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研究：马克思主义渊源

（一）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历史

20世纪中期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处于低潮时期、世界社会主义运动面临重大挫折和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一部分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将目光投向了生态问题，试图以马克思主义为工具来解释生态问题的社会根源，寻求解决生态危机的新途径，进而形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和发展大致经历了以下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一阶段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萌芽期。法兰克福学派的一些理论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形成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可以说，法兰克福学派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最初形态。1947年，霍克海默（M．Max Horkheimer）和阿多诺（Theodor Wiesengrund Adorno）在《启蒙辩证法》中对工业文明和启蒙精神进行了系统性批判，既对文明社会的未来发展作了悲观的预测和呈示，也流露出对田园牧歌式的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美好向往和追求，其中已经包含诸多生态学思想的萌芽因素。马尔库塞（Herbert Marcuse）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学者中从资本主义制度的角度对科学技术与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论述得最多和最充分的人物之一。1964年，他在《单向度的人》中提出了“技术的资本主义滥用”这一概念，认为资本主义对科学技术的滥用是造成资本主义社会“单向度”的主要原因。在《论解放》和《反革命和造反》等著作中，他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相互关系的理论，详细地论证了解放自然和生态革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为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建立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第二阶段，二十世纪七十至八十年代。这一阶段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初步形成期。这一时期，在强大的生态运动的推动下，更多的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投入到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之中，如加拿大学者莱易斯和阿格尔、法国学者高兹等，他们的一些著作构成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如莱易斯于1972年和1976年相继出版的《自然的控制》《满足的极限》，被阿格尔盛赞为对生态马克思主义观点的最清楚、最系统的表述。在这两本著作中，莱易斯对“控制自然”的观念进行了批判，并提出了建立“易于生存的社会”的构想。在此基础上，阿格尔在1979年出版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一书中，首次明确提出了“生态马克思主义”一词，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广泛存在的异化消费现象及其与生态危机的密切联系，并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作了开创性的论述，他的这本著作被国内外学界比较一致地视为生态马克思主义学派形成的标志。在这一时期，生态马克思主义形成了较为完整的理论体系，无论是在生态危机的根源、遏制生态危机的社会力量和应当采取的手段方面，还是在对未来社会的构想方面，都有了一整套较系统的看法。

第三阶段，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这一阶段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完善期。这一时期，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传统社会主义运动步入低谷。然而，就在西方一些资本主义学者大力宣扬社会主义已经死亡，资本主义制度是最完善的社会制度时，生态马克思主义不仅没有衰落，反而获得了重要的发展，形成了更加深刻、更加完善的理论体系。人们在反思传统社会主义在实践中所犯的种种生态错误的同时，更加关注生态社会主义，更多的学者转入了对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涌现出一大批著名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著作。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高兹的《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生态学》（1991年）、佩珀的《生态社会主义：从深生态学到社会正义》（1993年）、奥康纳的《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1997年）和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2000年）等。其中，奥康纳在《自然的理由：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中提出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的双重危机理论；福斯特的《马克思的生态学：唯物主义与自然》是较早的一部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的著作。这些学者和著作更加深入地分析了生态危机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发掘和论述了马克思原著里的生态思想，指出了生态危机最终解决的生态社会主义道路，大大完善了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体系。

（二）生态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内容

生态马克思主义关注的核心是批判和反思现代工业社会中人与自然关系的危机，对由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引起的危机的表现形式进行重新考察，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生态危机的根源，并寻找一条既能解决生态危机又能实现社会主义的新道路。总的来看，其理论成果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大的方面：

其一，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在当代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界，绝大多数学者都承认马克思的理论中有着较为深刻的生态思想，然而这一观点的形成却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而且，生态马克思主义建构马克思主义生态维度的理论特点各有不同。

