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音乐的五声性与旋律构成

中国音乐体系的一大重要特征即是在乐音组织方面的五声性，也即调式的五声性。宫、商、角、徴、羽五个音称为正声，而五声以外的音则称为偏音或三度间音（宫羽间音、徴角间音），清角、变徴、变宫、闰等偏音通常作为正五音之间的经过音、辅助音等外音来使用，是对正声的一种润饰，旋律仍是以五声音阶为骨干，三音小组为核心，围绕它展开，所谓“九歌、八风、七音、六律皆以奉五声”。

在历史和现今时代中，都曾出现或尚存着一种轻五声的思潮与言论。由于受“欧洲音乐文化中心论”和“单线进化论”的影响，该思潮认为五声音阶比七声音阶落后，代表音乐发展过程中的原始阶段，甚至有过激者还认为五声音阶是不完全的音阶，这些观点显然是偏颇甚至是无知的。因为旋律是音乐表现中一个重要的基本因素，而五声音阶的独立意义就在于它对于旋律、曲调的构成有着无以争辩的完整性，且有着由五声所带来的独特的表现力。所以正如不能从十二音半音阶的角度把七声音阶看作是不完全的音阶一样，也不能把五声音阶看作是不完全的音阶。

由于音阶结构的差异，五声体系的曲调一般比较单纯、质朴、简洁，而七声体系的旋律则比较繁复、丰富、多变，前者适于表现明朗、疏旷的风格，后者则适于表现细致、华丽的色彩。但这个差别仅仅具有风格上的意义，而并不具有高低优劣之分，乃“不同之不同，而非不及之不同”。艺术之高下通常并不能简单地以形式上的繁简来判定其先进与落后，如果比较时所站的立场和角度不同，结论也会完全不同，欧洲音乐也有可能变成“简单”的，非欧音乐则有可能变成“复杂”的，如将一段京剧唱腔的旋律和贝多芬《第九交响曲》第四乐章主题《欢乐颂》的曲调来相比，孰繁孰简？阿拉伯音乐的二十四律与十二平均律又孰繁孰简？谁先进谁落后？……

雕梁画栋式的古典建筑不一定就比线条简洁的现代建筑的美学价值要高，而它的技术的科学性与先进性就更谈不上了。非洲的原始绘画与雕刻虽然极为简朴，但却能够成为西方现代绘画大师们艺术灵感的主要来源，成为现代艺术家们顶礼膜拜的图腾。齐白石的虾够“简单”的了，只需几笔挥就，但却因传神之极被奉为画中精品进而价值连城；在现代服饰流行的趋势中，通常越是世界顶级的名牌，设计越是简洁，崇尚于明快中求品质之高雅、脱俗。可见，越是简单、质朴的东西有时反而却越具有先进性与现代性。(www.xing528.com)

况且，中国古代也并非没有七声音阶，据《战国策》中记载：“荆轲入秦，太子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为变徴之声，士皆垂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此处，荆轲为了表达他悲壮激越之情，就在歌唱中使用了变徴音，可能就是七声的雅乐调式；另据《楚辞》里关于“阳春白雪”典故中所提到的“引商刻羽，杂以流徴，国中属而和者不过数人而已”，也可见其时民间歌唱中大量使用调式外音的情况。在曾侯乙墓出土的战国编钟上，早已可演奏半音阶并可旋宫转调，这比西方的十二音体系要早出一千八百多年。就是说，在中国的音乐活动中很早就已出现七声音阶，并且还应注意到在所有出现五声音阶的地区，也同时流行着这些七声音阶和多于七声的音阶，但中国音乐没有选择它们，而是主要选择了五声音阶，这也说明五声音阶是人们的主动文化选择。

这种文化上的选择是有其多方面内在、深刻的原因。首先，中国的文化受儒家、道家思想的影响颇深，即“中庸之道”、“清静无为”的思想。而由五声调式构成的单线型的旋律由于缺乏半音和三全音，因而音的倾向性不是很尖锐，功能性、导向性也不强，所以格调比较平和，则比较适合士大夫顺应自然以求安逸的性情，以及静穆恬淡优游逸豫的生活。中国的文化无论是绘画还是音乐，从一开始就表现出一种追求单纯、简洁和明快的倾向，中国人不习惯繁琐论证，无论在学术上还是在艺术上，都喜欢尽可能地直截了当，追求顿悟见性，洞察本质，总是力求用最少的文字来表达最多的内容，以最少的笔墨来制造最动人的韵味。所以才有了讲究顿悟的“禅学”；才有了“四两拨千斤”、“无招胜有招”的武学要诀；才会有“大音稀声，大象无形，大方无隅，大智若愚”等反映这种思想的道家名言。返朴归真、天人合一是中国人生存状态的最高旨趣，而在乐音组织形式上，尽可能的简朴、单纯则是中国音乐中美学追求上的最高旨趣与审美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