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学原理揭示世界文明发展

人口与其他物种的种群在英文中是同一个词——population。在生态学中，关于人口的研究与关于其他种群的研究并没有多大差别。按照生态学的定义，种群是一定时间和空间中由同种的一群个体组成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单位。种群占有一定的空间领域，其个体间通过种群内关系有机地组合成一个系统。但这一系统只考虑同种生物的关系，它属于同结构群，类似生物体中的组织（tissue，如维管组织、结缔组织等）。同时种群与生物大分子群具有很强的相似性，如DNA、RNA、蛋白质（多个肽）。在自然界中，生物总是以种群的形式生存和繁衍，种群是物种存在的基本单位。种群不仅是个体的集合，它还有更高一层的特点，以系统整体与环境发生各种关系。

社会是个体联系最紧密的种群形式。在社会中，个体已经有明显的分工，如人类的职业分工；有些种群甚至已经有了身体结构的分化（如膜翅目昆虫，蜂群或蚁群中的工蜂/工蚁、蜂王、蚁后、兵蜂/兵蚁），因此种群已经不再是完全意义上的同结构系统，而成为有一定结构差异的耦合系统。因此，社会又具有了有机体和细胞的某些性质。

人类与其他社会性生物种群的不同之处就是有有机体之外的新型可遗传的信息——文因，创造了文化和文明，在社会中传播和发育，并在不同的社会中交流，成为人类对自然改造以及进一步和谐共处的工具。借助于百余年种群生态学的研究成果探讨文明的发展规律，是生态文明研究和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着力点。

（一）系统自组织与文明发育

生命系统是开放系统，处于自组织的低熵状态。为了维持低熵状态，它必须不断同外界交换物质和能量，以不断建造和调整自身的结构，普里高津称其为远离平衡态的耗散结构。从生态学角度看，全球、生态系统、种群、个体、器官、组织、细胞和生物大分子等组织层次的系统都是在一定空间和时间中的具有相互作用的生态学结构和功能单位。生命系统中的成分并不都是有生命的，如细胞中的钙化管、植物细胞中的液泡等。多细胞有机体中，无生命的成分就更多，例如肠道中的水，甚至骨骼中的绝大部分都是碳酸钙。城市中的基础设施，如道路与桥梁，其实与细胞、有机体的“基础设施”一样，都是大尺度生命体的结构。

1．不断演化的自组织系统

自组织理论起源于热力学第二定律，但是表面看起来是反热力学第二定律的。薛定谔因此提出生命这种自组织系统能够吸收负熵，不断强化组织程度。普里高津在薛定谔的基础上提出耗散结构理论，从此自组织系统理论由此形成。所谓自组织系统，就是自我形成、自我调控、自我演化、自我消亡的系统。生态学系统是自组织系统，具有一般自组织系统的共同特征。

（1）开放性。系统与环境进行连续的能量、物质和信息交换。

（2）宏观性和复杂性。都是由大量子系统（或微观单元）所组成的宏观系统。例如最小的细胞（莱氏支原体）的体积也是原子体积的109倍以上，并且也是由大量的次级系统构成的，具有多等级层次结构。各组织层次之间具有自相似性，大量的子系统或组分之间存在着复杂的关系。

（3）结构和过程的数学描述是非线性的。

（4）系统不断演化，演化方式是自组织升级。原来较低层次的系统或元素一旦形成高一级层次的系统，就会出现原有层次所没有的宏观行为，像目的性、适应性、生长发育等类似有机体的特性，这一特性即突生。自组织过程就是原有系统之间关系升级的过程，也可以说是原有系统变为某一系统的一部分（子系统）的过程。

（5）跨层次整体效应的自我涌现，实现系统的自我超越，即系统演化过程本身的演化。这意味着支配演化过程的演化规则也在演化。

了解生命系统这种自组织特性，对于理解生态文明的各个方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从自组织系统的性质推演，文明是自组织的文化系统，系统自组织理论是十分有用的新工具。

