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险自然博物馆：失落物种玛丽·金斯利天牛

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鞘翅目昆虫学家马克斯·巴克莱正坐在他那略显凌乱的书桌前，手里拿着一只和自己拇指一样长的黑色甲虫。它有着长得不可思议的分段触角，比甲虫的锥形身体还要长，往后扬着，延伸到鞘翅之外。这些长长的、弯曲的触角是甲虫的形态学特征，使其归类为天牛。作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藏品管理员，巴克莱管理着一个庞大的档案库，其中包括大约1000万份甲虫标本。但他手中的甲虫是唯一一种与之相似的甲虫——一个单一标本。它来自今天西非的加纳，在过去一个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都被保存在一个盒子里。2015年，这种甲虫以1896年收集到它的玛丽·金斯利（Mary Kingsley）的名字命名为玛丽·金斯利天牛。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昆虫学家们定期将它从盒子里取出来进行检查。他们对它进行了仔细的研究与测量，并和其他非洲天牛的标本放在一起。虽然也有人尝试过，但没有人能正确地对它分类。巴克莱说：“许多人都观察它，给它贴上标签，但仍然说不确定它是什么。”

他说，全世界有25000～30000种天牛，大多数都比金斯利收集的这只天牛小得多。从形态上看，它也不同于其他相关物种。巴克莱说：“它与其他甲虫的不同之处在于它的胸部——在头部和腹部之间的前胸背板——非常肿大和膨胀，至少比近亲属的甲虫要大得多。”它和独裁者甲虫（dictator beetles）最接近，这是一个小属，由13个不同的物种组成。他说：“它被称为假独裁者属（Pseudictator），因为它和那个属的物种最相似。”玛丽·金斯利天牛是这个属里已知的唯一成员。

大胆无畏的探险家玛丽·金斯利1862年出生于英国。她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教育——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人们认为女性不应该接受教育。特别是科学，因为人们认为一个文雅的年轻女士不应该忙于研究科学，忙于科学可能会让她生病。因此，当她的弟弟查尔斯·金斯利（Charles Kingsley）去剑桥大学学习法律时，玛丽·金斯利留在家里照顾生病的父母。

玛丽·金斯利

1892年，金斯利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突然摆脱了自己的义务。金斯利继承了一笔不多不少的遗产，并通过在父亲藏书丰富的图书室里读书学习而自学成才。之后，她决定独自前往西非旅行。金斯利以前从未离开过英国，在西非一个人也不认识。她的朋友、作家埃塞尔·特威迪（Ethel Tweedie）写道：“她的样子真是弱不禁风。”

当金斯利向医生寻求建议时，他们果断地告诉她，西非是地球上最致命的地方——疾病、凶残的原住民、丛林中无数不可预知的危险。乘汽船到那里要两个星期。利物浦的汽船代理商不提供往返机票：最后无人生还，所有人都死了。金斯利还是去了。最终，在1893年8月，30岁的她下了船，来到了炎热喧嚣的塞拉利昂弗里敦。金斯利去进行了几次探险，在1897年1月出版的广受欢迎的回忆录《西非之旅》（Travels to West Africa）中描述了这几次探险。她是第一位登上喀麦隆山的白人女性，这座高13250英尺的山是撒哈拉以南西非的海拔最高处。

在描述黄金海岸——现在的加纳——时，她写道：

事情是这样：在经历了长时间、充满危险的甲虫捕猎后，你现在要回家了；你曾与馅饼盘大小的强大甲虫战斗，它们飞过你的头顶，钻进你的头发，又狠狠地咬了你一口。你也曾被苍蝇、蚂蚁和其他动物叮咬过。你很可能是被雨水淋湿了，或者是被溪流浸湿了，疲惫不堪；你的脚沿着地面往下走，天越来越黑，或者已经变黑了：热带地区的天黑速度一直让人无法捉摸。

金斯利对鱼类标本和史前器物很感兴趣，即使昆虫爬入了她宽大的衬裙，她也不顾一切地去收集它们——她攀山涉水，在未经探索的热带雨林中开路前行。在非洲度过的岁月里，金斯利收集了许多标本——鱼、爬行动物、昆虫、贝壳和草本植物。1896年在加纳时，她收集了一些甲虫标本，但一共只有12件。现代野外考察会带回装满数千件标本的瓶瓶罐罐，而金斯利才收集了12件甲虫标本，玛丽·金斯利天牛就是其中之一。

2014年10月，巴克莱参加了布拉格昆虫展，他每年都会参加两次。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千名昆虫学家参加了这个活动。这次他带了一只类别不明的天牛。他说：“我知道那里有一个法国人，他是研究非洲天牛的世界级专家。”那个法国人是皮埃尔·尤厄尔（Pierre Juhel）。巴克莱说：“我把甲虫放在尤厄尔面前后，他立刻说这是一个新的属。”“我建议他用玛丽·金斯利的名字给它命名，他也认同了。”

玛丽·金斯利天牛属于天牛亚科，是一个约有30000种物种的世界性种群。描述任何一种新物种都是很有挑战性的：当这个未知的标本属于如此庞大的甲虫群体时，描述它就更加困难了。(www.xing528.com)

