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承秦制”，此“秦制”发端于战国中期的商鞅变法，故汉代的王充说“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论衡·书解》）。在商鞅变法的措施中有“集小乡邑聚为县，置令、丞，凡三十一县”（《史记·商君列传》，又《史记·秦本纪》作“四十一县”），此即在秦国普遍地实行了君主集权的县制。到了秦始皇统一天下，乃“分天下以为三十六郡”，把郡县制普及到全国，即所谓“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史记·秦始皇本纪》）。在此君主集权的郡县制下，法家的治国理念就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任刑而不任德”。秦汉间的思想文化转型，虽然继承了“秦制”，但是到汉武帝时期也实现了儒家文化与“秦制”的整合，用儒家的以德治国、仁爱精神取代了法家思想在意识形态上的主导地位。
儒家文化与“秦制”的整合，在战国后期荀子的思想中已先发其声。荀子曾西游入秦，对其山川形势、百姓风俗、士人之“明通而公”、政事之“听决不留”给予了肯定，但批评其短处在于“无儒”（《荀子·强国》）。荀子提出“隆礼尊贤而王，重法爱民而霸”（《荀子·天论》），即已部分地吸收了法家的思想（他把“重法”置于“隆礼”之下，并把“重法”与“爱民”相结合，应是以儒家思想为基本而涵容了法家的思想因素）。当时秦国的强势已是不争的事实，以后由秦国统一天下也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王夫之曾说：“秦以私天下之心而罢侯置守，而天假其私以行其大公。”（《读通鉴论》卷一）所谓“大公”就是说秦的“罢侯置守”统一天下在客观上符合天心民意，具有历史进步的意义。然而，秦王朝专以刑罚治天下，很快就陷入了政治危机，以致秦祚短促，二世而亡，这也使秦汉间的以儒代法成为历史的必然。
汉初的大儒陆贾曾对刘邦说：“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乡（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史记·陆贾列传》）这段话深深地打动了刘邦，使其改变了对儒学的轻鄙态度，乃致在他晚年途经曲阜时“以大牢祠孔子”，开启了帝王尊孔的先河。
汉文、景帝时期，中央政权受到同姓诸侯王的威胁，儒家的贾谊提出了“众建诸侯而少其力”（《新书·藩强》）的“强干弱枝”之策。这说明虽然“秦制”并不是儒家所理想的政治制度，但是汉代的儒家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免于分裂和战乱，采取了拥护“大一统”的郡县制的立场。贾谊又总结秦二世而亡的历史教训，指出其速亡的原因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新书·过秦上》）。
继陆贾和贾谊之后，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提出：
《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今师异道，人异论，百家殊方，指意不同，是以上亡（无）以持一统；法制数变，下不知所守。臣愚以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书·董仲舒传》）
以《春秋》经的权威，高度肯定了“大一统”，这符合孔子所说的“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但是孔子的“吾从周”仍是肯定了周朝的封建制，而董仲舒的“大一统”则已是对“汉承秦制”的郡县制的肯定。汉武帝采纳董仲舒的建议，“卓然罢黜百家，表章六经”（《汉书·武帝纪》），使儒学成为“独尊”的国家意识形态，由此完成了“汉承秦制”与儒家文化的整合，这为以后两千年的以儒家文化为主导的中国文化发展奠定了基础。如余敦康先生所说：“中国文化作为一种实体性的存在，一种与整个民族的生活方式紧密相连的文化模型，不是在先秦而是在汉代才最终形成的。”[2]
秦汉间的以儒代法，最根本的就是以儒家的以德治国、仁爱精神取代了法家的“以法为教，以吏为师”。陆贾劝说刘邦要“行仁义，法先圣”，贾谊指出秦之速亡在于“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这已突显了儒家的核心价值在于“行仁义”。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进一步指出：“及至后世，淫佚衰微，不能统理群生，诸侯背畔，残贱良民以争壤土，废德教而任刑罚。”“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汉书·董仲舒传》）这里的“废德教而任刑罚”和“任德教而不任刑”，正是儒法两家在治国理念上的根本分歧，而“任德教”“行仁义”也正是汉儒所要传承和弘扬的先秦儒家的核心价值观。
与先秦儒家所不同者，汉代的儒、道两家都已把“阴阳五行”的模式纳入到他们的思想体系中（如《淮南子》和《春秋繁露》等都是如此）。中国哲学的普遍架构是“推天道以明人事”，董仲舒的“明人事”就是以天道的“阴阳五行”为理论根据。他在《举贤良对策》中说：(www.xing528.com)
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而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汉书·董仲舒传》）