自组织系统不断发生着涨落。涨落有两个含义：其一指系统某一参数的宏观量围绕平均值的波动；其二是系统参数无规则的波动（类似布朗运动）。涨落是系统自组织的重要动力，在自组织演化过程中系统状态（例如生物量、生产力、多样性与复杂性、系统规模、能流与物流的强度和输入与输出等）不断涨落，并影响着系统自组织演化的结构方式和演化形态。涨落作用的表现及其形成机制不是单一的与独立的。系统的涨落按其变化幅度可分为巨涨落与微涨落。微涨落在较小的时空尺度上系统复杂性和结构、过程及功能的微小变化，例如一个个体受到轻微的损伤，或一个生态系统在一年中的季节变化。巨涨落则是系统较大尺度上的变化，如个体系统重要组分缺失或濒临死亡，或生态系统被破坏后引起的重大变化。对全球生命系统整体而言，地质史上生物的大爆发和灭绝（如恐龙的灭绝和冰川的移动造成的大规模的生物灭绝）这样大的变化才是巨涨落。涨落总是在破坏着均匀性、不变性和对称性：小的涨落只在小范围内引起对称破缺，不会引起整个系统长时间的破缺，也不可能导致整个系统发生有序演化；巨涨落可能造成整体长时间的对称破缺，可能导致系统有序演化。

生命系统具有调节自身稳定性的自我调节作用。系统调控自身状态，使其涨落幅度变小，以使系统平稳运行的机制和过程即自我调节。包括系统结构、各种过程的调节以及系统对内部理化状态的调节。生命系统的自我调节是通过反馈作用进行的。所谓反馈，就是系统的输出信息反过来影响系统输入的机制。反馈可分为两类（见图2-1）：一类是正反馈，系统的输出促进系统的输入，结果是系统中的过程强度越来越大，这是一种“自激励”机制；另一类是负反馈，系统输出抑制系统输入，结果使系统的过程强度减小，系统稳定。自组织系统中同时存在正反馈与负反馈两种机制，两种机制本身也存在相互作用。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中存在着两套截然区别的，而往往是同一套机制依据条件而发挥着不同的功能，起到不同的反馈作用。

图2-1　种群增长的两种范式

正反馈将系统中的涨落因素放大，给系统提供前进动力：在每一次大发展阶段，系统的调节以正反馈为主，这时的系统多样性、复杂性、体积及生物量的增长符合指数模型。这种正反馈造成的指数式增加可以在生态学上找到许多例子，如多样性的相互促进，环境污染的正反馈加强，赤潮爆发——由于污染物的排放而引发海洋赤潮的爆发，该过程又会导致环境污染进一步加重。这种正反馈会使系统进入恶性循环，导致系统的破坏。

文明发展历程中也会出现正反馈，每一次由科技进步带来的生产力提升都会促进人口的增长，人口增长又会改进生产力，这段时期内人口会呈指数增长。正反馈的大发展过后，随即是一段减速增加阶段，这时负反馈逐渐起作用，系统多样性等方面增加速度越来越慢，直至增加速度与消失速度接近，表现为这些参数在一个恒定的水平附近波动。这时的模型是类似种群数量增长的逻辑斯蒂曲线。

2．遗传与进化的载体：基因与文因

从进化论观点看，进化过程就是种群中个体基因从一个世代到另一个世代的变化过程，因此种群又是一个进化单位。人类进化出文字后，进一步开始发育出文化，文因成为一个新的遗传系统。一个遗传系统的性状可以从亲代传递给子代，这种现象称为遗传。基因与文因的传递都符合遗传规律，因此本书就借用基因来阐述文因与基因遗传的相似规律。

（1）文因与传因

①文因。道金斯（Dawkins）1976年在著名的《自私的基因》中提出“Meme”的概念，意指人类社会中的各种文化因素。此举得到许多支持，因为人类文化的确形成了自己的遗传系统，并且可以自组织进化。该概念现已被广泛引用，已经被收入牛津英语词典。可以说，这个词汇的创新是成功的。尽管新词汇成功地被承认，但是有关的研究却没有取得实质性进展，也受到不少批评。原因主要有：没有找到与基因对应的具体信息物质，没有明确传递途径和复制方法。

“Meme”一词，中文里没有对应词汇，有音译的如“迷米”“媒母”“米姆”，有意译的如“模因”“拟子”等。根据基因的类比，创出“文因”一词。文因包括正式成文的法律、政策、金融、科学、技术、哲学、历史、文学和艺术等。文因与DNA的共同点是信息在行动之间的传递是间接的——DNA本身不能直接作为模板指令蛋白质合成和进行其他调控，而是要先贮存在介质中，通过RNA对其局部进行转录，间接地指令整个细胞的结构和过程。与基因相似，文因也是要“书面”地贮存在纸张等介质中，通过一部分人解读，转化成传因——可执行的文件、图纸、口语等，化作具体的行动指令。

