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乐论：先秦时期悲情审美触发的社会化现象

从中国历史上看，以悲为美作为一种相对普遍的审美意识早在先秦时期就已初见端倪。春秋战国时期，悲歌悲乐就已经大量涌现，《诗经》中之变风变雅多悲歌开此先河，屈原《离骚》中《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山鬼》、《国殇》均是悲歌，中山之民“歌谣好悲”、“丈夫相聚游戏，悲歌慷慨”；还有《列子·汤问》中所载韩娥的悲歌演唱：“曼声哀哭，老幼悲愁，垂泪相对，三日不食。”“故雍门之人至今善歌哭，放娥之遗声”。雍门周为孟尝君“引琴而鼓之”使其“涕浪汗增，欷而就之曰：‘先生之鼓琴，令文立若国亡邑之人也’”^[48]。

此外，在《韩非子·十过》中所载晋平公不顾身家性命欲听悲音的故事也可窥一二：

公曰：“《清商》固最悲乎？”师旷曰：“不如《清徵》。”……平公曰：“寡人之所好者音也，愿试听之。”师旷不得以，援琴而鼓。……平公大说，坐者皆喜。平公提觞而起，为师旷寿。反坐而问曰：“音莫悲乎《清徵》乎？”师旷曰：“不如《清角》。”……平公曰：“寡人老矣，所好者音也，愿遂听之。……晋国大旱、赤地三年，平公之身遂癃病。”^[49](www.xing528.com)

这里，通过平公闻悲声，听《清商》、《清徵》、《清角》三曲愈悲愈以之为美而“大说”、“坐者皆喜”，足见平公及其左右“好悲声”之况。至于对晋平公听悲乐后所导致的严重后果（大旱、赤地、得癃病）实属受战国时的阴阳五行思想及巫术观念的影响，关于这一点王充在《论衡》中亦已“辩其诬”，此不赘述。

从上述的文献中可见先秦时期悲情情感的社会化程度，悲感具有了普遍性，并成为了大众的审美对象。人们对悲音的爱好，下起平民上至国君都乐此不疲，尚悲作为一种社会的音乐审美潮流与心理偏向，在先秦时期确已初行于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