马克思主义诞生于资本主义工业化初期，资本主义工业化所带来的生态危机远不如今天这样严重，也远不如资本主义的制度性危机那样吸引当时的社会批评家的注意。马克思在描述共产主义这个美好的未来社会时，仍然特别强调“财富的极大丰富”，而技术的发明和运用为人类“财富的极大丰富”提供了条件，因而马克思主义又被认为是科学技术论，甚至被认为是反生态的。在20世纪上半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环境问题的出现，法兰克福学派已经意识到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但是由于他们将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归咎于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使用，因此大多数学者不认为马克思有生态思想。如阿格尔认为，随着资本主义不断发展变化，资本主义危机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已转移到消费领域，生态危机已成为资本主义危机的最重要内容。因此，原本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已经失去效用，不能够解释资本主义的继续存在和发展，也不能够为资本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提供理论指导，必须以新的生态危机理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危机理论。

到20世纪后期，随着生态问题的进一步激化和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学者对生态问题根源认识的深入，生态问题产生的资本主义制度根源逐渐被人们所认清，生态批判的矛头也直接指向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制度。此时，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制度深刻批判的理论价值又开始被一些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如奥康纳等人所接受。当然，从理论出发点看，奥康纳并不赞同马克思具有生态思想，他指出：历史唯物主义事实上只给自然系统保留了极少的理论空间，而把主要的内容放在了人类系统上面。但是，奥康纳认为并不能由此把历史唯物主义同生态学完全对立起来。奥康纳强调，在马克思主义理论视域中，人类历史和自然界的历史无疑是处于一种辩证的相互作用关系之中的；他们认识到了资本主义的反生态本质，意识到了建构一种能够清楚阐明交换价值和使用价值的矛盾关系的理论的必要性；至少可以说，他们具备了一种潜在的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视阈。虽然奥康纳等人总体上不承认马克思的理论对于当代生态危机的解决具有有效性，但是他们并不否认马克思的理论在资本主义制度批判中的当代价值。同时，他们主张用生态学的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修正和补充，使之成为解决因资本主义全球化而产生的生态危机的理论武器。

与奥康纳认为马克思主义只是潜在地存在生态思想，需要用生态学理论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修正和补充不同，福斯特断定马克思的思想中包含着丰富的生态内涵，认为我们要做的不是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生态学的补充，而是要挖掘和阐释马克思思想中蕴涵的深刻的生态学理论。福斯特从马克思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等理论中分析和阐发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并把生态思想作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思想，从而使生态马克思主义进一步发展为马克思的生态学。

其二，当代资本主义的生态危机。经典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危机的分析主要集中于生产领域中的经济危机，认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随着资本主义的资本积累和再生产规模的不断扩大而不断发展，激化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爆发经济危机，造成产品的相对过剩、劳动者的贫困和生产的停滞，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造成极大破坏，并最终引发无产阶级革命。但是，资本主义进入垄断阶段之后，既纠正了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又改善了无产阶级的生活状况和经济地位，缓和了经典马克思主义所分析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的迹象，相反却呈现出进一步在全球发展的态势。对此，阿格尔认为，今天危机的趋势已经转到消费领域，即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必须根据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新危机对资本主义进行批判。

20世纪80年代后，地区性和全球性经济危机频发的事实，使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资本主义的危机产生了新的认识。在继承和改造经典马克思主义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和早期生态马克思主义生态危机理论的基础上，90年代的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奥康纳、高兹、福斯特等人开始承认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并存，并研究和揭示了当代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之间的关系。在此基础上，奥康纳提出了双重危机理论。在他看来，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共存于当今资本主义体系当中，并且两者之间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一方面，经济危机加剧生态危机。因为经济危机是与利润最大化、过度生产、效率迷恋等联系在一起的，而“自然界本身的节奏周期是根本不同于资本运作的节奏和周期的，这就必然导致环境恶化程度的加剧”。另一方面，生态危机加剧经济危机。因为生态问题所导致的能源成本上升和原材料短缺等，会带来对利润的损害或引起通货膨胀的危险。

福斯特则认为生态危机是比经济危机更为严峻的危机。他认为，虽然经济危机对社会和人的生活产生了严重影响，但它毕竟是一个周期性的过程，危机过后便会迎来一段时期的经济复苏与增长，直到下次的危机降临。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危机并不是当今资本主义遇到的最大的问题，资本主义最终能够从经济危机中走出来。相比较而言，人类面临的世界性生态危机是一种极有可能终结一切的危机。如果这种危机处理不好，它就将是人类的最后危机——人类将整体消亡，人类支配地球的时期将告终结。