文因也具有系统性和隔离机制，就像基因那样。每一个文因系统有其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有关自然、生产、生活方式、文学、艺术等，每一个文因系统（文化和文明）都有保持自我特征的趋向，这就是与全球化结伴而来的民族独立和民族间冲突加剧的原因。可以通过基因隔离与交流的规则推测，文化间的交流是正常而必要的，但消除文化隔离、只保留单一文化的思想和做法是行不通的！求同存异是合理共存的根本途径。

中国的文字在构成方式上符合基因特征，具有高保真的特性：甲骨文历经3000年后仍可以正确解读，即作为模板可以无限次转录。这是中国文明能够在16世纪之前领先世界1500－1800多年，并且文明没有中断的根本原因！进入电子信息时代，中文的简洁编码再一次与现代信息传递的要求吻合。

②传因。传因与RNA的共同点是直接、专一、高效而短暂。在细胞中，RNA是从基因上转录来的用来传递信息的生物大分子。人类社会的各种非书面交流，都需要通过活跃的信息口语、短暂的非正式文件、非符号信息等传递，类似细胞中的mRNA、rRNA、tRNA等。

动物通过行为也有所谓的“文化传递”，但都属于传因——短暂而直接，由于没有文字而不能够长期流传、积累和提高。所以，文字出现之前的人类，尽管有复杂口语这种高级的信息，但口头传递信息并不稳定——试想一下儿童的“悄悄话传递试验”，一句话经过十几次传递以后已经完全走样！我们从祖先那里得到的关于我们民族（或种族）来源的早期口传历史是多么的模糊（非信史）。这就是为什么人种经过如此长期的口语阶段（据人类学家研究可长达30万年）而没有明显的变化，只是在最近的5 000年左右文字形成后迅速地进化。

道金斯将文化信息传递方式分为“基于结果的或对结果的拷贝”和“基于指令的或对指令信息的拷贝”。他的“中国式平底纸船”的例子清楚地表明，下一代不考虑基本信息（如何折叠、组合）而只对上一代的结果（纸船）不断复制的情况是，20个儿童的临摹结果（相当于传递20代）与最初的原型已经面目全非！而如果每个人都是根据制作原理的信息以相同的指令做平底船，20代以后的差异不会很大。这说明，一个固定的、间接的模板对于信息传递中的保真十分重要。举一个中国人熟知的例子：《诗经》中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是多么脍炙人口的诗句，至少经历了100代人，我们解读，仍然可以体验到古人的感受，这就是文字（特别是中文）的力量！

细胞中DNA的贮存是在核酸-蛋白质上，有趣的是，文因的贮存介质到目前为止仍然主要是生物物质：纸张仍然是最基础的，竹简、羊皮纸和石刻基本已经退出使用。目前还不能预测磁介质、塑料介质（光盘）是否能够像纸张那样方便使用和长久地贮存。我们不能想象，如果没有中国人在两千多年前就发明纸的话，世界文明的发育会推迟多少！(www.xing528.com)

（2）基因型、文因型与表现型

在种群尺度上考察，同一个物种中的不同个体间均存在一定的差异，表现在形态、结构和生理机能等方面。也就是说，每个个体都是独特的。这种差异在遗传和进化上称为变异，即由遗传差异或环境因素引起的细胞间、生物个体间或同种生物各种群间的任何不同。个体的差异基于两个因素：表型可塑性和遗传差异。在不同场合，对不同植物个体来说，这两种因素的作用方式和程度不尽相同，两者之间相互影响的程度也不一样，使种内或种群内表现出多样性和复杂性。个体在形态、生理等方面可见的结构和功能特征的总和就是表现型，或称表型；个体的基因构成即基因型。个体的表现型主要是由基因型决定的，但在一定程度上又受环境的影响。基因型与生境可产生不同的相互作用，并导致不同的表型特征。所以，表型是基因型与生态环境相互作用的产物，即：

表现型＝基因型＋环境饰变

这里所说的环境饰变指由生境引起的表型上任何不可遗传的变化。例如，水毛茛的气生叶通常具有完整的掌状裂叶片，而生活在水中的叶片都裂成细丝状，这种明显的异形叶性就是环境饰变作用的结果。

