着悠久、深厚的儒学传统，为中国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在近现代，在河间献王的故地也出生了张申府、张岱年两位重要的哲学家、思想家，我认为在他们身上也传承和弘扬了实事求是、以民为本的优秀传统。如张申府先生提出“大客观”的思想，主张把“仁”之善与“科学法”之求真结合起来。张岱年先生继其兄提出“三流合一”之后又明确主张把中、西、马哲学的“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建构一个能使中华民族得到解放和复兴的“中国所需要”的哲学体系，认为哲学家必须有“求真之诚”，将《易传》所谓“修辞立其诚”作为修身治学的根本宗旨。在河北师范大学设有“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而河北师范大学亦有“怀天下，求真知”的校训。我认为，这些都可以说是传承和弘扬了中山献王的优秀学风传统。

（原载《河北儒学》201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