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结构中的统一与重复在《中国传统乐论》中呈现

在中国人的思想意识形态中，大一统的影响根深蒂固。并且，由于中国人的传统思维方式中重综合、重整体上的直觉感受，看问题也多从整体出发，注重事物各方面的普遍联系。这种民族心理中对“统一性”的高度重视也必然在民族的音乐中有所体现，使得中国音乐较之西方音乐由于少对比、段分性不明显而表现出统一性较强，给人以浑然一体之感，表现为以统一为前提下求得一定的对比变化。

如在“鱼咬尾”中，对前一环节尾音的重复，即是巩固了前面的结构因素，使得前后衔接自然连贯，从而体现为加强了乐曲（乐段）整体结构的统一性和内聚力的一面，才有继续向下发展、伸延，即张力的一面。“鱼咬尾”的应用还可以模糊音乐细节结构间，甚至段落与段落间的界限划分，以增强它们之间的联系。而在“连环扣”旋法（指在曲调进行中，有规律地把前乐句中部的音调作为下一乐句的开头，并继续扩充发展成一个新的乐句，如苏南民歌《四季歌》）所反映的特点中，前后乐句与乐句之间一环扣一环的环环相套，使其紧密交织、密不可分，加强了音乐内在的有机联系与内部结构的整体统一感。这一点上，“鱼咬尾”的“双咬”要比“单咬”表现更甚。这一特征是受到大一统思想与中华民族内向、内敛的心理性格特点影响所致。正如中国传统建筑中的庭院系统表现出的一种典型的内向性，也由于中国人的生活形态只欲求得一个封闭而独立的、不受外界环境干扰的内向型空间。中国历史上漫长的封建社会，始终处在一种自给自足的、封闭的自然经济状态之中，这种内向性的形成是中国古代社会自然经济和意识形态的封闭性在建筑功能使用上和空间意识上的反映。这种建筑、起居形式的内向性与音乐旋法上的内敛倾向与中国人的心理内向特征都是相一致的，并且，物质文化的内向特征必然会对精神文化领域造成一定的影响，并进一步形成相互的反作用。

中国音乐由于受“和”的审美观的影响以及对统一性的高度重视，具体地反映在音乐曲调的陈述进行中表现为在重复的前提下再求变化，是一种横向上的渐变。^[55]中国音乐中的大多数旋律发展手法都是这一原则下的产物。除了前面提到的“鱼咬尾”、“连环扣”等，还有全曲从头到尾都句句重复的“句句双”，一个乐汇的头尾两个音始终相同的“双头鸟”，还有与“句句双”比较近似的“相思影”（所不同的只是在重复句时可以有些变化和发展，中部允许灵活增减，结束句则常常是扩充发展出来的新的旋律）。^[56]此外，在曲调再现时基本保持原型，只是在句头或句尾加以部分变化的“变头”、“变尾”的手法也是民间常用的旋法之一。还有围绕中心音旋转、基于片段乐思多次重复的“垛”（“穗子”），基于段落重复的“叠奏”（头尾相同，中间变化）、加花、减花、添眼、抽眼等变奏手法，都是在曲中大量使用原有的音乐框架（或局部结构）进行重复或变奏（稍加变化），反映为一种以重复为前提的加工式的创作，使得中国音乐的创作特点体现为是在“重复为前提下的再对比”。

如京剧曲牌《夜深沉》：(www.xing528.com)

该曲牌共分为八句，第二句是第一句的“换头”重复，第三句是第二句的“换尾”重复，第四句是第三句的“承递”重复，第五句用与第四句相似的音调来呼应上句，第六句则完全重复第五句，第七、第八句为“穗子”。纵观全曲，运用素材十分精练，每一乐句与前后乐句的关系都十分密切，八个乐句都是在这种重复的前提下，在渐进的过程中环环相接，彼此保持着高度的联系，在“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新中有旧，旧中有新”的交融下，重复的前提下求得一定的对比，推动了曲调的发展，同时也使得全曲非常紧凑，达到了高度的统一。

此外，在循环原则中“固定贯穿”的手法中，特性音调（广义地还包括乐句和小的段落）在乐曲中有规律地在固定的结构部位再现，这种再现最常见的是在句末或段末，起终篇结句和贯穿统一的作用，如江南丝竹《三六》。“而当这种固定贯穿的特性音调是一个完整的乐句时，那么起贯穿统一和乐思表达的复述作用就更为加强了。循环性结构原则：如二胡曲《汉宫秋月》的“合尾”先后出现了五次，琴曲《梅花三弄》中的结句在全曲共出现了九次；再如《春江花月夜》在多个段落都运用了这样同一个固定的终止型乐句，体现着各个段落的“殊途同归”。并且，它的每次出现，都是以缓慢的速度、渐弱的处理，好像对乐曲不同段落中依次出现的“箫鼓、明月、花影、云水、渔歌、回澜、桡鸣、归舟”等场景，都发出同样的赞美、感叹声。这种循环式的再现对全曲的结构起到了很好的贯穿统一作用。并且，在这首乐曲中体现这种循环再现的不仅仅是固定的终止型乐句的小贯穿，第一段中呈现的主题在以后各段中几乎都被通过速度、力度等因素改变的方式来得到完整的重复或变化重复。

“山西八大套”的八首大型套曲共有七十九首曲牌，其中有七十二首用了固定的尾声。这种在句末或段末有规律地再现的手法也是一种典型的以重复为特征的程式，对全曲结构与乐思的统一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对‘合尾’手法的广泛应用，以及无处不在的派生、变奏，都使音乐在发展中，总伴随着某些‘似曾相识’的乐思出现，似乎它们‘无处不在’。”^[57]并且，中国音乐中这些重复再现由于通常处理得较为自由，不具备西方曲式中“再现”那样强烈的结构意义与功能，而只是起着一种推动音乐发展并使音乐具有一种高度的统一性，这些中国音乐旋法进行上特有的“重复性的变化”给中国的民族音乐带来了特殊的美学韵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