文因型就相当于基因型，是潜在文明背后的文化本质，也是要在特定的环境下才能表达出来，形成文明的表现型。

种群是由彼此进行基因交流的个体组成的，因此种群也是一个遗传单位。种群中每个个体都携带着一定的基因组合，它是种群总基因库的一部分。种群的迁入和迁出过程，使种群之间产生基因流动或遗传信息的变化和交流，因此，种群是一个流动的基因库。这个库的结构既稳定，又有所变化，体现在基因库和基因频率两个方面。

（3）遗传信息的突变与选择

生物进化理论分为微进化和宏进化。宏进化是指种和种以上分类群的进化；微进化指种以下层次的进化，是由突变、遗传漂变、基因流和自然选择导致的等位基因频率的改变，是生物群体在与环境相互作用过程中连续性的遗传变化经受选择形成的变异积累。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学说可以得知，生物在繁衍后代的过程中，会产生各种各样的可遗传的变异，这些可遗传的变异为生物进化提供了原材料。现代遗传学的研究表明，可遗传的变异来源于基因突变、基因重组和染色体变异。其中，基因突变和染色体变异常称为突变。突变通常会导致细胞运作不正常或细胞死亡，甚至可以在较高等生物中引发癌症。但同时，突变也被视为物种进化的推动力：不理想的突变会经选择过程被淘汰，中性的突变对物种没有影响而逐渐累积，而对物种有利的突变则会被累积下去。

自然选择是进化论里最常用的词汇，但它实际上是生态因子对生物的作用形式。所谓自然选择，就是以各种方式消除种内变异的过程。自然选择被比喻为“一把修枝剪”，当然，它不是将变异全部消除，而是有选择性地保留，留下的是那些适应当时特定环境的类型。可以将自然选择比作一条河的河床，生命就像喷泉一样不断产生多样性，水一定要在河床里才能向前流动。因此可以说，没有环境的选择，就没有系统的进化。自然选择直接作用于表现型，选择压力就是环境中各种生态因素对有机体个体的影响，使适应的个体生存并繁育后代，不适者被淘汰。因此，对于特定的种群来说，环境越严酷，选择压力越大，能够留存的多样性就越低，适应就越特化。像任何一个物种的生殖能力与实际种群个体数量一样，一个系统中潜在的生物多样性总是大于实际存在的多样性。

不同文明均通过文因系统把其独特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记录下来并一代代传承下去。每个文明的文因系统里都储存着人们关于自然、生产、生活方式、文学、艺术、法律、科学技术等各方面的信息，都有保持自我特征的趋向。但同基因一样，一个文明的文因也在发生着突变。这种文因的突变可能来自于遗传信息复制的错误，例如历史上很多珍贵的典籍都因为各种原因遗失了，使文明丢失掉了这部分文因的片段。突变的原因还可能是人们对客观世界的适应和认知发生了改变，而人们把这些新的知识、新的认识储存进了文因系统而把以前旧的信息剔除。与其他文明的相互交流也会造成文因的突变，例如中国近代对西方文明的学习已经极大地改变了中华文明认识世界的方式和价值观，很多遭受过外来文明入侵和占领的国家都吸纳了入侵文明的部分文因片段。同样的，文明也接受着各种来自自然和人为因素的选择，适应者生存下来，文明得以发展。

（二）生物群落演替及其对文明发育的启示

1．生物群落的演替：自毁、利他与再生的大循环

在一个地点上，从较长的时间尺度看，生态系统的外貌和内部结构不断发生变化。生态系统的较大变化类似有些动物（主要是昆虫）个体发育中的变态，因而可将其称为生态系统的变态。生态系统的变态是通过生物群落演替实现的，就是某一地点一种生物群落被另一种生物群落所取代的过程。整个演替过程由一个个阶段构成，这些阶段相接称为演替系列。每一个阶段（群落类型）就是生态系统发育过程中的一个相。

以旱生演替为例可以理解演替过程。从裸露的岩石表面开始的生物群落形成和演替过程是最典型的旱生演替。裸岩没有土壤，光强，温差大，经常干燥。裸岩表面最先出现的是地衣，其分泌的有机酸腐蚀岩表，逐渐形成极少量的土壤；然而随着土壤加厚，地衣被更有竞争力的苔藓取代；苔藓植物能积累的土壤更多，又为更有竞争力的草本植物创造条件；草本植物也由一年生短寿命的种类向多年生草本改变，草的高度不断增加；最后，在厚土条件下最有竞争力的木本植物占领了生境，由乔木构成森林。在这些阶段，动物群落也由简单变得复杂，最终大型动物定居繁殖，动植物和微生物互相竞争、互相制约，使整个生物群落的结构变得更加复杂、稳定。

