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以降，持续了数百年的社会大动乱造就了空前深重的苦难，也动摇了儒学（即名教）的统治地位，意识形态思想的活跃也导致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的觉醒。世人的生命意识和个性充分显露，胸怀建功立业的雄心而感叹人生苦短，生命无常。浓烈的悲剧精神在燃烧，以悲为美也真正形成了一种广泛的社会风尚。
在这一时期的两本重要的乐书嵇康的《琴赋》与阮籍的《乐论》中，都可见两汉悲风至魏晋时期的延续：
“称其材干则以危苦为上，赋其声音则以悲哀为主，美其感化则以垂涕为贵”。[63]
“满堂而饮酒，乐奏而流涕，此非皆有忧者也，则此乐非乐也。当王居臣之时，奏新乐于庙中，闻之者皆为之悲咽。汉桓帝闻楚琴，凄怆伤心，倚扆而悲，慷慨长息，曰：‘善哉乎！为琴若此，一而已足矣。’顺帝上恭陵，过樊衢，闻鸟鸣而悲，泣下横流，曰：‘善哉，鸟声！’使左右吟之，曰：‘使声若是，岂不乐哉！’夫是谓以悲为乐者也！”[64]
尽管阮籍的《乐论》和嵇康的《琴赋》中认为悲乐既不利于群体统治，也不利于个体养生，而在主旨思想倾向上都是极力反对“以悲为乐”、“以哀为乐”的，但以上的所引文字却可以看作是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社会音乐尚悲风尚之盛。(www.xing528.com)
这一时期人们对悲歌悲乐的崇尚还反映在一种奇特的音乐形式——挽歌在社会上的风行。所谓挽歌，本是执白幡挽车送葬的人所唱的丧歌。崔豹《古今注》中说：“《薤露》、《蒿里》，并丧歌也。田横自杀，门人伤之，并为悲歌，言人命如薤上之露，易晞灭也；亦谓人死魂魄归乎蒿里，故有二章。至李延年乃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呼为挽歌。”[65]可见，挽歌最早是秦末齐国贵族田横因不愿投降刘邦自杀后，门人伤之而作的丧歌，后来才成为一种丧葬歌曲，汉末又衍变为一种乐府诗的古题，许多文人借此古题写人生哀歌。
《世说新语》中有载：“袁山松出游，每好令左右作挽歌”，“张骖酒后挽歌甚凄苦”。《后汉书·周举传》云：“商大会宾客。宴于洛水，举时称疾不往，商与亲酣饮极欢，及酒阑倡罢，续以《薤露》之歌，座中闻者皆为掩涕。”据东汉应劭《风俗通义》记载，当时一些人家在婚嫁之时，也常常唱起挽歌与葬歌：“时京师殡、婚、嘉会，皆作櫆櫑，酒酣之后，续以挽歌。櫆櫑，丧家之乐，《挽歌》，执绋偶和之者。”自东汉末年开始挽歌在社会上不胫而走，挽歌一度成了最美的音乐。
魏晋悲风之盛堪称空前，诚如修海林先生所分析的：“这种风气的形成，与整个社会处于衰乱之世的情感心理有关。只有当社会给人带来许多苦难和悲伤，并且需要通过某种渠道将这种情感引导出来，才会产生以‘悲’为美的审美意识，甚至从审美情趣上取代以‘乐’为美，成为一种与感性体验、情感宣泄的需要直接相关的审美意识。”[66]的确，以悲为美，在悲歌悲乐中沉迷、留连，对于衰乱之世人心理上的情感和压力的宣泄，或许是有所助益而成为一种心理乃至生理的需要。所以就连玩天下于股掌之上的一代枭雄曹操，即使凯歌高旋、成功在即也大放悲声：“……树木何萧瑟，北风声正悲。……延颈长叹息，远行多所怀。我心何拂郁，思欲一东归。……悲彼东山诗，悠悠令我哀。”时处魏晋，无论何时、何地、何景、何情，皆出悲感之声，正是根源于他们心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无名悲情。这些都深刻地反映出处于动荡黑暗岁月中的文士、苍生的忧生之嗟。它将人们对于苦难的恐惧无奈之情，皆以长歌当哭的方式宣泄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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