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对生态安全的威胁难消除

其一，经济的持续高速增长造成严重污染。改革开放40多年，我国经济年均增长率达到9.8%，但是支撑这种经济增长的却是“高投入、高消耗、高污染”的发展模式。从数据来看，2007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但却消耗了全球15%的能源、54%的水泥和30%的铁矿石；中国500个大型城市中，只有不到1%达到了世界卫生组织的空气质量标准；中国目前固体废弃物总量约占世界总量的25%；2007年，中国使用化石燃料产生的温室气体总排放首次超过美国，这使得中国成为世界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而国家每年虽然为治理这类工农业生产造成的严重的水污染、土地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支付了高额成本，但是与不断增长的发展需求和城市化的推进带来的后续环境问题相抵消之后，收效只能是局部改善，整体前景堪忧。

其二，经济结构不合理激化了经济发展与环境资源的矛盾。根据我国第二次经济普查统计数据，我国经济结构存在一些突出问题，如服务业发展明显滞后于其他国家，城镇化发展水平偏低，经济增长呈现明显的粗放型。从产业结构及其能耗与生态环境的关系来看，作为加工工业的第二产业是能源和其他原材料消耗的主要领域，也是产生“三废”的主要来源，尤其是重化工业，更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产业。而作为主要提供生产和生活服务的第三产业，相对而言，能耗和对环境的污染较少，其中现代服务业所贡献的社会增加值较高。造成第三产业发展滞后的直接原因是我国城市化水平落后和与此相应的城市发展的不足。统计数据显示，2020年我国城市化率达到55%，已与世界平均水平相当，但与发达国家相比尚有相当差距（发达国家城市化率接近或高于80%），且质量不高问题突出，市民化进程滞后，城镇用地的利用粗放低效。城市化率偏低不仅影响着产业结构的升级，也影响着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此外，我国经济增长“三高一低”的状况尚未得到根本扭转。2019年，中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达39.7亿吨标准煤，为世界能源生产第一大国。中国每消耗1吨标煤的能源仅创造14000元人民币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全球平均水平是消耗1吨标煤创造25000元国内生产总值，美国的水平是31000元国内生产总值，日本是50000元国内生产总值。2013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下降3.7%，实现年度目标；化学需氧量、二氧化硫、氨氮、氮氧化物完成年度目标；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下降3.7%以上，达到年度计划目标。但根据“十二五”规划中期评估，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氮氧化物排放总量减少指标完成情况滞后，节能减排形势严峻，任务艰巨。2020年，全国原煤产量39亿吨，同比增长1.4%，原煤生产增速有所回落。数据显示，“十三五”期间，全国累计退出煤矿5500处、退出落后煤炭产能10亿吨/年以上；2020年，全国30万吨/年以下煤矿数量及产能较2018年下降均超40%。在淘汰落后产能的同时，全国煤炭供给质量显著提高，截至2020年底，全国范围内煤矿数量减少到4700处，全国煤矿平均单井规模由每年35万吨增加到每年110万吨，增长214.3%。而当前我国大部分区域还处在工业化、城镇化中期甚至初期，经济社会发展短期内难以摆脱对资源环境的依赖，这意味着后续发展中资源环境刚性需求依然过大。因此，经济发展与资源环境的矛盾，是我国经济结构调整要长期面对的重大挑战。

其三，推动经济增长的能源类型单一化导致严重环境污染。在我国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占68.5%，石油占17.7%，水能占7.1%，天然气占4.7%，核能占0.8%，其他占1.2%。2012年，我国消耗了占全世界近一半的煤炭，火电则燃烧了全国一半的电煤。这种以煤为主的能源消费构成，是造成严重环境污染，特别是造成大气污染的重要因素。燃煤排放的主要大气污染物，如粉尘、二氧化硫、氮氧化物、一硫化碳等，对我国城市空气质量构成了严重威胁。同时，大量化石能源燃烧产生的二氧化碳等温室气体也是造成全球气候变化主要原因。国际能源署的数据表明，中国2008年化石能源燃烧造成的二氧化碳排放总量达到65.09亿吨，超过美国9亿吨，比欧盟27国的排放总量高出1／3，占全球排放总量的22%，到2019年底，全球燃烧化石燃料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将高达368亿吨，高于2018年的365.7亿吨。(www.xing528.com)

其四，快速发展的城市化进程将加剧能源资源紧张。城市化发展水平越高，其拉动经济增长和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也就越大，所以城市化对于中国未来的发展极为重要。但它同样会带来各种环境问题，包括大气污染和水污染、噪声污染、固体废弃物污染以及温室效应等。同时，随着城市规模的扩大和人口的增加，城市周边高质量农业用地减少，木材、水、电、天然气等资源能源的短缺压力也会凸显，并从整体上影响城市生态环境安全和可持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