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重儒的开端与陆生

秦始皇于公元前221年统一中国，建立了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这是中国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转折。在这一转折中，因秦始皇采纳韩非、李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思想，焚书坑儒，使儒学面临灭顶之灾。秦传二世而亡，汉高祖刘邦代之而兴，这一“马上公”也极不好儒，“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在新王朝初兴之际，儒学面临重蹈秦时厄运的境况。在关系到儒学的兴衰、新王朝能否“逆取”而“顺守”的关键历史时期，陆贾率先劝说刘邦，使当权者转变了对儒学的态度。

史载：“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用，长久之术也。昔者，吴王夫差、智伯极武而亡，秦任刑法不变，卒灭赵氏。乡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从这段记载可知，在陆贾劝说刘邦之前，刘邦对儒学仍持谩骂、蛮横的态度，他沾沾自喜于在马上征伐而得天下，对儒家典籍的教化作用一无所知。刘邦在初得政权以后作的《大风歌》云：“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这也表明刘邦对“逆取”而“顺守”尚无认识，他认为守天下仍主要靠兵威、猛士。陆贾针对刘邦得天下又要守天下的心理，动之以利害，指出天下可以“马上得之”，而不可以“马上治之”，并且总结历史正反两方面的教训，晓之以“逆取”而“顺守”“文武并用”，不可专任“刑法”而需“行仁义，法先圣”的道理。刘邦听陆贾之言，虽心中不快但面有惭色（这正是心灵受到强烈震动的表现），让陆贾进一步陈述天下得失成败的原因，于是有陆贾的《新语》之作。陆贾“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新语》受到汉初君臣的欢迎，这绝非偶然。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虽建立了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制度，但没有找到足以使这一制度“长治久安”的意识形态，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尚没有完成国家机器与意识形态的统一。汉初君臣一开始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但历史已经昭示了秦王朝的缺陷，已经提出了实现君主权力与儒学的统一的任务，陆贾在当时只是充当了历史的代言人，而汉初君臣采纳陆贾的见解也只是执行了历史的使命而已。

《汉书·高帝纪下》云：“天下既定，命萧何次律令，韩信申军法，张苍定章程，叔孙通制礼仪，陆贾造《新语》。”这里分别列举了汉初在上层建筑领域内完成的几项重大建设。“陆贾造《新语》”虽列在最后，但这正具有最重要而最后完成的意味。律令、军法、章程、礼仪都是具体的政治制度的建设，这些在当时带有“汉承秦制”的色彩（萧何曾为秦沛县吏，张苍曾为秦御史，叔孙通亦曾为秦博士）；而《新语》则是指导具体政治制度建设的普遍政治原则，它标志着秦汉间政治指导思想的重大转换，标志着儒家政治哲学与中央集权的君主权力相结合的开始。

史载汉高祖刘邦在途经山东曲阜时以太牢祠孔子（见《史记·孔子世家》《汉书·高帝纪》），这与他以前对儒学的谩骂、蛮横态度相比，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国家的最高统治者转变了对儒学的态度，从而使儒学走出了秦时的厄运，在汉初得以复兴，得以实现“素王”思想与君主权力的结合。毫无疑问，这与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时时前说称《诗》《书》”，作《新语》得到刘邦及其左右的欢迎，有重要的、直接的关系。(www.xing528.com)

近人唐晏曾指出：“汉代重儒，开自陆生也。”（《陆子新语校注》序）由陆贾促成的汉初君臣对儒学态度的转变，无疑为汉武帝时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奠定了基础。东汉王充在谈到陆贾对董仲舒的影响时也曾说：“《新语》陆贾所造，盖董仲舒相被服焉。”（《论衡·案书》）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对儒学的尊崇，一可上溯至董仲舒，再可溯源于陆贾。陆贾为儒学之官学地位的确立而建的定鼎之功可谓大矣！唐晏因谓：陆贾“前乎董公，人知重董，而不重陆，傎矣！”（《陆子新语校注》序）

陆贾在促成儒学与君主权力的结合时，坚持“以道事君”“直道而行”的立场，也为后世正直的儒者树立了典范。在《新语·辨惑》篇中，他批评了那些“阿上之意，从上之旨，操直而乖方，怀曲而合邪，因其刚柔之势，为作纵横之术，故无忤逆之言，无不合之义”的佞臣；他主张君子“正其行而不苟合于世也……直道而行，知必屈辱而不避也，故行不敢苟合，言不为苟容，虽无功于世，而名足称也，虽言不用于国家，而举措之言可法也”。很明显，这些话与后来辕固生对公孙弘的劝戒——“务正学以言，无曲学以阿世”（《史记·儒林列传》）——同样表明了正直儒生在参与政治时所持的儒道立场。陆贾“以客从高祖定天下”，曾两次奉使南越，说服南越王尉佗称臣；刘邦死，“吕太后用事，欲王诸吕”，陆贾“自度不能争之”，遂致仕家居，游公卿间，协调丞相陈平与太尉周勃之间的关系，为日后诛诸吕作了准备。这些也表现了陆贾卓越的政治才干和儒者胸怀。后世学者谓：“汉初诸儒，未有贾比”（黄震《黄氏日抄》卷四十六），“萧、曹、张、陈辈，均当在其下风矣”（范大冲《陆贾新语序》），这些评价应当说是有一定的历史根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