巴克莱说：“确定类别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当这组生物中有30000种物种时，你必须利用一个筛选的过程淘汰29999个物种。你必须从已知的动物群中开始剔除：你知道它不是哺乳动物，也不是鸟，这很明显。你知道它不是蝴蝶，不是苍蝇，也不是黄蜂，所以只剩下甲虫了。”

巴克莱表示，即便如此，最艰难的工作还在后面。当已知物种中约有20%是甲虫时，知道一件标本是甲虫并没有什么用。他说：“你仍然有40万种可能，甲虫有180科。如果你认识这些科，你就有机会将范围缩小到20000～30000种；然后是亚科、族和属。每次鉴别一组——如果鉴别正确的话——你在一开始就几乎筛选掉了一个数量级的物种可能。最终你要筛选的物种数量会降低到一个可控的范围。”

最后，摆在分类学家面前的就是两种可能：要么标本被正确地确定到种，要么它仍然是未知的，必须得到正式描述。物种总是在藏品中被发现，特别是在巴克莱管理的橱柜和抽屉中。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的甲虫藏品是同类中最全面的，数量永远在扩大，藏品一年比一年多。这些藏品存放在超过22000个抽屉里。随着不断的扩大，它们的用处变得越来越大。经过几个世纪的收集，这些藏品包含了20多万种不同类型的标本，被用作描述整个物种的参考点。巴克莱说，每年都有超过1000种新的甲虫物种根据收集材料被描述。2014年9月，巴克莱在对未知材料数字化时发现了一个古老而破旧的盒子，里面有20个甲虫标本，它们是19世纪60年代探险家斯坦利·利文斯通（Stanley Livingstone）在赞比西河探险时收集的。

自2001年以来，作为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员的巴克莱自己已描述了大约20种新物种，大约有100个新物种以他的名字命名。他帮助命名了几百个新物种——发现一个未命名标本，确认它是新物种，然后把它交给那个科、族或亚族的专家来描述，就像他把玛丽·金斯利天牛给尤厄尔鉴定那样。

他告诉我：“今天我桌上有一盒甲虫，它们也是天牛。里面有3件新到这里的标本，其中一个是新发现的物种。”这个盒子被放在了散落在巴克莱办公桌上的文件和其他标本盒子中间，巴克莱伸手从盒子里捡起甲虫，弯下腰仔细查看它的标签。“它看起来像是1912年收集的，”他慢慢地说，吃力地读着上面的文字，“来自塞拉利昂。标本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一位前策展人贴的标签，写着‘接近但不是’，然后是另一个物种的名字。有些人注意到它是不同物种，但没有继续下去，这种情况经常发生。”

这些藏品虽然很全面，但也有其局限性。巴克莱说：“我们这里大约有60%的已知甲虫，所以，如果我拿一只甲虫去和藏品里的标本对比匹配，成功率应该不低。但如果匹配失败，我就不知道它是不是在剩下的40%里——是在史密森学会博物馆、巴黎博物馆、哥本哈根博物馆，还是其他地方，抑或是一个新物种。”

这就是藏品如此重要的原因。没有哪个博物馆的藏品是完整的，但是，当一件标本被收藏时，它就等于开始了另一段生命——作为物种的代表。和许多分类学家和策展人一样，巴克莱对藏品都是陈旧过时的这一观念感到沮丧。他说：“人们提到博物馆都会想到《夺宝奇兵》的最后一幕。有人一直在为得到这些财宝而战斗，然后他们把这些财宝放进一个板条箱里，再放进一个有老鼠和灰尘的地下室里，把门关上，就这样。他们会想：‘是啊，嗯，现在它在博物馆里，所以它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干不了。’我觉得这样的观点真的没什么用。”

1900年6月，在加纳收集到玛丽·金斯利天牛几年后，玛丽·金斯利去世了，时年37岁。此前，她还进行了另一次探险——去南非，从奥兰治河采集鱼类标本。1899年10月，布尔战争爆发，英国军队和来自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军队之间爆发大规模战斗。金斯利自愿在开普敦做一名护士，照顾受伤的战俘。她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这里的一切，恶臭、洗涤、灌肠、便盆、血液，就是我生活的全部。”金斯利在西蒙斯敦医院的病房里工作，因为到处都是尸体和垂死的病人，她染上了伤寒，并因此病逝。死后，她被海葬。她收集的大部分标本——从喀麦隆和加蓬收集的鱼，以及甲虫——仍保存在英国自然历史博物馆。巴克莱说：“她是第一位登上西非最高峰喀麦隆山山顶的女性。她想突破界限——不仅是突破社会接受度的界限，还要超越前人的成就。”

巴克莱说，收集到他拿着的这件标本的机会很少。它躲在树林里，不见天日。它的成年期很短，最多只有几周。他说：“这件标本是从西非一个隐蔽的地方收集而来的，那里并没有太多的探险活动。”1896年收集的这件单一标本是一个完整物种已知的唯一标本。“在人类历史上，也许曾经有过一次收集这种甲虫的机会，”他说，“这个机会来到了玛丽·金斯利面前，她抓住了。”

17．华盛顿特区的美国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收集于20世纪30年代的拟食虫虻标本。图源：约翰·迪蒙德（John Deamo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