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生态意识觉醒的发展过程:生态文明与美丽中国建设研究成果

人类生态意识的觉醒有一个历史发展过程。翻阅20世纪60年代以前的报纸或书刊，几乎找不到“环境保护”这个词。这就是说，环境保护在那时并不是一个存在于社会意识和科学讨论中的概念。确实，回想一下长期流行于全世界的口号——“向大自然宣战”“征服大自然”，在这儿，大自然仅仅是人们征服与控制的对象，而非保护并与之和谐相处的对象。人类的这种意识大概起源于洪荒的原始年月，一直持续到20世纪。没有人怀疑它的正确性，因为人类文明的许多进展是基于此意识而获得的，人类当前的许多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也是基于此意识而制定的。

但是，工业文明的高度发展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引起了世界上一些有识之士的担忧，环境意识和环境伦理学也随之产生。1923年，施韦兹在其《文明的哲学：文化与伦理学》一书中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施韦兹发现他那个时代伦理观念的缺陷是，只有人才是道德关怀的对象，而动物被排斥在外，由此导致人对其他生命的任意毁灭和伤害。因而，他要求将道德的视野投向人之外的生命，将人和动物同时纳入伦理范畴，并提出将“敬畏生命”作为伦理学的根本原则，以此作为判断人的行为善恶的价值准绳：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阻碍和毁灭生命。1933年，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主义者利奥波德创立了“大地伦理学”。他在《沙郡年鉴》一书的最后一节提出了“大地伦理学”。大地伦理学的首要准则是一件事情，当它有助于保护生命共同体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时，它就是正确的；反之，它就是错误的。他认为人应当处理好和大地的关系，与之和谐发展，这唤起了人们对生态文明重要性的初步认识。此后，人们开始对生态和环境危机进行反思，对生态文明的实践进行总结。1962年，有“现代哥白尼”之称的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Rachel Carson）发表了《寂静的春天》一书，她运用食物链网的生态学原理，警告说人类可能将面临一个没有鸟、蜜蜂和蝴蝶的世界，深刻揭示了人们所面临的生态和环境问题。这部著作经历了一个从被攻击到被肯定的过程。1962年，《寂静的春天》在美国问世时，很快成为一本颇有争议的书，是标志着人类首次关注环境问题的著作，换句话说，这部书拉开了“生态学时代”的序幕，使得生态观念开始真正深入人心。它那惊世骇俗的关于农药危害人类环境的预言，不仅受到与之利害攸关的生产与经济部门的猛烈抨击，而且也强烈震撼了广大民众。蕾切尔·卡逊第一次对这一人类意识的绝对正确性提出了质疑。这位身形孱弱的女学者是否知道，她是在向人类的基本意识和几千年的社会传统挑战？《寂静的春天》出版两年之后，作者心力交瘁，与世长辞。作为一个学者与作家，卡逊所遭受的诋毁和攻击是空前的，但她所坚持的思想终于为人类环境意识的启蒙点燃了一盏明亮的灯。《寂静的春天》是一本引发了全世界环境保护事业的书，正是这本不寻常的书，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人们对野生动物的关注，唤起了人们的环境意识，引发了公众对环境问题的注意。由于《寂静的春天》所引发的巨大的民众压力，被迫开始正视环境问题的美国政府加强了对农产品的管理，法律规定所有农药必须在联邦农业部登记注册，农场主必须经过培训拿到合格证书才能使用农药，联邦农业部拨款对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普遍检查分析，严防农药污染环境。这也是环保主义者们所取得的第一次重大胜利。此后不断涌现的环保主义著作和日益升温的环保主义运动迅速波及全球。《增长的极限》曾一度成为当时环境运动的理论基础，有力地促进了全球环境运动的开展，其中所阐述的“合理的、持久的均衡发展”，也为可持续发展思想的产生奠定了基础。