其三，生态危机的制度根源。探寻生态危机的根源一直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之一，指认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是当代生态危机的根源，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点。因此，他们把生态马克思主义称为“反对资本主义的生态学”，并提出只有变革资本主义制度和生产方式，生态危机才能真正得到解决。

对生态危机根源问题的关注最早始于法兰克福学派。早在20世纪中期，法兰克福学派的学者，如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就认识到生态环境的破坏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但是他们把矛头指向了科学技术，认为正是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和广泛应用才导致生态问题的出现。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发展，人类对自然的开发和改造日益深入，对待自然界的态度日趋商业化，使得自然环境遭到极大的破坏。法兰克福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库塞开始把生态被破坏的原因转向资本主义制度，认为科学技术广泛使用的背景正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建立，生态环境被破坏的原因应当是科学技术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的不合理使用。

莱易斯从两个维度探讨了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控制自然”的观念和资本主义制度下人们的“虚假需求”。他认为，造成生态危机的思想根源是确立于近代并延续于当代西方社会的“控制自然”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一直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基本的意识形态。生态危机产生的现实原因是资本主义社会人的需要和商品生产之间的辩证运动，人们对商品的无限追求使得生产规模无限制地扩大，从而导致生态危机。在莱易斯的基础上，阿格尔提出“异化消费”是垄断资本主义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他认为，“异化消费”是指人们为补偿自己那种单调乏味的、非创造性的且常常是报酬不足的劳动而致力于获得商品的一种现象，它是当代资本主义的一种典型病症。在异化消费的过程中，生态系统的有限性和资本主义生产能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从而对自然造成破坏，引发生态危机。

20世纪90年代以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生态危机已经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而成为全球性的生态危机。这一时期，人们对生态危机原因的批判逐渐转向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奥康纳把资本主义生产力、生产关系与生产条件之间的矛盾称为资本主义社会的“第二重矛盾”，这里所说的“生产条件”包括资本主义生产所必需的自然条件。在他看来，马克思所揭示的两对基本矛盾的发展会导致以需求不足为特征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而“第二重矛盾”的发展则会导致以生产不足为特征的生态危机。福斯特主要从分析资本的内在本性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特点来揭示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发生的必然性。在他看来，资本的内在本性在于追逐利润。资本主义为了追求利润，必然会不惜一切代价追求经济增长，同时由于忽视环境而对环境条件造成破坏。在现行体制下保持世界工业生产产出的成倍增长而又不发生整体的生态灾难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已经超出了某些生态极限。

其四，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生态危机的解决途径和生态危机产生的根源一样，是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最主要的理论主题。生态马克思主义开始形成的初期，受法兰克福学派早期将生态危机的根源归结为科学技术的影响，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探讨主要集中于科学技术的合理运用。随着对生态危机制度根源的进一步认识，对生态危机解决途径的探讨开始围绕对待资本主义制度的态度而展开。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态危机不可避免。他们从资本追求利润最大化的本性出发，推导出资本主义是反自然的、不可持续发展的。他们虽然对于生态社会主义有着各自不同的设想，但是都坚持认为生态社会主义才是未来解决生态危机的最终方案。(www.xing528.com)

