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乐论：艺术综合与同构共生

自古以来，中国的传统音乐与其他的姊妹艺术自萌生之初就有着天然的密切联系，发展过程中又高度地融合在一起，体现为综合的艺术和艺术的综合。而各种艺术门类之间所固有的融合趋势与人的心理规律又存在着某种同构关系，若是要使得各门艺术之间或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融合成为可能，则必须依靠通感能力的树立与运用，才可以沟通多门艺术，使之相互为用。所以，中国艺术的高度综合性也成为中国人音乐审美心理中通感能力发达的重要原因之一。

中国的诗、书、音乐、舞蹈等艺术种类都深受着这种综合艺术的“共生性”（指某种艺术形式的结构、特征常常受其相关艺术的直接或间接）的影响，而使得这些表现艺术自然地融合为一体，琴、棋、书、画等不分离。如中国的艺术都是强调线条的游动，就书法而言，它与中国画体现为一样的基本手段，都是用线条使空间的画面时间化，使其流动、婉游，使观者也在心与目的游动中领略其中的韵味，这正是中国书、画共同的妙处所在。中国的书法与民族舞蹈也近若姻联，“舞蹈中的纵横跳动，旋转如风，与书法中的如走龙蛇、刚圆遒劲具有弹性活力的笔墨线条、奇险万状、连绵不断、忽轻忽重的结体、布局，那倏忽之间变化无常、急风骤雨不可抑制的情态气势”^[24]，都相互形成了一种异质同构。所以也有人说书法也如这“纸上的舞蹈”。

此外，书法作为抒情达性的艺术手段，在发展与完善的过程中都强调了作为表情艺术的特征，其审美实质和艺术核心都是体现了一种音乐性的美，与音乐共为中国传统重旋律、重感情的线性艺术。如中国传统音乐中的“鱼咬尾”技法的进行就呈现出与书法相同的一种连绵不绝的动态，在游动过程中，“鱼咬尾”同音环接时的无骨相连与狂草书法中的一笔挥就、一气呵成应有着明显的“共生性”——共同的心理基础与审美倾向。有人说书法是“凝固的音乐”，这一点在线性飞扬的草书中反映得尤为明显，两者保留着时间点的变化运动，有着共同的连续性、节律性、完整性的结构特点。中国的书法与音乐又同是生命的艺术，都讲求“气息宽广、一气呵成、气脉通连、隔行不断”，笔断、声断而意必连。所以就“鱼咬尾”而言，也有人说它是一种极富于书画写意性的旋律发展手法。

而书、画与其他学科门类综合、共生的例子也是频频可见：如唐代大书法家张旭就曾因观公孙大娘舞剑器而“笔势益振”，又于担夫争道和鼓吹中悟得笔法之神。在书法史上，还有怀素听嘉陵江水而有悟于草书，夏云奇峰、孤蓬自振、惊沙坐飞、飞鸟出林、惊蛇入草、江声起伏、道上蛇斗、长年荡桨、泥涂行车……这些作为书艺的一种触媒或某种同构，都能使书家技艺产生不同程度的飞跃。此外，还有吴道子观裴旻舞剑，“观其壮气，可助挥毫”而“奋笔俄顷而成，若有神助”。以及前文所说的海粟大师观京剧而将国画中的诸风格、流派、意境与其相对应，也都是因与其他艺术妙理贯通而有感于物、悟于心的生动例证，一时传为千古佳话。(www.xing528.com)

并且，当我们关注于书法的识别与欣赏过程时，还会发现其中也存在着某种视听的沟通、由声及形的联觉现象。神经生理学研究表明，人的左脑主管语音、右脑主管图形。同英文主要靠左脑处理相反，对汉字的感知过程则是大脑两半球的左右开弓（以右脑的处理为主），特别是汉字中占80%以上为形声字的原因，中国人左脑的语音听觉可以在瞬间转化为右脑图形（方块字）的视觉，听声辨形、形声相辅、视听联觉、音义结合，从而达到音、形、义多重接通。

再就中国的音乐与文学而言，两者各自萌生之初也是一对不可分离的混生体，可以说，很少有一个国家的音乐与文学的关系能如中国的诗、乐这般关系密切，从《诗经》到唐诗、宋词、元曲，中国的文学就再也没有离开过乐。此外，由于中国语言所特有的丰富的调值变化，而使得各地域风格迥异的口头语言与民间音乐相结合，产生了堪称最为高度综合的艺术门类——戏曲、说唱，更是集诗、乐、舞、书、画等多种艺术形式相互渗透的综合艺术形式。

如此这般，中国人在几千年的艺术审美实践中，面对这诸多传统艺术之间的这种高度综合性，也就自然相对应地集中、突出地发展了这种通感（联觉）的能力，惯长于运用通感来调动多种感官同时运动并积淀着审美经验，进行能动的创造来强化审美感受，使得各门艺术之间或同一艺术形式的不同内容之间的相互融合成为必要和可能，使得审美中的感受更为贯通、广博、丰富、深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