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落物种：战争战利品中的刚果长尾蜓

比利时的中非皇家博物馆建成于1910年，坐落在比利时布鲁塞尔郊区特尔菲伦的一座山顶上，看上去就像一块壮观的新古典主义石板。这座博物馆由利奥波德二世国王建造。他于1909年去世，没能来得及看到博物馆的开放。这座博物馆的建立有一个特别的目的：展示利奥波德在比属刚果的血腥的战利品。比属刚果是撒哈拉以南非洲最大的国家，现在被称为刚果民主共和国。

1885—1908年间，利奥波德二世领导了一场血腥的殖民运动，利用刚果的自然资源为国内的宫殿和市政工程建设提供资金。首先，是从大象身上收集象牙，因此成吨的象牙被运往欧洲。大象的尸体就像一艘艘失事船只的残骸一样被弃置在非洲大陆。后来利奥波德建立了繁荣的橡胶工业，由刚果奴隶提供劳动力，估计有1000万人在这一过程中死亡。如果比利时的监管人员认为奴隶的工作速度不够快，他们就会习惯性地用斧头砍掉他们的手。

这些数量巨大的血迹斑斑的殖民时期收集的藏品大多保存在中非皇家博物馆，其他地方也有保存。这批藏品中仍然包含着惊喜。

2015年12月，荷兰昆虫学家克拉斯-杜威·迪杰斯特拉（Klaas-Douwe Dijkstra）在《蜻蜓学报》（Odonatologica）杂志上发表了一篇关于非洲蜻蜓的专题论文。蜻蜓目是由蜻蜓和豆娘组成的昆虫目。在这篇文章中，迪杰斯特拉和他的合作者们命名了60个新物种，这是自1886年以来一次性命名的蜻蜓和豆娘最多的一次。这项研究是迪杰斯特拉在南非开普敦附近的斯泰伦博斯大学完成的。他说：“这使非洲蜻蜓的物种数量增加了十二分之一。”仅一篇简明的236页文章就使已知的非洲蜻蜓目的物种数量增加了近10%。

许多新物种是在安哥拉、喀麦隆、加蓬、乌干达、刚果民主共和国等西非和中非国家的实地调查中发现的。迪杰斯特拉和他的合著者延斯·凯浦林（Jens Kiping）和尼古拉斯·梅泽尔（Nicolas Meziere）花了几年时间穿越了非洲大陆的中部进行实地调查。但一些新的非洲物种是在远离非洲的地方发现的。位于布鲁塞尔以东20英里的特尔菲伦，是中非皇家博物馆殖民文物的一部分。一个世纪以前，动荡蔓延到刚果盆地时，野外收藏家们正忙着收集未知的、多样的蜻蜓，并把标本连同其他东西一起运回比利时。在那里，数量未知的大量标本被放进抽屉，之后就保留了下来。

刚果长尾蜓（The Congo Dusk hawker Dragonfly）是一种蜻蜓新物种，它外形精致，长3英寸，有着宽阔的灰绿色头部和脉络清晰的黄色翅膀。迪杰斯特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野外工作中捕获了一只。还有更古老的标本存在。1899年3月，在首都金沙萨附近，一位名叫威尔布鲁克的野外收藏家捕获了两只雌性标本。在比利时殖民统治期间，金沙萨被称为利奥波德维尔。这些标本收藏于布鲁塞尔的比利时皇家自然科学研究所的昆虫学藏品中，现在已经有120年的历史了。该研究所的收藏是世界上最大的昆虫收藏之一，拥有大约1700万件标本。

2010年8月，迪杰斯特拉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北部的野外工作中捕捉到了刚果长尾蜓的正模标本——一件雄性标本。他当时在刚果河畔的一个名叫伊桑吉的小村庄附近的一片被洪水淹没的森林。刚果河像一条被磨损的棕线分叉开来——先分成两道向北流去，然后变成许多条狭窄交错的河道，蜿蜒曲折穿过树林继续向北，短暂的汇流后又分流开。棕色的河水缓慢地穿过被水淹没的绿色森林，水里的树木以奇怪的角度生长着。

在这篇专题论文中有一张迪杰斯特拉在伊桑吉工作的照片。在河的另一边，他在一堵树叶“砌成”的厚厚绿墙前挥舞着一张大网。网里充满了空气。4个男孩一边乘着独木舟在褐色的河水里游荡一边看着他。迪杰斯特拉属于这个环境最为恶劣的地方。他说：“这是人类的自然状态。我们是标本采集者，而不是农民、实业家或其他任何身份的人。这就是我们获得幸福的方式。”