“阳为德，阴为刑”的思想在先秦时期已见于黄老学派和阴阳五行家的著作（参见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和《管子》书中的《四时》《五行》等），董仲舒所赋予其新的意义就是更加强调了“阳德”的主导地位。“刑者德之辅，阴者阳之助”（《春秋繁露·天辨在人》），董仲舒的“任德不任刑”实即主张“德主刑辅”，这符合儒家经书中主张的“明德慎罚”（《尚书·康诰》）。董仲舒为此提供的“天道”根据就是“阳常居实位而行于盛，阴常居空位而行于末……此皆天之近阳而远阴，大德而小刑也”（《春秋繁露·阳尊阴卑》）。他又说：“计其多少之分，则暖暑居百，而清寒居一，德教之与刑罚犹此也。”（《春秋繁露·基义》）按照这种说法，刑罚在王道中只占百分之一的比例。虽然以后的历代君主不免以“霸王道杂之”，但是“德主刑辅”毕竟成为中国文化治国理政的主流。
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首次提出了“五常”概念，他说：“夫仁、谊（义）、礼、知、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汉书·董仲舒传》）先秦儒家有“仁、义、礼、智”四德之说，董仲舒加之以“信”而成为“五常”。“五常”概念的提出是要把儒家的道德条目与“五行”（以及四时、四方和五官等）相配，如董仲舒所说：“东方者木，农之本，司农尚仁”；“南方者火也，本朝，司马尚智”；“中央者土，君官也，司营尚信”；“西方者金，大理，司徒也，司徒尚义”；“北方者水，执法，司寇也，司寇尚礼”（《春秋繁露·五行相生》），这是“五常”与“五行”相配的一种最初配法，其中的木配仁、金配义与后来的配法相一致，火配智、水配礼不见于后儒之说，而在土配信还是配智的问题上则一直存在着分歧[3]。尽管有此不同，将“五常”配入“五行”图式，乃致后来又将其纳入到《周易》的卦气说并与“元、亨、利、贞”相配，这一延续了两千年而影响深远的世界图式是从董仲舒发其端的。
“五常”中最重要的是“仁义”，而“仁”又是儒家最高的统率诸德目的范畴。董仲舒在《春秋繁露·仁义法》中说：
仁之法在爱人……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不爱，奚足谓仁！仁者，爱人之名也……故王者爱及四夷，霸者爱及诸侯，安者爱及封内，危者爱及旁侧，亡者爱及独身。独身者，虽立天子诸侯之位，一夫之人耳，无臣民之用矣，如此者，莫之亡而自亡也。
董仲舒对“仁”解说，符合先秦儒家的“仁者爱人”和“仁民爱物”思想，并赋予了“仁”以行王道的政治意义。“樊迟问仁，子曰：‘爱人。’”（《论语·颜渊》）此“爱人”就是“泛爱众”或“爱类”，亦即爱人类所有的人（《吕氏春秋·爱类》云：“仁于他物，不仁于人，不得为仁。不仁于他物，独仁于人，犹若为仁。仁也者，仁乎其类者也”）。董仲舒以“爱人”言“仁”，并且说“王者爱及四夷”，正是先秦儒家的仁之“爱人”即“爱类”的本义。他又说“质于爱民以下，至于鸟兽昆虫莫不爱”，这也就是先秦儒家的“仁民爱物”思想。唐代的韩愈曾说“博爱之谓仁”（《韩昌黎集·原道》），而“博爱”一词已先见于《孝经》所谓“先之以博爱，而民莫遗其亲”，董仲舒也有云“忠信而博爱”（《春秋繁露·深察名号》），“先之以博爱，教以仁也”（《春秋繁露·为人者天》）。以“博爱”解说“仁”，符合“仁”之本义。如后来康有为在《论语注·颜渊》中说：“仁者无不爱，而爱同类之人为先。……盖博爱之谓仁。孔子言仁万殊，而此以‘爱人’言仁，实为仁之本义也。”
董仲舒说：“以仁安人，以义正我……仁之法在爱人，不在爱我；义之法在正我，不在正人。”（《春秋繁露·仁义法》）这种“仁义—人我”的区分，不同于孟子所说的“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孟子·告子上》），其原因在于孟子所讲的“仁义”更具有人之普遍的道德意义，而董仲舒所讲的“仁义”则已着眼于王者如何施行道德教化的政治意义。这从“王者爱及四夷”云云已可看出来，故而“仁之法在爱人”“义之法在正我”，可以说这首先是对“汉承秦制”的最高统治者提出的道德要求。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汉书·董仲舒传》）君王的“正心”首先是要有“爱人”之心，而“正朝廷”等首先在于君王之“正我”。董仲舒说：“君命顺，则民有顺命；君命逆，则民有逆命。”（《春秋繁露·为人者天》）这符合孔子所说的“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也符合孟子所说的“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只不过在汉代君主集权的制度下“君正”具有了更加重要的意义。
董仲舒将“仁义法”与“治民”和“治身”紧密联系，他引“孔子谓冉子曰：治民者，先富之而后加教。（孔子）语樊迟曰：治身者，先难后获”，以此说明“治身之与治民所先后者不同焉矣”。又说：“先饮食而后教诲，谓治人也”，这是讲“治民”要先富后教，与“仁之法在爱人”相联系；又说：“先其事，后其食，谓治身也”（《春秋繁露·仁义法》），这是讲治民者首先要先“治身”，与“义之法在正我”相联系。从“仁义法”引申出“治民”的先富后教，这也符合孟子的从“不忍人之心”引申出“不忍人之政”（《孟子·公孙丑上》）。不同的是，孟子的“仁政”是主张“正经界”“复井田”，而汉代则已是“秦制”所延续下来的土地可以买卖的私有制。董仲舒认为“古井田法”难以猝行，故提出了“限民名田”（对私人占有土地的数量加以限制）和“薄赋敛，省徭役，以宽民力”（《汉书·食货志》）等改良措施。虽然这里有着历史阶段的不同，但是董仲舒的“治民”思想仍可谓符合先秦儒家所主张施行的“仁政”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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