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中国人的性别角色的分化情况而言，从总体上看，特别是同西方相比较，中国审美文化的气质特征大致可用“女性化”来描述，影响其形成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根据现代考古学的最新成果，这种发生学兼文化比较的追溯应该可以延伸到四十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在漫长的旧石器时代，中国人主要以采集生活为主，渔猎为辅；而欧洲人则一直以狩猎为主要谋生手段，是典型的狩猎文化。“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生产方式使中国人和西方人从旧石器时代就表现出思维方式和心理特点上的差异，这种差异不仅具有文化意义，而且也具有一直被人们忽视的性别意义。”[3]也就是说，从旧石器时代起，西方文化就已经逐渐浸润着一种男性气质，中国文化从那时起就表现出一种女性的特质。
采集文化[4]是一种以女性为主体的文化，以此文化为主要形态发展起来的中国文化，表现出最发达、完备的母性意识和女性智慧，这种长达数万年的女性文化在之后的新石器时期中以“地母崇拜”为精神的农耕文化中又得以延续并且达到极致，它对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使之表现为明显的女性偏向。
这一点可以在很多方面得到印证，如在饮食结构上，以狩猎文化为主的欧洲人从旧石器时代起，就以肉食（大型动物）为主要的食物来源，植物类食物为辅（并且今天西方人的饮食结构仍然具备着这一特点）；而中国旧石器时代是以采集文化为主，再加上新石器时代农耕文化的兴起，更是奠定了自史前而一直延续至今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的基本饮食结构，中国民间就有着“白菜豆腐保平安”的说法。“然而，正像食物结构的不同能导致肉食动物和草食动物的性情差异一样，这种饮食结构的差异（尤其是经过数万年长期的作用），的确对不同人种的体质特征、大脑功能乃至心理特点具有一定的影响。”[5]这种以素食为主的产食结构在漫长岁月中对中国人心理的物质基础——大脑功能的模塑产生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并且，越是在人类进化的早期，这种影响越大。虽然我们目前还无法从解剖学上验证食物结构与这些因素之间的对应关系，但是从后来欧洲人对自然界“人定胜天”的征服态度和中国人的与自然“天人合一”的观念的对比也可得到强有力的证明。
正如欧洲人受早期狩猎活动影响产生的征服欲以及对肉食的依赖性，“中国人对植物类食物的依赖也容易使他们在不甚强壮的体魄中存有一颗与自然界的动物、植物同呼吸、共命运的‘赤子之心’”[6]。不过，尚需强调的是中西在先天饮食结构上的这些差异，对人的大脑、思维、心理上带来的更多的是“不同之不同”，而并无优劣与高下之分。
其次，从人类学的比较视野来看，虽然中国和欧洲都建立了数万年的母系氏族，但西方文化是在崇尚武力、实行父系制的周边游牧民族库尔甘人大规模入侵后把母系社会创造的文明涤荡殆尽之后建立起来的文明；而迄今尚无考古依据可证有类似现象在中国发生。可以说中国的父系氏族是在原生土地上自己逐步演化而来的，“并没有能够阻止数万年母系制的文化遗传基因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和审美心理审美功能的惯性留驻”[7]。所以，由以女性为主的采集生活自然发展而来的华夏子民，在总体性格上就相对缺乏以长期狩猎生活为主的民族男性勇武和彪悍的进攻性。
再次，从文化地理学角度来看，作为大陆平原型文化的中国较之富有冒险精神的海洋型文化，因“缺乏海之超越大地的限制性的超越精神”（黑格尔）而更多体现出平静、恬淡、中和的特征，可谓是一种“中庸的文化”。不难想象，世世代代居住在这远离大海惊涛骇浪的平静大陆上的农耕居民，“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过着“桑者闲闲兮”的生活，其文化心理和审美趣味向平和温柔倾斜也就不难解释了。在如此这般人文环境中，也难怪林语堂先生坚持认为“中国人的心灵的确有许多方面是近乎女性的”。
