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生态文化时代的局限性

传统生态文化形成于人类直接依赖土地和血缘关系的时代，对于近代以来伴随着工业文明对自然界的全面开发而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生态系统面临崩溃的全球性难题，表现出了明显的时代局限性。这种局限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重伦理轻自然。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在天人关系上往往表现为重伦理而轻自然，将自然规律伦理化，即“天道人伦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路径往往是推己及人，推人及物，推物及于宇宙，对于本来是客观存在的具有自然运动规律的“天道”，也往往会用“人道”的方式予以阐释。而且，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天道”常常要服从于“人伦之理”，即表现出非常明显的将客观自然规律进行人为的伦理化改造的思想倾向。比如自然界经常发生的流星雨、地震、暴雨、日食等灾异现象，常常被拿来作为人事善恶的评价依据，阴阳大化、五行生克之说盛行。董仲舒就曾借助“天人相类”“天人感应”的逻辑环节，将儒家伦理道德无限拔高、神化。在此，“天道”的客观性、科学性均已被消解殆尽，体现出来的只是人的工具性或者手段性。

朱熹在《朱子语类》中认为：“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无此理，便亦无天地，无人无物，都无该载了！”对于这种思想倾向，张岱年分析说：“自然与人的关系是一个复杂的问题。一方面，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必须遵循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另一方面，人类社会有自己的特殊规律，道德是人类社会特有的现象，不得将其强加于自然界。汉宋儒家讲天人合一，其肯定人类与自然界的统一，有正确的一面；而将道德原则看作自然界的普遍规律，就完全错误了。对此问题，应作具体分析。”长期重伦理轻自然，结果必然是对生态环境的关切较少，有关生态环境的知识也相对缺乏，也很少积极、主动地去维护生态平衡。如道家、佛家、墨家的生态文化思想，对于大自然往往只是消极地、被动地“不破坏”，推崇“节俭”，而没有积极地保护大自然，更没有主动地与那些破坏大自然的各种行径作殊死的斗争。(www.xing528.com)

第二，重道德轻科技。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对伦理道德精神的过度崇仰，势必会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人们的科学理性认知。如孔子就曾经将要求“学稼”的学生樊迟斥责为“小人”，他将各种生产或手工技艺均看成“小器”“末业”，“儒者不为”。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科学技术认知水平的限制，传统中国人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长期缺乏深入的探索和研究，没有认识到自然本身的复杂结构，也没有充分地研究自然的规律和属性。例如，《荀子·君道》说：“君子之于天地万物也，不务说其所以然，而致善用其材。”事实上，利用万物，必须掌握万物的规律，不理解万物的“所以然”，是难以“善用其材”的。而天文历算、星相观测只被限定为天官、史官或者阴阳家的“秘业”，此专业的学习和传授均被严格控制，因为传统文化认为天文历算、星相观察与国运盛衰紧密相关。这种观点在中国文化史上不断得到加固，最终形成一个庞大而悠远的人文价值传统，近代中国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传统中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一直停留在直观经验的水平上，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也是缺乏科学理性的。虽然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与现代生态伦理思想在许多地方、不少层面上不谋而合，但传统生态文化思想毕竟只是古代中国人探寻人与自然关系的朴素的、初步的表达，或者说只是一种经验性的认知。今天，“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是现代人追求的理想生存图景”，为了这个理想，“人类在想方设法寻求各种路径解决人与自然不相和谐的一面”，传统生态文化思想为我们提供了过往历史的中国经验，但是，“为了避免其困境带来的不利”，还需要对其进行现代转换，以期更加符合现代生态伦理的思维方式，为人与自然关系的改善作出应有的贡献。

第三，重主体轻客体。在中国传统生态文化系统中，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命题，如天、地、人等概念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平等的，尤其是占据中国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家文化，对人的主体地位的重视和高扬，表达了中华民族的浓郁的“重生”意识，即重视人的生命，尊重人的生命，重视“此生的意义”，追求“当下的存在意义”，这与传统中国社会注重生命的生生不息的伦理要求契合无间。我们可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包含着这样一种内涵，即宇宙洪荒、天地万物都可以、也应该统一于人的生命存在之中，因此自然客体都可以、也应该作为保持生命、延续生命的对象和材料，这就在实际上将主体人的生命的存在意义拔高至极端，看成最终的目的，而客体自然的目的性则往往在这种对主体的拔高中被矮化、被忽略了，或者只是强调其工具价值意义。所以，在此意义上来看，尽管中国文化的“天人合一”思想与西方文化的“主客二分”思想在思维路径和实际运作中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但是在忽视自然客体的必然性这一点上，二者可谓殊途同归。片面性地注重主体轻视客体的结果，必然是对客体自然的边界意识模糊不清，主体与客体不分，这正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思维特征。从学术史的角度来考察，我们发现，现代系统科学和生态伦理思维都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其前提就是承认人与自然的差别，对主体与客体作出明确的界限划分，并且主张通过主体的能动的实践活动来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传统中国生态文化却往往视主体的人与客体的天、地、万物是一个无等差的、被消解了对立和矛盾的系统。在此系统中，主体人与客体自然的关系变得模糊、混沌，缺乏精确性和科学性。总之，中国传统生态文化带有许多原始思维的特征，注重直觉，依凭经验，重主体轻客体，这在当下生态文明建设实践中不能不说是一种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