群落演替过程表现出发育和进化的特征人类文明中也有相似的趋势及机理，显示出以下几个特点：

（1）方向性：群落的演替方向是不可逆的，演替的趋向一般是群落构成成分从低等生物逐渐发展到高等生物，从小型生物发展到大型生物，生活史从短到长；群落空间层次从少到多；生态系统营养级从低到高增加，复杂性增加；种类竞争从无到有，再发展到很激烈，最后趋向于动态中的稳定。普里高津在《从存在到演化》中系统叙述了复杂自组织系统的演化具有不可逆特征，他骄傲地宣称自己（或者说自组织理论）改变了自牛顿以来形成的机械宇宙观，证实了时间的不可逆性。文明的演替方向也是不可逆的。这也意味着一个文明必将消亡，为其他更高水平的文明所取代。

（2）演替速度的“极慢－慢－快－慢”的S形模式：一个先锋物种中的某些个体，要首先在一个荒原上形成一个种群，再从它的基础上发展成为一个初级的群落，这可能是一个艰难的长期自然选择过程。一般来说，这个过程是极为缓慢的，当一个初级群落建立起来以后，每一个定居下来的新物种都面临着繁殖、扩散、巩固的问题。物种之间开始激烈的竞争，也就是对有限的资源或生境空间展开争夺。在严酷的生存斗争中，群落的物种组成是不稳定的，经常数年中或数十年中就会更换一系列的物种。但动态平衡是演替的必然结果，在交错复杂的种间竞争及与自然环境的作用中，有一些最适合当地环境的种群获得主导地位，从而使演替的速度缓慢下来，最终总是达到一个相对稳定的状态，这个终点称为演替顶极。从自组织系统的角度看，演替顶极实际上是吸引子，就是生态系统在气候条件不变的情况下（排除季节性波动）趋向于达到的长期保持恒定的成熟状态，只存在相对小的波动。

人类文明的发育所遵循的规律也是前期积累时间非常长。人类起源已有约250万年，从80万年前开始进入旧石器时代，文明露出一丝（只有一丝）曙光。直到近1万年来，才进入新石器时代、金属器时代，开启农业文明。约300年前进入工业时代，约30年前进入信息时代。整个时间序列呈现出指数增长规律。但是何时以何种状态达到稳态，尚不能预测。马克思以唯物辩证的方式谈到社会发展的稳态——共产主义，是动态发展中的稳态。与马克思不同，生态马克思主义者谈到的稳态，是静止的稳态，他们认为生态系统中的资源等存在极限，无节制的消费和生产会达到生态系统的极限，人类会面临日益严峻的生态问题，最终产生生态危机。早期技术水平低和发展缓慢时这种模式基本合理。但是，如果技术革新没有跟上人口增长，再加上气候变化的外部因素影响，一个地区就可能掉入贫穷与生态退化的“绿色陷阱”。历史上众多的文明，包括著名的四大文明中的三个（古埃及、两河、古印度）的灭绝，就是绿色陷阱。

（3）演替中的“自毁效应”与“利他效应”：一个群落在自身的发展过程中，不断对生境产生影响，这些影响逐渐不利于自己生存，但是其创造的生境有利于其他群落的生存，从而在演替中创造了物种替代的环境条件——一种看似“利他”的效应。事实上，自然界中自毁现象普遍存在。例如任何化学反应都是反应本身的自毁过程，在一个物质和空间有限的系统中，随着反应的进行，底物越来越少，产物越来越多，直至反应停止——相当于反应系统自己毁掉了能够发生反应的条件。生命这一极端意义上的化学反应也不例外。

在更大的尺度上，现存的地球环境（特别是大气圈成分）是由先前的生命创造的，早期蓝细菌光合作用不断释放氧形成富氧大气，从而为好氧生物的出现提供了条件，然而新环境的形成使得蓝菌自身衰落。按照内共生假说，蓝菌的衰落使其以叶绿体的形式存活于植物中，这种隐没于大系统中的生存可能是人类追求的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近1万年来，随着人类从一种普通生物逐渐上升为系统的主导生物，其自毁作用也在增强。当前人类的自毁作用已相当明显。例如，人类强化某些生态系统类型、提高生产力的同时，改造和破坏其他生态系统类型，改变非生物环境组分，使全球系统的结构简单化，组分多样性减少，组分之间联系减弱，系统复杂性降低。系统各组分之间的相互制约对克服自毁极为重要。必须改变人类的不良（不符合自然规律）行为，使人类生存所依赖的各个系统组分均正常存在，才有可能克服目前的大规模自毁趋势。尽管自毁引起的全球变化对于系统的整个进化历程来说是自然过程，但对于处于巨变中的生物则无疑是灾难，更没有人会心甘情愿地承受这场浩劫。因此，寻找能够减小灾难或者是化解灾难的途径，就十分重要。