当代学者刘长林将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归纳为以下十个方面：
较早的主体意识和浓厚的情感因素；
重视关系而超过实体；
重视功能形态而超过形质；
强调整体，尤其关注整体与局部的关系；
认为整体运动是一个圆圈；(www.xing528.com)
偏向综合而疏于分析；
喜重平衡均势，强调和谐统一；
重视时间因素超过空间因素；
长于直觉思维和内心体验，弱于抽象形式的逻辑推理。[8]
这十个方面并不是各自孤立、杂乱无章的，它们之间有着深刻的内在必然联系，作为一个统一的整体反映出一致的偏向。
同时，性别差异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女性属于“场域依赖型”，较男性主体意识成熟得早，感情丰富，善于形象思维与直觉体验，惯于整体观察，对外界持融合态度，性格多偏于阴柔、含蓄、内向；而男性属于“场域独立型”，长于分析，抽象思维、空间意识强，对外界持对立态度，性格则是以阳刚、直露、外向居多。
当我们把中国传统思维的上述十个基因同男女性别心理的差异相对照，就会发现，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有着明显的阴柔倾向，而作为该文化的创造者同时也是浸润其中的中国人，也在思维方式和心理性格上具有明显的阴柔倾向，或称其为女性（阴性）偏向。这一偏向表现在各个方面：如哲学思想层面上，儒家的“中和”、“温柔敦厚”、强调宗法、重视家族血缘亲疏影响到中华民族内向、保守、谦和、顺从的民族性格的形成。它与道家的“柔弱克刚强”、以静制动的“虚静观”的思想作为一种母性文化遗传基因融入了国人的血液中，共同塑造了中国人的民族性格，奠定了心理中这种阴柔化倾向的坚实基础。《道德经》一书中曾以众多类比来说明强硬之物最脆弱唯有柔弱的东西才代表生命的开始，如“人之生也柔弱，其死也坚强。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古坚强者死之徒，柔弱者生之徒，是以兵强则灭，木强则折。强大处下，柔弱处上”；“天下莫柔弱于水，而攻坚强者莫之能胜，以其无以易之。弱之胜强，柔之胜刚，天下莫不知，莫能行”。老子这里所高度赞美的水，在文化母题的解读上恰恰是女性特质的象征，而柔弱之物的水却可以冲决一切比它坚强的东西。《列子·黄帝》中也说：“天下有常胜之道，有不常胜之道。常胜之道曰柔，不常胜之道曰刚。”正是这种人生哲学，数千年来在中华文化史上对整个民族的人格心态影响深远：“‘含而不露’、‘绵里藏针’，‘百炼钢化为绕指柔’，社会风气的‘守雌贵柔’、‘枪打出头鸟’、‘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刚强乃惹祸之胎，柔弱为立身之本’、‘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诸如此类为国人广泛运用的格言，莫不体现出这种富有东方民族特色的文化精神。”[9]从中国人对“道”的种种认识中，都可窥见其中流露出的十分强烈的女性意识。在中国，这种浸润原始文化血液的崇尚母道的观念经先秦道家的哲学提升，给数千年中国文化史以深刻影响，使得中国人在心灵上表现出对柔美气质的偏爱，鲁迅先生也认为国人骨子里更多的还是道家精神。
中国古代的人生论、审美论、认知论也都主张主客交融，身与物化，这也与女性易于将自我融混于整体环境的心理特点相一致；另外，与西方白种人相比，中国人在左利右利及先天辨色能力上，也都偏向于阴性。[10]
诸多不可否认也无法回避的事实都表明，在思维方式、社会行为模式、心理性格、审美倾向等方面，中国人都有着较为明显的女性偏向。就整体文化个性而言，较之讲科学重理性更外向的西方文化，讲伦理重情感更内向的华夏文化原本就是富于阴柔特质的，洋溢着柔性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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