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乐坛：中国传统音乐的阴柔趋势

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稳定性与延续性，中国人在音乐审美心理中的这种阴柔化的倾向，即使是时至今天也有着一定程度的表现。如来源于异域胡乐的二胡，最初本无太多阴柔之气，从“马尾胡琴随汉车，曲声犹自怨单于”、“中军置酒饮归客，胡琴琵琶与羌笛”等诗句中亦可窥见，胡琴最初不论是从演奏风格还是演奏者的性别参与来看，都应是一件偏向男性化的乐器。而汉化后的二胡就逐渐倾向于一种内敛性的悲伤哀怨的情绪。时至当代，20世纪60年代自从闵惠芬、许讲德、吴素华等女性二胡演奏家在舞台上展现了其非凡的演奏感染力后，更是动摇了一直以来以男性为主的二胡琴坛了。之后，在二胡演奏家的群体中日益趋向女性化的态势。如涌现出一批以姜建华、姜克美、严洁敏、宋飞、于红梅、马向华、朱江波、王莉莉、马晓晖、陈洁冰、段皑皑、牛苗苗、王晓南等优秀的女演奏家。更年青的一辈还产生了如李源源、王颖、孙凰、杨雪、顾怀燕、何晓燕、卢姗姗等一批功力非凡、技艺高超的后起之秀。就连坐在乐队里的女乐手，数量上也明显地“巾帼不让须眉”了。

二胡女性化现象实际上是一种人文精神在二胡这件古老乐器上的体现。二胡作为一件在音色、音域上最为接近人声的拉弦乐器，在表现风格韵味上体现出一种秀美和润、馥郁纤巧的灵性，是一件以抒情见长的乐器，有着女性化的气质。此外，二胡在形体上从原始粗犷的方头直杆发展到孔武雄健的龙头直杆，再发展到曲线婉柔的月头弯颈，也是一种从阳刚美到阴柔美的转化，是一种审美的提升。

此外，从当代二胡曲目的题材来看，虽不乏像《战马奔腾》、《赛马》、《长城随想》一类的“武曲”，客观上极大地丰富、发展了二胡音乐的禀性与特质；但就二胡曲目的整体而言，还是抒情如歌、偏于委婉绵长或刚柔并济的曲目更占优势。女性演奏家以她那温柔细腻的气质和灵秀，处理乐曲里面的一些微妙含蓄的神韵以及顾及整体的敏捷反应上，都是强项。由她们去演绎这些旋律，更是得心应手。这是从普遍性来说的。二胡演奏家的女性化和二胡造型的女性化发展，都是与二胡自身气质的吻合，应属“二胡文化工程格式塔完形的自然调节和安排”。所以可以说“二胡女性化是人文精神的物象化”^[28]。

其实，这种阴盛阳衰的女性化现象并不仅仅在二胡演奏界，而是在整个民乐界乃至音乐界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如“女子十二乐坊”的全国风靡走红，几百万张的唱片销量，“红樱束”女子打击乐组、“黑鸭子”女子合唱团等女子系列的雄霸电视媒体和各类音乐舞台的音乐社会现象，并通过观众接受心理的微妙反馈与互动，无不显示着当代中国乐坛大众的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偏向阴柔的特点。(https://www.xing528.com)

在通俗歌坛上，由于“文革”阶段音乐“高、快、硬、响”影响所导致人们对偏阳刚性的歌曲产生逆反心理，所以当以邓丽君为代表的港台歌手带来曲调抒情、委婉缠绵、嗲声嗲气的通俗歌曲时，这种天时地利再加上“人和”——再一次激活、唤醒了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的已成为集体无意识的阴柔偏好，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其实是一次趋向自然本性的审美取向的回归。之后，虽然曾出现过一股来自黄土高原、堪称强劲的“西北风”，涌现了一批如《一无所有》、《黄土高坡》、《我热恋的故乡》、《信天游》、《大花轿》等粗犷、豪放、直抒胸臆大气派的通俗歌曲，但潮起潮落，风卷云残，最终，这股阳刚之气还是难以幸免地成为一阵短暂的“过山风”而难敌一字多音、和煦且绵长的东南之风。

当代通俗歌坛中，也有着为数不寡的男歌手在不同程度上呈现出女性化的倾向，如张雨生、张信哲、蔡国庆、毛宁、费玉清等堪称“大腕级”的歌手，都无不是以其纤细的声线、柔美的音色，类似戏曲小生的眉清目秀，在奶油之浓香中更多带来的是类似风花雪月、秋水伊人之乐，还有应时而生的各类某某组合中，大多也都是一些身体单薄，从举止动作到演唱风格也都明显女性化的表演。即使是有些摇滚乐队，如轮回乐队、高仔乐队，在他们的音乐中也少闻“重”金属之感，主唱的音色毫无男性的浑厚、磁性，在高音区发出的只是一种单薄、轻飘的声音，怀抱吉他，身体像软体动物一样在舞台上扭来扭去……而类似火风、韩磊等阳刚型歌手则成为了亚文化。^[29]

正如与自古以来中国人（无论男性、女性）多爱眉清目秀的潘安之貌相适应，中国人在音色的审美观中，也多偏爱一种女性化的“清、亮、透、高、甜”的音色。所以，造就了戏曲中小生、青衣的假嗓尖声，粗嗓门音色被认为是“劳力者治于人”的“一介武夫”的符号化，对于男小生高亮的音色与女性的甜美音色，经过岁月的作用在中国人的耳朵里已沉淀为一种稳定的审美理想。所以，在笔者的一次相关调查中，占多数的人（与年龄成正比）不甚青睐类似女歌手田震、德德玛所富有厚磁性的音色，有甚者还颇有微词，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