全世界约有7000种蜻蜓目昆虫。蜻蜓在热带地区最常见，除了南极洲之外，地球上每一个动物区都有它们的身影。蜻蜓醒目的颜色和巨大的体形一直吸引着昆虫学家。1700年，法国昆虫学家弗朗索瓦·普帕特（Francois Poupart）在给英国博物学家马丁·利斯特（Martin Lister）的一封关于蜻蜓的信中写道：“它以其非凡的速度划破和切开空气，使空气旋转上千次，这真是太奇妙了。”

仅非洲就有近800种已命名的蜻蜓。它们通常是前卫物种，可以用来确定它们所在的生态系统相对健康状况，但前提是我们了解它们。迪杰斯特拉估计，他现在已经捕获了80%以上的野生非洲物种，方法是耐心地在像伊桑吉这样潮湿、布满沼泽的地方来回挥网。这是最基本的做法：长时间、不间断地挥动捕虫网。没有任何技术或先进手段可以取代。自2000年首次到加纳进行实地考察以来，他每年都回到非洲，在整个非洲大陆收集标本。他说，他总共在20个国家进行了1000多天的实地考察。

最令人惊讶的是，许多被命名为迪杰斯特拉的新物种明显不同。一张照片就足以让所有非洲蜻蜓专家在对它们进行评估后意识到这是科学上的新发现。它们的色彩独特明亮，身上分布着粉色和紫色的条纹；钴蓝色的腹部上是橘色的条纹，就像褐色的刚果河上弯曲破碎的霓虹光。正如奥利弗·戈德史密斯（Oliver Goldsmith）1791年在《地球的历史和生动的自然》（History of the Earth，and Animated Nature）中所写的那样：

在所有装饰了大自然或使大自然的面貌多样化的昆虫中，这些蜻蜓是最多样化和最美丽的；它们有各种颜色：绿色、蓝色、深红色、鲜红色、白色；有些蜻蜓融合了各种最鲜艳的色彩，一种动物身上呈现出的色彩比彩虹还要斑斓。在王国的不同地方，它们的称呼都不一样，但没有人会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因为它们的身体长度、眼睛大小、4只翅膀迷人的透明度，都使其和其他昆虫不同。夏天，在每一道篱笆旁，每一条奔流的小溪边，都能看见它们快速地飞过；它们有时停留在植物的叶子上，有时连续飞行几个小时。

近一个世纪以来，许多新物种的标本一直在中非皇家博物馆等待着被鉴定的描述。“这些藏品里全是面具、独木舟和各种各样的东西——包括蜻蜓在内的许多动物、各个种类的手工艺品，基本上什么都有。”迪杰斯特拉说，“如果你观察蜻蜓——其他动物和植物也是如此——基本上你所拥有的只是装满标本的抽屉。”

其中很多标本根本没有被编入目录，没人知道那是什么。迪杰斯特拉说：“科学家一般情况下甚至从未碰过它。”英国著名蜻蜓分类学家弗雷德里克·查尔斯·弗雷泽（Frederic Charles Fraser）曾对部分藏品进行了研究，并对其中一些标本进行了标记和鉴定，但他在1963年去世了。迪杰斯特拉继续说：“如果够幸运的话，也许这些标本上有他的鉴定标签，但很多情况下都是没有的。你手里有这些大抽屉。你一打开盖子，标本就会弹出来，因为它们是被强行塞进去的——实际上是被压进去的。当盖子一打开，它们就蹦出来了。”(www.xing528.com)

这些标本不像在其他机构那样整齐地摆放在抽屉里。相反，每只蜻蜓都被密封在一个单独的袋子里。袋子到处都是，没有顺序，没有标签，全都乱作一团。迪杰斯特拉说：“你打开一个抽屉，里面有成百上千的标本。你只是在处理着一堆堆的标本：这是这个物种，这是那个物种，这又是另一个物种。然后就剩下这些奇奇怪怪的标本了。”

