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当我们将中国人和欧洲人的审美心理看作两大基本类型，并对其作宏观比较时，便可看出两者在民族气质、民族性格方面所呈现的整体差异。由于先天不同的生理基础、自然环境的挑战性[6]以及后天迥异的社会规律、文化背景的影响作用，导致中国人传统的气质、性格是含蓄、内蕴、凝重、谦和、重情感的女性式的内倾情感型，在审美理想上表现为讲求天人合一，追求雅（儒）、妙（道）、悟（佛）的精神境界，在审美情感上注重欣赏含蓄、幽怨的中和之美；而西方人的气质则是偏向于外露、激进、张扬，属于男性气质的外倾型，崇尚、欣赏冒险、叛逆、竞争和新奇，在审美感情上则偏爱外露、夸张、剧烈和迷狂。
而对于中西民族性格差异与其音乐之间的关系问题，刘天华先生早在上世纪初就有着深入的思考，并由此角度而提出国乐改进的方案：“虽说先生对于西乐业很钦佩，但因国民性的不同，总觉西乐不能完全适合中国人的口味，不能完全代表中国人的思想。所以西乐虽完善成熟，究竟不能削足适履的把它搬来应用在中国人的意识言语性格之间。欲求适于表现中国的国民性，非就中国固有之国乐加以改革不可，非用新的方式加以创造不可”（《南胡说略》，见《刘天华先生纪念册》）。
相关问题王光祈先生也早有关注，他认为：“第一，西洋人习性豪阔，故其发为音乐也，亦极壮观优美，吾人每听欧洲音乐，常生富贵功名之感；东方人恬静而多情，故其发为音乐也，颇尚清逸缠绵，吾人每闻中国音乐，则多高山流水之思；换言之，前者代表城市文化，后者代表山林文化也。第二，西洋人性喜战斗，……其在音乐中，以好战民族发为声调，自多激昂雄健之音，令人闻之，辄思猛士，固不独军乐一种为然也；反之，中国人生性温厚，其发为音乐也，类皆柔蔼祥和，令人闻之，立生息戈之意；换言之，前者代表战争文化，后者代表和平文化也。”[7]
在王光祈看来，“中华民族性”（国民性）即是“爱和平，喜礼让，重情谊，轻名利是也”[8]。他认为这种民族性主要来自孔子学说。的确，儒家“温柔敦厚”、“思无邪”的诗教和道德信仰，和道家“柔弱胜刚强”的社会历史观与朴素辩证法，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也奠定了中国文化阴柔倾向的坚实基础。由于孔子对“善”字的特别偏重，于是“中国音乐遂只在安慰神经方面用功，而不在刺激神经方面着眼”[9]。“若就大体论来，中国音乐诚然有一最大缺点，即是欠活泼，少变化。”[10]
先贤发表于近一个世纪前、从文化比较视野出发的诸多观点，即使在今天看来，仍是非常难能可贵的，不乏真知灼见。对于中西民族在群体性格方面的“豪阔”与“恬静”，“性喜战斗”与“生性温厚”、“爱和平”等差别，与中西在音乐性格上的“壮观优美”与“清逸缠绵”、“激昂雄健”与“柔蔼祥和”之差别，两者之间毋庸置疑地存在着必然的联系。
中华民族在几千年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封闭型的深层文化氛围中所形成的这种亲自然、重情感、温柔敦厚、凝重沉实的民族气质与“内倾情感型”的民族性格对民族成员的音乐审美心理必然有着深远的规范和制约作用。如因内敛、凝重的民族性格使然，中国人的心理节奏趋缓，而趋缓则又易于沉着涩滞。所以在音乐审美中一般比较偏爱欣赏缓慢舒展的韵律和节奏，偏重于含蓄、温婉的“阴柔之乐”与幽怨、哀愁的“悲情之乐”。总是喜欢驻足停留在感觉、知觉的领域里，专注迷醉于品味着音乐的内在神韵之美，以获取深沉、持久的美学享受。亦如王光祈所言的“遂只在安慰神经方面用功”。(www.xing528.com)
