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上述的旋法是一种柔性的“游”,在这“游”的蜿蜒过程中还会体现出一个“圆”字,所以,也有人提出可用一个“圆”字来概括中国音乐的结构特点。所谓“圆”,是指在音与音、句与句、乐段与乐段以及乐曲的首尾等处,衔接自然而连贯,使全曲的旋律线光滑、柔和、婉转,使乐曲形成一个封闭的圆。[54]乐句的连接连绵婉转、意圆韵满,在旋律的处理上,它往往通过“鱼咬尾”(包括单咬与双咬)、“一串珠”等手法,使乐句衔接圆转、回旋反复,富有弹性。这些无边角的圆滑的接句、循环体结构中的再现以及合头、合尾等手法都使得音乐在进行过程中不时地做迂回式反复,增加了音乐的圆转与弹性。使整个作品一气贯成,成为一个有机的生命体,如乾旋坤转周流不息,体现为生命运动和宇宙活力的基本形态。
中国人心理中对“圆”、“满”的追求,在小提琴协奏曲《梁祝》的曲式构成中也得到很好的例证。最初,《梁祝》的初稿为了强调作品的悲剧性,原是在“投坟”结束,后来在修改过程中为了考虑中国人心理中对圆满、和谐的崇尚与重视,而总是习惯于在悲剧的结尾处有一个大团圆式的“光明的尾巴”,才续写了“化蝶”的段落。(www.xing528.com)
对于一个民族而言,在其传统音乐中保存并延续着单纯、质朴、典型也具有稳定持久性的民族旋律,这是漫长历史过程中民族审美心理积淀的结果。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民族对外音乐文化交流的扩大与深入,民族音乐也在传统音乐的基础上扩展、扩容,民族旋律也从单调走向日益丰富、多元,而复写出新时代民族情感变化的崭新内容。不过,这种变化的前提是不能脱离民族化的发展方向,更不是依靠一种简单地移植他民族旋律来得以实现。这种对民族旋律的发展标志着民族在音乐审美心理上更高阶段上的调整与完善,从而也更好地实现了音乐的民族化与国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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