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书·五行志》说：“汉兴，承秦灭学之后，景、武之世，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这里所谓“始推阴阳”，是说董仲舒在汉代最先讲“阴阳灾异”，也就是借助“阴阳五行”之说来讲天人感应。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说：
臣谨案《春秋》之中，视前世已行之事，以观天人相与之际，甚可畏也。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汉书·董仲舒传》）
“阴阳灾异”的思想在《尚书·洪范》《春秋左传》等儒书以及阴阳五行家的思想中早已有之。但孔子“不语怪力乱神”，孟子不讲“阴阳灾异”，荀子更强调“明于天人之分”。为什么汉初的董仲舒却大讲“阴阳灾异”？此中原因就是董仲舒要“屈君而伸天”，借助“阴阳灾异”来使君主有所“畏”。“灾异”是“灾害”和“怪异”的合称，董仲舒说：“天地之物有不常之变者谓之异，小者谓之灾。灾常先至，而异乃随之。灾者天之谴也，异者天之威也。谴之而不知，乃畏之以威。……凡灾异之本，尽生于国家之失。”（《春秋繁露·必仁且智》）这里的“国家”实即君主的代名词。当君主有过失时，天就先以“灾害”来谴责警告（“谴告”）他；如果君主不知自我反省而改正，天就进一步以“怪异”来使其惊骇恐惧；如果君主仍不悔改，那就“伤败乃至”。“灾异”是使国家免于败亡的预警机制，董仲舒说，这体现了“天心之仁”，是对君主的爱护。(www.xing528.com)
先秦时期，孟子提出“惟大人为能格君心之非”（《孟子·离娄上》），但对于“大人”如何能够“格（正）君心”则语焉不详。董仲舒讲“阴阳灾异”，实即借助“天”的权威来“格君心”。他说：“王正则元气和顺，风雨时，景星见，黄龙下；王不正，则上变天，贼气并见。”（《春秋繁露·王道》）这就是说，当君心及其政令正确时，就会风调雨顺，出现景星、黄龙等“祥瑞”；当君心及其政令不正确时，就会“贼气并见”，出现水、旱、蝗灾或火灾、地震、日食等“灾异”。这样，大臣就可以用“祥瑞”或“灾异”来鼓励或谏止君主做某些事。孔子说：“政者，正也。”（《论语·颜渊》）孟子说：“君正莫不正，一正君而国定矣。”（《孟子·离娄上》）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中也说：“《春秋》深探其本，而反自贵者始。”所谓“自贵者始”，就是从正君心开始。他说：“故为人君者，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万民，正万民以正四方。四方正，远近莫敢不壹于正，而亡有邪气奸其间者。是以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孰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汉书·董仲舒传》）这段话中的“正心以正朝廷”云云后来被二程、朱熹反复引用，而程朱认为治理天下的“大根本”就是“格君心之非”。程朱的“格君心之非”，一方面是奉劝君主“正心诚意”，另一方面在上奏折或“封事”时也免不了用“阴阳灾异”来儆戒人君。[9]这也就是宋儒在反对王安石的“三不足”之说时所说：“人主之势，天下无能敌者，人臣欲回之，必思有大于此者把揽之。今乃教之不畏天变、不法祖宗、不恤人言，则何事不可为也！”“阴阳灾异之说，虽儒者不可泥，亦不可全废。王介甫不用，若为政依之，是不畏天者也。”（《宋元学案·荆公新学略》）
“阴阳灾异”之说在中国历史上曾经起过使君主“恐惧修省”的作用（如君主在“灾异”发生时往往要下“罪己诏”），但其历史的局限性也是显而易见的。儒家自明清之际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始考虑以权力（提升“相权”和“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来节制君权，我认为这是中国“从民本走向民主”的思想开端。[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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