奇怪的标本有很多：1899年首次收集到的刚果长尾蜓被包起来保存了116年。迪杰斯特拉将1935年首次被收集的一种蜻蜓命名为“石榴色宝石蜓”（Chlorocypha granata）。迪杰斯特拉给许多蜻蜓命名了：比如，由查尔斯·亨利·塞耶（Charles Henri Seyer）于1951年在刚果与赞比亚边境附近收集的剑士皇帝蜓（Anax gladiator）；由塞耶在1950年收集的加丹加长腿蜓（Notogomphus intermedius）；由G. F.奥弗莱特（G. F. Overlaet）于1933年在卡通加收集的加丹加丛林蜓（Neodythemis katanga）。他给一个物种起了拉丁名字Umma gumma——那是1969年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一张专辑的名字。它的俗名是强光蜓（robust sparklewing）。

最终，它们为世人所知了。

迪杰斯特拉的工作有了切实的结果。国际自然保护联盟（International Union f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IUCN）有一份濒危物种名单——官方名字为《濒危物种红色名单》（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这份名单每年都会更新，以囊括那些已经濒临灭绝、需要保护的物种。但是，如果一个物种一开始就没有人知道它的存在，它就不能被列入名单。他说：“一切都始于命名，这基本上就是一种注册行为。”

许多新物种的栖息地都被破坏。它们的典型栖息地通常是潮湿、多沼泽的地区，遭受了多年的干旱和气候变化。没有名字，脆弱的蜻蜓物种仍然没有受到保护，有些甚至消失了。

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在迪杰斯特拉的专题论文中观察新物种的照片。在未经训练的我看来，它们都很相似。但是对于像迪杰斯特拉这样的蜻蜓分类学家来说，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深刻而明显的。形态学上的差异以某种方式调动并激活了迪杰斯特拉大脑中的某些部分，使他能够毫不费力地辨认出它们的独特性，我就做不到。迪杰斯特拉说：“这是分类学家擅长的事情，能够看到模式，即使他们不能马上说出原因。”这就像布莱克本之于隐身节蛙一样。

迪杰斯特拉的朋友奥斯卡（Oskar）能分辨出在非洲热带生态环境中发现的近100种蝴蝶构成的蔽眼蝶属（Bicyclus）几乎所有种类的蝴蝶。迪杰斯特拉说：“它们都是棕色的，非常相似。”尽管如此，虽然迪杰斯特拉不完全弄得清，但奥斯卡却能把它们都分辨出来。奥斯卡可以区分、计算出它们的差异，是世界上唯一能辨别其所有种类蔽眼蝶的人。迪杰斯特拉的其他一些朋友已经编写了一个自学计算机程序来识别蔽眼蝶的种类。随着时间的推移，该程序会继续学习并更好地区分物种，他们把这个程序命名为“奥斯卡”。

迪杰斯特拉说：“一段时间之后，‘奥斯卡’程序识别正确率能达到97%，虽然他们不知道它是如何分析差异的。这是模式识别，你拉开抽屉马上就能感受到。有时你打开一个某个蜻蜓专家在你之前就已经打开过可能几百次的抽屉。他们打开那个抽屉时模式识别没发挥作用。但你打开抽屉时就会感受到，‘嘿，标签上说这个抽屉里只有2种蜻蜓，但我能发现3种’。”

对那些具有这种辨别能力的人来说，一个存放了一个世纪，收集于刚果民主共和国金沙萨郊区，也可能是与赞比亚接壤的沼泽地带河岸上的未分类的蜻蜓标本的抽屉充满了意义。随着一个个新物种被发现，生物学家对这个未被充分探索的生态系统的生物多样性有了更多的了解。迪杰斯特拉的眼睛飞快地扫视着抽屉里那些装着未确定物种的包裹，把它们都收了起来。部分包裹里的标本已经破损了：脆弱而久经岁月的翅翼被压碎；一个世纪过去了，抽屉里标本的腿部已经干瘪。但是迪杰斯特拉仍在寻找，为了视觉上的线索搜索每个密封包可见的内容——分类、处理，没完没了地测算。

他说：“这件事你要么能做，要么不能做。有些人有音乐天赋，但其他人能做别的事。”

他打开另一个抽屉，把手挡在抽屉前面，防止里面的东西掉到地板上。他拿起另一件标本，像珠宝商评估钻石一样，对着比利时中非皇家博物馆的灯光，开始了新一轮的烧脑。

15．1907年，华盛顿特区的国家自然历史博物馆缪尔楔形甲虫正模标本的前半部分。图源：卡洛琳·达罗（Karolyn Dar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