发生自毁时，绝大多数情形下生命成分和环境都未发生剧变，而是逐渐衰落，直到临界点。到达临界点以后，系统会发生崩溃、毁灭。对于一个足够大的系统，其自毁所需的时间可能会相当长，甚至可能不出现明显的自毁。系统的长期维持可以通过某些组分的不断更新实现。例如，一个地区的顶级群落（特别是热带雨林）可以通过小片林地的更新——“林窗”的不断出现和填充来保持长期稳定状态。

（4）演替中的再生大循环：各种生命在生存、发展和繁殖过程中不断破坏自身周围的生存环境，使之不利于自身的生存。但是，这无意中为其他生物创造生存环境，每种生物都是如此。从头再来，在更高的一个层次上发展，螺旋上升，形成一种环状结构，最终构成一个大循环。

2．全球文明演化大循环与可持续发展：历史唯物主义分析

进入20世纪后半叶，随着环境问题的不断尖锐和人类生态意识的增强，人类的行为已经有所改变。从现实人类行为和自组织系统进化两方面都能够看出人类行为自控和调控全球生命系统稳定发展的可能性。这其中，发达国家看起来已实现的稳定发展是把一些环境危机转移到了发展中国家，如何在发展中国家也实现稳定发展是人类最终实现在地球上构成可持续的全球生命系统的关键。

从系统自组织原理看，在系统演化初期，结构较松散，信息沟通薄弱，调控能力较弱，涨落的振荡幅度大。随着系统的演化，调控能力提高，振幅逐渐变小。高度自组织系统可以通过自身协调延长存在时间，系统组织化程度越高，寿命倾向于越长（例如从单细胞动物到多细胞、大体型的动物）。由此推断，避免生物多样性的大崩溃和全球环境的过于剧烈的变化是有可能的。

从进化角度看，处于食物链顶级的哺乳动物往往都有根据环境容量控制生育规模的能力而不毁坏生态系统。随着人类各种群的发展逐渐接近各自生态系统容量，特别是全球一体化的逐渐实现，人类开始意识到自己的责任：不但应该制约自身的发展，而且应该成为调控者。所以，人类必须站在全球视角，遵从自然物质能量循环的基本规律，构建或改善更有利于人类发展与生态平衡的循环途径。

综合上述几个方面，尽管是否可以避免大规模的全球变化和大灭绝尚不能肯定，但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预测和调控系统状态。对于生态学家来说，应尽量找到办法使人类建立的系统之间以及人造系统与自然系统之间耦合，以克服人类的自毁效应。只要能顺应自然规律，延迟人类毁灭还是可能做到的，这与医生不能避免人的死亡而能延缓人的死亡是一样的道理。所以，从最低意义上说，全球变化的生态学研究也是有意义的。从更高的意义上看，如果人类按照自然规律对全球生命系统进行有意识的调控，则通过局部的不断调整，系统维持长时间的稳定也不是没有可能，甚至人类可以使全球生命系统“繁殖”，在附近形成一个新的系统。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说，地球生命的未来命运将掌握在人类手中，如果不加以正确地控制，目前的自毁强度必然会引起自身及由其主导的系统中多样性和复杂性的崩溃。只有当人类能够真正认识和掌握自然规律，让包括人类在内的地球生物圈长期存在和繁荣下去，才能真正体现出人类的聪明和理智。

从进化的角度看，全球生命系统的进化是系统内部理化状态由波动到逐步稳定的过程。自从全球生命系统形成以后，其调控自身非生物组分的能力不断加强。实际上是系统对其内环境稳态调节的体现，其发展方向是内部状态的涨落幅度越来越小，未来的状态很可能像常温动物个体那样有一个相当强的稳态调节能力。在生态系统层次上，历经长期进化的热带雨林已经具有较强的自循环和自控的能力。进一步，在人类文明层次上，由于多样的各个文明处于不同的“相位”，如果正确地交流和共处，也应该能够形成演替的大循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