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歌中的阴柔情感与性别差异

不论是文化学中关于国民性的研究，还是性别差异心理学的相关研究都表明，中国人在社会行为方式方面也表现出明显的女性偏向，并成为被社会和群体规定和固化了的性别行为方式。对此，近现代不少中外学者都有论述发表，英国学者罗斯说：“中国儿童不像欧洲儿童那样蹦蹦跳跳，做爬高下低之事，他们不知运动竞技，游戏只有放风筝、踢毽子、赌博、打麻将、放鞭炮，对武力的赞赏已经完全没有了。”陈独秀说：“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勒津德说：“中国人缺乏肉体活动力，有着明显的嫌弃运动的性向。他们闲暇时是蹲在屋；孩子们常常像佛像那样坐着不动，遵循礼仪，缺少旺盛的活动欲、征服欲、获得欲。中国人忽视筋骨活动，重文轻武；不重视身体的刚健，尊重柔弱。生活情调好静，乐天知命，爱好自然，以悠闲为理想。”^[15]

从行为心理学的角度来看，中国人在行为方式诸多方面所表现的女性文化特点，也必将直接影响到他们所创造的音乐文化中（民歌尤甚）。如在汉族各个地区的小调中最常见的《绣荷包》题材，都是借一个女性化物件的小小荷包和作为女性精巧手工劳动的“绣活”来抒发一种哀愁、缠绵的思念之情以及对生活的热爱。演唱的题材内容非常广泛多样，但无论唱什么，都离不开“绣荷包”这一情节，多以“绣荷包”为起兴句或由头，而因时、因地、因人生发出各种各样的内容，但一般也多离不开绣个皓月当空、春风摆柳、人面桃花、鸳鸯戏水、蝴蝶恋花之类。这一“绣”字系列的还有《绣手巾》、《绣灯笼》、《绣花灯》、《绣金匾》、《绣花鞋》、《红绣鞋》、《十绣》等等。

代表女性采集文化特点的“采”字系列的有《采花》、《采花扑蝶》、《采茶调》、《采茶灯》、《采莲调》、《采槟榔》、《摘棉花》、《打酸枣》；“对花”系列的有《对花》、《正对花》、《反对花》、《十对花》、《四季对花》、《姑嫂对花》、《对花谜》、《对花灯》、《猜花》、《盘花歌》、《十朵花》、《十朵鲜花》、《十二月花调》、《散花》、《数花》、《献花》、《猜调》等等；其他相关题材的还有《孟姜女》、《梳妆台》（《妆台秋思》）、《画扇面》（《青阳扇》）、《剪窗花》、《放风筝》、《打秋千》、《观灯》（《二妹子观灯》、《夫妻观灯》）、《茉莉花》等等，都无不是作为采集、农耕文化影响下的中国人由于缺乏旺盛活动欲，生活情调尚静，以安适为本位，悠闲为理想的女性化的社会行为模式在艺术领域的自然反映与必然选择。如《放风筝》就是表现女性在风和日丽的春天郊游竞放各种形状风筝时的嬉戏场面和活泼、喜悦的心情。作为一种全国范围内流传的同宗民歌，无论是在福建、浙江、江西等南方地区，还是在河北、北京、山东、辽宁等北方地区，都是表达同一种情绪，以类似于“姐儿们闲无事去踏青，手拿风筝……”开头，多唱及垂柳、蝴蝶、鸳鸯、梁祝、小夫妻……人数从两姐妹到八姐妹（山东德州）或更多不等。

上述的这些民歌中，如《对花》、《采茶》、《绣荷包》、《梳妆台》等还与“时序体”民歌有着密切的关系，往往会以月、季，或以更点、时辰为顺序分节、分段，“一呀么一更里呀，二呀么二更里呀……”地咏唱出所要表达的主题内容。并且，这一种唱词格式的“时序体”民歌的曲目在已经出版的各种民歌选集，包括规模最大的《中国民歌集成》汉族诸省区卷中，数量大约要占全卷的三分之一以上。这一现象本身固然有着一定的历史传统和社会文化背景的原因，如由于“农业生产居于中心地位，国家之基本‘政令’受‘月纪’的制约”^[16]，但本文所想关注和强调的视角则是这些数量之巨数以万计的“时序体”民歌，其实几乎都是在诸如绣×、采×、摘×、剪×、猜×等浓郁的女性（或女性式）的行为方式中，与秋千、风筝、荷包、扇面、窗花、妆台、鸳鸯、蝴蝶以及三寸金莲的花鞋、绣鞋相伴，于十指尖尖的采撷点描、飞针走线之时，借女性之口唱出。这恐怕在世界范围内的其他民族的音乐中，也是独树一帜、无出其右的。王光祈先生也曾发表过相关的言论：“西洋人习性豪阔，故其发为音乐也，亦极壮观优美；东方人恬淡而多情，故其发为音乐也，颇尚清逸缠绵；……西洋人性喜战斗，音乐也以好战民族发为声调，自多激扬雄健之音，令人闻之，固不独军乐一种为然也；反之，中国人生性温厚，其发为音乐也，类皆柔蔼祥和，令人闻之，立生息戈之意；换言之，前者代表战争文化，后者代表和平文化者也。”^[17]这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作为两种不同文化类型的农耕采集文化与狩猎游牧文化影响下的性别角色的社会分化，即是以女性为主的采集文化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必然会表现出最发达、完备的女性意识和相应的审美倾向。(www.xing528.com)

并且，这些曲目多为在全国范围内广为传播的同宗民歌，有的还被地方戏曲、说唱吸收为曲牌，流传和影响面都很大。如《绣荷包》，在嘉庆二十三年棒花生之《画舫余谈》中就有记载：“绣荷包新调，不知始于谁氏？画舫青楼，一时争尚；继则坊市妇稚亦能之，甚或担夫负贩，皆能之；且卑院中人，藉以沿门觅食，亦无不能之。声音感人，至于此极。”可见当时闾巷之间“满街齐唱绣荷包”的盛况。当这些数以万计、传播万里的温婉缠绵之音通过世代相传咏唱，自然就会对民族性格、审美心理偏向的形成起到潜移默化的作用，而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正如朱光潜先生的分析：“把音乐风格大体分为刚柔两种，不同的音乐风格可以在听众中引起相应的心情而引起性格的变化，例如听者性格偏柔，刚的乐调可以使它的心情由柔变刚。艺术可以改变人的性情和性格……”^[18]同样道理，中国人在这种偏重阴柔风格特征的民族音乐中自然也就孕育、形成了音乐审美心理中的阴柔偏向。

此外，据20世纪30年代一位歌谣学家统计，从《诗经》中的关雎、硕人、中谷有蓷、采葛、木瓜、桃夭、汉广，“乐府诗”的上邪、有所思、孔雀东南飞、木兰辞、陌上桑、妇病行，一直到近现代历代民歌中，大约有三分之二的篇目是与“妇女”有关的。它们要么是妇女自己的歌唱，要么是别人（男人）唱她们。这一点，似也可反映出女性意识在中国民歌中的地位和绝对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