对于如何实现生态社会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者都强调必须把社会结构的变革与价值观的变革结合起来，但不同的理论家在论述上又有不同的侧重点。莱易斯提出，要用“稳态经济”代替现行的资本主义经济，缩减资本主义的生产能力和扩大资本主义国家的调节作用；要改变生产、消费和人的需要之间的关系，建立一种新的消费价值观和需要价值观，最终创立一个“较易于生存的社会”。阿格尔提出，要解决生态危机，必须用“分散化”和“非官僚化”的生产组织代替资本主义高度集中的生产体制和日益官僚化的管理体制。同时，需要树立正确的需求观、消费观、劳动观和幸福观，使人们从资本主义制度以及由资本主义制度所造就的“异化消费”中摆脱出来。奥康纳认为，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主要体现在其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实现使用价值，而是为了实现交换价值，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就应该改变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而不是交换关系，以实现“生产性正义”。奥康纳强调应当把当时西方的生态运动转化成一场激进的社会运动，并且这一运动不应仅仅拘泥于社区和基层的行动，而应该具有全球性思维。福斯特强调，应当摒弃自资本主义制度兴起以来以“支配自然”为核心的道德价值观，建立一种新的生态道德价值观，引导人们重新学习在地球上如何居住，最终把自然看作人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实现人类和自然的和谐发展。同时，福斯特主张，应当建立环保主义者和工人之间的同盟，坚决反对和破除以谋取资本利润为目的的滥用自然资源的行为，并通过激进的环境革命和社会革命，破除建立在以人类和自然为代价的、以积聚财富为基础的国家与资本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一种由崭新的民主化的国家政权与民众权力之间的合作关系，建立一个以公正和可持续发展为基础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

总体来看，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所提出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具有以下特点：从其生产目的上看，它是一个力图满足人们基本生活需要的生产正义性社会；从其经济模式上看，它是一种追求人和自然和谐发展的“稳态经济”模式；从其生产过程和管理过程上看，它以“分散化”和“非官僚化”为特征，是工人直接参与经济决策和经济管理过程的民主方式；从其社会道德价值观上看，它树立了人的满足在于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的价值观念，劳动成为人们自由和幸福的源泉。

（三）生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生态马克思主义是人类社会发展处于重要历史时刻，基于对人类生存困境深层思考而得出的理论成果，在当前全球生态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生态危机进行了深刻分析，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创新与发展。

1．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生命力

人类社会进入到工业社会以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和广泛运用，人类改造和利用自然的能力成倍增长，这既带来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也伴随着日益严峻的环境问题。面对全球性的生态危机，人们开始创新和运用各种理论工具来解释和分析生态危机，寻求解决危机的有效途径。西方生态主义思潮和后马克思主义思潮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种生产主义、技术决定论，不承认自然的极限，其在建立之初也未考虑生态问题，因而不可能解决诸如生态危机、技术的社会效应等现代性问题，并由此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的原著进行了细致的解读，对其中与自然和生态相关的思想与观点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充分挖掘马克思主义理论中的生态思想，有力地批驳了当代西方学者对历史唯物主义的诘难，并以马克思、恩格斯的相关论述为基础，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结合当代人类实践，从生态学的视角，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释或重构，建立了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的系统的生态学理论，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魅力和强大生命力。生态马克思主义富有说服力地向人们表明：马克思主义理论仍然是分析当代社会问题的科学理论工具，马克思的生态理论完全有资格成为指引当今人类消除生态危机、构建生态文明的旗帜。

2．拓展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范围

马克思、恩格斯所处的时代是资本主义工业化早期，此时虽已出现了工业污染、环境破坏等生态问题，但相对于经济危机而言，生态问题处于次要位置。因此，马克思、恩格斯自然也就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解决经济危机方面。随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环境污染、生态失衡等问题对人类的生存与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立足于社会现实，全面论述了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提出了构建生态社会主义的设想，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马克思主义在生态问题方面的时代局限和思想缺位，拓宽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研究范围。另外，生态马克思主义关于生态社会主义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弥补了传统社会主义理论的空白。传统社会主义理论关于社会主义的论述往往集中在所有制、人与人的关系、平等、公正等经济和政治方面，很少涉及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特别关注社会主义与生态问题的关系，进而要求从人与自然关系的角度重新把握社会主义的内涵，注重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和生态发展，确立了社会解放、人的解放和自然解放的目标。实践证明，随着工业文明的发展，生态问题是我们不能回避和绕过的问题，没有人与自然的和谐就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3．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