1972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丹尼斯·米都斯领导的4位科学家提交了一份研究报告，即《增长的极限》。这些年轻科学家接受研究世界未来学的“罗马俱乐部”的委托，旨在探讨全球系统的极限及其对人类数量与活动的强制力、长期影响全球系统的主要支配因素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这本书诞生于工业文明的全盛时期，但其高瞻远瞩的观点再一次给人们带来了无比的震撼，它向人们展示了人类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因地球本身资源的有限性与无止境地追求增长所带来的后果，深入研究了工业革命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给地球和人类带来的灾难性后果，并认为人类社会已经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地球是有限的，任何人类活动愈是接近地球支撑这种活动的能力限度，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不能解决。如果世界人口增长、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费方面按现在的趋势继续下去，这个行星的极限将在一百年内获被突破，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人口和工业生产力双方有相当冲突和不可控制的衰退。改变此结局的唯一途径就是改变粗放的经济增长方式，建立稳定的生态和经济条件。他们以计算机模型为基础，运用系统动力学工具，对全球系统中影响人类增长的人口、粮食、自然资源、经济和环境五大变量进行了实证性研究和综合分析。该报告基于当时的数据得出一个惊人的结论：工业革命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所倡导的“人类征服自然”，后果是使人与自然处于尖锐矛盾之中，并不断地受到自然的报复；传统工业化道路，已经导致全球性的人口激增、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使人类社会面临严重困境，实际上引导人类走上了一条不能持续发展的道路；人类生态足迹的影响因子已然过大，地球生态系统自我修复能力遭到严重破坏，倘若继续维持目前的资源消耗速度和人口增长率，人类经济与人口增长只需百年或更短时间就将达到极限。也许罗马俱乐部的学者们对地球的未来过于悲观，但他们发出警告后，全世界都震惊了：情况真有如此严重吗？于是，世界各地的科学家和学者都开始关注和研究人与资源环境的问题。这就是《增长的极限》起到的历史作用。从工业革命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人类沿用的生产方式一直是大量消耗自然资源，所取得的巨大物质文明成就多以大自然遭掠夺为代价。从《寂静的春天》到《增长的极限》，人类开始认真反思：我们与大自然究竟应该建立起怎样的关系？人类怎样才能保证在自己发展进步的同时不使地球遭到戕害？(www.xing528.com)

面对这种日益危险的生态环境，20世纪60年代之后，西方发达国家掀起了反对环境污染的“生态保护运动”，千百万公众走上街头游行，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治理和控制环境污染，不同领域的科学家也就各类新兴工业产业和技术手段与环境污染的关系进行讨论与揭露，而各类媒体更是不遗余力地大量报道世界各地爆发的环境问题与公害事件，这次环境保护运动无论是规模、大众参与程度还是政府干预的力度以及公众环境意识变化的深度等诸多方面都是空前的，它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特别是环境保护史的影响也是绝无仅有的。环境保护运动的兴起引发了一系列观念上的变革，首先，环保运动使越来越多的民众意识到环境污染的严重后果，意识到环境问题关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他们“不仅把一个安全、舒适的生活环境看作幸福健康的必要条件，更是看作通向自由和机遇的一种权利”；同时，环境运动也影响着传统的发展观，从60年代开始，已有一批政治家深信不疑，并认为环境问题不仅可以解决，而且一旦解决，确能获得良好的成本效益。但是观念上的改变却并没能导致现实问题的解决，与如火如荼地开展的环境保护运动格格不入的是，20世纪七八十年代大量的公害事件又在世界各地发生，最具有代表性的就是以美国三哩岛核电站泄漏与苏联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泄漏事件为代表的世界环境污染的“十大事件”。这些重大生态灾难，引发了人们更多的思考并更加积极地投入环境保护运动。鉴于20世纪以来越来越严重的生态危机，1992年，世界各国1575名科学家签署发表了《世界科学家警告人类声明书》。这份声明指出：“人类与自然处在相互冲突之中。人类的活动给环境主要资源造成了严重的、经常是无可挽回的破坏。如果不加遏制，我们的许多行为将使我们所期待的未来人类社会和动植物世界处于危险的境地，将大大地改变这个生命家园，致使它不再像我们熟悉的那样维持生命。因此，我们要想避免这种发展模式所可能带来的崩溃，就必须进行根本的改变。”在当今由工业文明主宰的世界，生态危机已经是个全球性的问题，它造成的灾难已经超出了地域、国家、民族的界限，地球上所有个人与群体都无法逃脱它的威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