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家思想：兼爱、交利的实践成果

（一）墨家文化

墨家的创始人墨子，名翟。墨家的产生稍晚于儒家。墨子的祖先是宋国贵族，墨子年轻时受过良好的贵族教育。顾颉刚在《禅让说起源于墨家考》一文中说：“墨确是他的真姓氏，而且从这个姓氏上，可知道他是公子目夷之后，原是宋国的贵族。”童书业《春秋左传研究》说：“墨子实目夷子后裔，以墨夷为氏，省为墨也。”墨子是站在平民立场发言的士大夫，他自称“北方之鄙人”，曾经当过工匠，擅长于制作手工艺品和武器，其技艺之高明足以与当时的巧匠公输班（俗称鲁班）相比，墨子还擅长防守城池，据说他制作守城器械的本领比公输班还要高明。他被人称为“布衣之士”。墨子自诩说：“上无君上之事，下无耕农之难”，是一个同情“农与工肆之人”的士子。墨子曾经师从于儒者，学习孔子之术，称道尧舜大禹，学习《诗》《书》《春秋》等儒家典籍。但后来他逐渐对儒家烦琐礼乐感到厌烦，最终放弃了儒学，构建了自己的墨家学派。墨家是一个宣扬仁政的学派。在代表新型地主阶级利益的法家崛起以前，墨家是先秦和儒家相对立的最大的一个学派，并列“显学”。《韩非子·显学》记载：“世之显学，儒墨也。儒之所至，孔丘也；墨之所至，墨翟也。”

墨家并不脱离生产劳动，相反他们的动手实践能力极强，也是一个组织纪律性极强的社会团体。墨子广收弟子，积极宣传自己的学说，不遗余力地反对兼并战争。墨家的最高领袖被尊称为“巨子”，成员都称为“墨者”，绝对服从“巨子”的指挥，《淮南子》称其“赴火蹈刃，死不还踵”，因此极具战斗力。墨家到了后期，有部分墨家成员流入“侠客”一派，所以古代又有墨子之门多勇士之说。墨子最初本来是儒门弟子，据《淮南子》记载，其“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以为其礼烦扰而不说，厚葬靡财而贫民，久服伤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墨子转而向夏禹学习，墨家弟子多来自社会下层，以“兴天下之利，除天下之害”为人生目标，“孔席不暖，墨突不黔”，尤其重视艰苦实践，“短褐之衣，藜藿之羹，朝得之则夕弗得，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以裘褐为衣，以跂蹻为服，日夜不休，以自苦为极，生活极其清苦。墨家崇尚夏禹不图安逸享受，苦身劳心为天下谋利的精”神，因此特别注重实践品格和行动能力。如果说儒家思想的核心是“仁”，那么墨家思想的核心则是“义”，“义，利也”，万事莫贵于义。

墨家的思想主张主要包括“尚贤”“尚同”“节用”“节葬”“非乐”“非命”“天志”“明鬼”“兼爱”“非攻”十个方面的内容。“尚贤”和“尚同”是其政治主张，墨家希望实行中央集权政治，统一政令，向平民开放权力，让真正的“贤”者走上领导岗位。其“兼爱”思想主张“爱无等差”，对所有人一视同仁地给予关爱，由此反对宗法等级制度，反对权力天授。其“非攻”思想是反对侵略战争和兼并战争。其“节用”“节葬”“非命”“非乐”主张主要是反对儒家的繁文缛节和厚葬习俗，反对奢侈浪费。其“天志”“明鬼”思想要求人们尊敬天帝，敬事鬼神，一切行动皆要“取法于天”。墨家思想的哲学史意义还在于他们在认识论问题上首次提出了判断是非正误的标准应该是客观的，有三条准则，即：一要依据古代圣王的经验；二要考察人们的直接经验；三要付诸实施，在实践中检验其正误是非。

墨子死后，墨家分裂为三个主要流派：相里氏一派、相夫氏一派、邓陵氏一派。《庄子·天下》所说的相里勤的弟子、邓陵子的弟子苦获、己齿，即这三派中的两派。他们都广收弟子，学习传承《墨子》，但重点各有不同，互相攻击对方是“别墨”。今存的《墨子》版本中，每篇都有上、中、下三篇，可能就是墨家分裂为三派的证据。根据郭沫若的深入研究，墨家发展到秦惠王时，已有集中于秦国的趋势。因此，从墨家第四代“巨子”开始，墨学的中心已经转移到了秦国。战国以后，墨家已经衰微。到了西汉时期，由于汉武帝的独尊儒术政策、社会心态的变化以及墨家本身并非人人可以达到的艰苦训练、严厉规则及常人难以企及的高尚思想品德的要求，墨家迅速衰退并逐步消失于历史的烟云之中，偶有侠义之士以墨家风范呈示世间，毕竟已成黑沉遥夜中的流星，光芒四射，却转瞬即逝。