马克思、恩格斯对资本主义的批判主要体现在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社会制度的批判等方面。随着生态环境问题的日益严重，生态马克思主义者以人与自然的关系为切入点，开展了对资本主义制度和全球生态危机的全方位批判，丰富和扩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视野。生态马克思主义者指出，生态危机实质上是资本主义制度及其生产方式的危机，是资本家追求利润最大化的必然结果；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是一个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并存的病态社会，消费异化不仅加剧了自然异化，产生生态危机，而且造成了人的异化，形成人格扭曲；揭露了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实行生态殖民主义的罪恶行径，认为这是生态危机日益全球化的重要原因。生态马克思主义将对资本的批判从生产领域拓展到了消费、文化和技术运用的领域，而且具体揭示和批判了以资本为基础的资本主义社会的消费异化、文化异化和技术异化现象，以及社会发展与人的发展相互背离的现象，在一定程度上拓展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视野。

（四）生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缺陷

生态马克思主义过分强调生态问题在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性，对马克思的思想进行了过分的生态学解读，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偏离甚至遮蔽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旨。

1．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

20世纪90年代之后的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深入发掘和阐释了马克思的生态思想，促进了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传承和发展，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具有积极的意义。但生态马克思主义者在阐释马克思生态思想的时候也陷入了一些误区，其中最为显著的一个特征就是出现了将马克思的思想乃至整个马克思主义生态化的趋势。如在福斯特等人看来，马克思的唯物主义自然观和历史观开始形成的时候就已经与生态问题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且马克思后来的整个思想体系始终以人与自然、社会与自然的关系为主线，所以生态问题是马克思的思想核心，也是整个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主题。这种将马克思主义生态化，试图完全从生态学的角度来理解马克思主义甚至将马克思主义看作一种生态理论的做法，大大降低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价值。马克思有着丰富的生态思想，然而他的生态思想不是单纯的以生态问题为中心的思想，而是蕴含在其人本思想之中的生态思想，马克思追求的是人的解放，而人的解放本身就蕴含着自然的解放，马克思生态思想的价值要远远高于单纯的生态主义。

2．夸大了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

在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学派中，无论是主张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已经失去当代效用，应当用生态危机理论取而代之，还是承认经济危机理论的有效性，并在其基础上提出双重危机理论，错误都在于过分地夸大了生态问题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从而无法正确认识经济危机和生态危机在资本主义社会危机形势中的主次地位。随着资本主义的深入发展和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球化，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确实出现了很多新情况和新问题，人与自然之间矛盾的激化所导致的生态危机就是其中的一种表现形式。很显然，生态危机是资本主义在当代社会发展中面临的一种重要的危机，但是我们也不能因此就把生态危机看成资本主义社会中最重要的危机。马克思是在分析整个资本主义社会及其生产发展规律的基础上提出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理论的，即经济危机是资本主义社会本质规律的体现，是全局性的危机。而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一种特殊情况，即生态危机只是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当代的一种表现形式，是经济危机的衍生物。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以生态危机理论取代经济危机理论的看法，实际上已经偏离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主题，还会转移人们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视线和方向，甚至进而放弃社会变革。

3．对未来社会的设想具有太多的空想性

马克思高度重视人类社会的物质生产能力，把物质资料的生产作为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第一个前提。在马克思看来，未来社会最为显著的标志就是拥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并创造出丰富的物质和精神财富，在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即社会主义社会实行按劳分配，到了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则实行按需分配。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一历史唯物主义基本规律的支配下，社会主义社会或是未来的共产主义社会要由理想变为现实，就必须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一基础着手，而社会化的大生产正是这一趋势的必然要求。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者的看法则不同，在他们看来，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生产技术的广泛使用正是造成生态问题的一个重要原因。因此，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不应该过分追求生产力的高度发达和物质财富的极大丰富，而应该实行“稳态经济”模式。他们认为不应该无限制地追求经济的增长和生产规模的扩大，而应该使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目标趋于稳定，还主张实行小型化和分散化的生产模式，用手工技术和小规模技术代替现代化的大生产，从而减少社会生产对环境的破坏，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西方生态马克思主义理论试图绕过生产力和经济基础来构建未来的生态社会主义社会，这种想法显然是与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相违背的。主张按照小型化和分散化的原则来规划社会生产的布局，用手工技术和小型技术代替大规模的生产，这种理想化的“稳态经济”模式也是与当代生产社会化的历史发展趋势相冲突的，显然具有太多的空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