这种对欣赏过程中阶段性留驻的过于偏重感性的陶醉、流连、体验，必然同时会把审美过程中的理解、思考淡化，而不喜欢在艺术欣赏中进行深入的思索，探寻其中深刻的哲理性。有人在总结中国戏曲的审美经验时，特意对中国人艺术欣赏时的这种“理解的便捷化、通俗化”的特点进行了深入的阐述，认为中国观众的审美心理定势是“以‘感知—情感’为主体框架。他们要求显豁、凝练、优美的感知，并由感知直通情感。在这个非常突出的主体框架的旁侧，他们也要求便捷的理解，充分的想象，并保持疏松、灵动的注意力。……感知有可能引向情感，也有可能引向理解，但情感因素和理解因素还是有矛盾的，过于深邃的思考必然会损及情感。中国戏曲观众选择了情感一端，因此要求便捷化、通俗化”[11]。
中华民族性格在大的“内倾情感型”的前提下还有着以“坚韧不拔”、“自强不息”、“高风亮节”等为特征的内核，如松、竹、梅等物本皆为世人所爱，可能在其他的一般民族眼里，仅仅会看到它们的自然美的本质。但在中国人的心目中，这“岁寒三友”主要是人格化的象征，具备了自然美和社会美的双重性质，打上了鲜明的民族印记。如梅之暗香疏影、松之傲霜斗雪的品格都是同中华民族含蓄内向、坚韧不拔的民族性格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在中国的传统艺术中，以类似系列母题创作的音乐作品不胜枚举，如琴曲《梅花三弄》正是通过梅花的晶莹玉洁、超逸端庄、抗寒斗雪而后再发芬芳暗香的动人气韵来赞美具有高尚节操的人。曲中所表现的“梅花清癯冰艳，傲骨棱棱，不为之屈”的音乐气质也正是中华民族气质的写照。亦如杨抡《伯牙心法》中对该曲的说明：“梅之花之最清，琴之声之最清，以最清之声写最清之物，宜其有凌霜音韵也。”[12]对于兰花，《家语》曰：“芝兰生于深林，不以无人而不芬。君子修道立德，不为穷困而改节。”在《碣石调·幽兰》、《猗兰》、《佩兰》等琴曲中对兰花的清幽独芳、雅洁脱俗的气质都有着悠然的歌颂。而对于“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的莲花，则有着《出水莲》、《粉红莲》等曲目，此外，还有借物咏怀的《听松》，所谓“岁寒，而后知松柏之后凋也”。
这些在中国传统音乐中被反复歌颂的松、竹、梅、兰、莲等母题，实际上已经成为中华民族“性格的衍生物”。而内向、敦厚、坚韧、质朴的特征也成为了中华民族性格的核心部分，成为民族性的鲜明标志。并且，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只有超越这些物体最初自然美的本质来欣赏它们，才可以把握、理解可以代表中华民族气质的真正的中国艺术精神。所以，与这些母题相关的诸多乐曲正是因为代表了民族的精神而成为了中国民族音乐中的经典之作而流传千古。
民族审美心理机制本身永不停息的活力和面对新奇图示而产生的“完形压强”，总是趋向于突破既定的模式，追求创新。所以，民族性格也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在外界刺激物的作用下，在保持整体结构相对稳定的前提下，在自我调整与完善的总体目标与过程中发生着变异。特别是随着近现代跨文化交流的日趋活跃，中国人的气质、性格正发生一些明显的改变，如国民总体的“焦虑性降低，情绪稳定性增高；自我克制和谨慎性减弱，冲动和自发性增强；内向型减弱，外向型和社交性增强”；“崇尚阳刚的审美理想得到强化，艺术的理性色彩（哲理意味、抽象变形等）得到愈益普遍的承认与理解”[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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