（二）墨家“兼相爱、交相利”的思想内涵

墨家给当时的天下大乱、灾害频生的社会现实开出的良方，就是“兼相爱，交相利”。《墨子·兼爱中》说：“凡天下祸篡怨恨，其所以起者，以不相爱生也，是以仁者非之。既以非之，何以易之？子墨子言曰：以兼相爱、交相利之法易之。”乱世的根本原因，在墨家看来，是因为“不相爱”。乱自何起？起不相爱。墨子相信，只要天下人都能“兼相爱、交相利”，社会就会安定，战争就会平息，经济就会繁荣，政治就会清明。

“兼相爱、交相利”如此重要，其内涵究竟是指什么呢？陈道德指出，其含义主要包括相互联结的两个层次，“即感情层次和利益层次”。感情层次就是要求人们相互地、平等地、普遍地爱。所谓“相互地爱”，就是己和人双方都承担“爱”的义务，也都享有“被爱”的权利。爱人者，人亦从而爱之，“爱人者必见爱也”。所谓“平等地爱”，就是反对“爱有差等”的儒家观点，实行“爱人若爱其身”，“为彼若为己也”。特别是父、君要以平等的态度爱子、爱臣：视子弟与臣若其身。所谓“普遍地爱”，就是爱人应该“远施周遍”，不受范围局限，对所有的人都去爱。“兼爱天下之博大也”“譬之日月兼照天下之无有私也”“爱人者此为博焉”“天下之人皆相爱”。(www.xing528.com)

利益层次就是爱时必须给对方以利益，使对方在爱中得到利益，而且利益主要是物质利益。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的实质就是“爱人”“兼相爱”“利人”“交相利”。由此人伦道德层面扩展开去，达到人与自然的层面，墨家“兼相爱、交相利”思想便又有了“兼爱”“节用”“节葬”“非乐”“非攻”等层面的生态学意义。

（三）“兼相爱、交相利”的生态意义

墨家思想富含生态学意义。墨子从人与动物的区别中得出了人需要通过劳动才能生存的结论：“今人固与禽兽、麋鹿、蜚鸟、贞虫异者也。今之禽兽、蜚鸟、贞虫，因其羽毛以为衣裘，因其蹄蚤以为绔屦，因其水草以为饮食。故唯使雄不耕稼树艺，雌亦不纺绩织纴，衣食之财固已具矣。今人与此异者也，赖其力者生，不赖其力者不生。”在墨家看来，人类生存的前提条件就是劳动，劳动观念是墨家学说的出发点和归宿。而人的劳动对象就是大自然，墨家说农夫的“分事”是“早出暮入，强乎耕稼树艺，多聚菽粟，而不敢怠倦”，农妇的“分事”是“夙兴夜寐，强乎纺绩织纴，多治麻丝葛绪”。但墨家并不主张对自然资源和人口资源进行过度的使用，相反，他们主张节用、节葬、非攻、非乐，提倡节俭、朴素的生活方式，表现出高明的生态智慧。最为难得的是，墨家不仅在理论上提倡节俭勤劳，而且在实际生活中身体力行，以至于同时代的庄子都觉得墨家“以自苦为极”，矫枉过正。

墨子“节用”思想的原则是：使各从事其所能，凡足以奉给民用诸，加费不加民利则止。墨家穿的是“短褐之衣”，吃的是“藜藿之羹”，节约勤俭、自律极严是墨家的标志。他们反对奢侈浪费，批判当时的诸侯统治者“厚作敛于百姓，以为美食刍豢蒸炙鱼鳖，大国累百器，小国累十器，前方丈，目不能遍视，手不能遍操，口不能遍味”的奢靡之风。

墨家主张节葬，“棺三寸足以朽骨，衣三领足以朽肉；掘地之深下无菹漏，气无发泄于上，垄足以期其所，则止矣。哭往哭来，反从事乎衣食之财”，这是对当时的统治阶级“厚葬久丧”习俗的反对和批判。当时的诸侯统治者提倡“棺椁必重，葬埋必厚，衣衾必多，丘垄必巨”，厚葬的结果是“虚车府，然后金玉珠玑比乎身，纶组节约，车马藏乎圹，又必多为屋幕、鼎鼓、几梴、壶滥、戈剑、羽旄、齿革，寝而埋之”。劳民伤财，耽误生产，莫此为甚！在墨家看来，此种行径既无耻透顶，又愚蠢无比。

由“兼相爱”引申出来的“非攻”思想，主要是反对当时列国之间征伐不已的惨烈战争。战争给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极大的损失，因此遭到墨家的严厉谴责。战争耽误农耕生产，破坏渔、牧、林、手工业等各个行业的正常生产秩序，让老百姓陷入饥饿之中。《墨子·非攻中》说：“今师徒唯毋兴起……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战争之中，掠夺百姓财富的行为成为常态，“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将必皆差论其爪牙之士，皆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边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粗暴的掠夺行为破坏了生态环境，也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环境。战争行为不仅让敌对方受损失，同时也让自己受损失，俗话说“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全民动员并将全国物质财富集中起来统一调配使用、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全被打乱的战争行为，同样也让战争发动国的生态环境受损，百姓罹难。墨家就是在此意义上坚决反对战争行为的，尤其是反对大国、强国对小国、弱国的攻伐掠夺。这种思想在战乱频仍的东周时代极具现实批判精神，体现了对人类生命的尊重与主体性自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