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族音乐中的重鼻音与民族性格、音乐文化心理的关系

在较多乐种的音乐表现中偏爱鼻音也是中国民族音乐音色审美中的一个显著的特征，关于中国音乐中对鼻音的重视，1851年柏辽兹在伦敦担任万国博览会的乐器评判员时听过一场中国音乐表演之后的评论中就有记载：“至于说那中国人的嗓子，一切刺耳的东西没有比这更奇怪的了！那些鼻音、喉音、哼哼唧唧……”^[20]由于中西不同的发声方法下的音色审美观的差异所带来的隔阂与碰撞，中国人在演唱时所刻意追求、玩味不止的那极富韵味的鼻音等音色效果是难以得到柏辽兹等西方人的理解与欣赏的，民族音乐学家胡德也曾多次提及以中国人为代表的亚洲人歌唱时鼻音很重。

关于重鼻音的形成同样与语言因素有着密切的关系，“汉语清辅音和送气辅音的大量存在带来汉语唱法音节饱满度较差、声音连贯较困难、气息耗费较大、音区使用偏高等特征……而汉语鼻韵母的丰富和元音鼻化现象的存在，一定程度上能弥补汉语辅音体系特征造成的音节间断性强和气息耗费较大的缺陷”^[21]。出于这一语言上的因素，为了使汉语歌唱更为流畅连贯，在汉族的民间唱法中鼻音色彩浓郁的发音就较为常见，甚至成为传统唱法的一大特征。这一鼻音浓重的发音主要集中在中国传统的戏曲、说唱、曲艺当中，因为这些传统的艺术形式多是一种与近距离述说型表演相关联的“小剧场”艺术，没有庞大的乐队音响与演唱声部抗衡，但却有着较为复杂文化背景下的大量的语言信息需要传达，语言清晰同样成为其第一要求。典型者如苏州评弹与福建南音，在泉州音中有鼻化韵达19个，由于鼻化韵多，唱级进、窄音程尚可，大音程的跳进则难以完成。并且，鼻腔共鸣也难以发出铿锵的“刚”音，而只能是温和、委婉的“柔”音。

由此推及，我们是否可以认为在以汉族为主体的中国民族音乐中玩味不止的鼻音浓重与内向型的民族性格、音乐文化心理有着一定的因果关系，也是一种审美心理的选择。反之，欧洲浪漫派歌剧的兴起，其风格对人声的力度和激情的要求使得宽广的音域、宏大的音量、辉煌而富有激情的音色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大通道”的唱法也成为一种必然的美学表现上的文化选择。

并且，由于民族审美心理的稳定性与传承性，使得不仅在民族声乐中，即使在当代的通俗歌坛上，浓郁的鼻化色彩也成为一种重要的音色倾向，如刘欢、孙楠等中国当代通俗歌坛实力派歌手受普通听众喜爱之盛况，固然有他多方面实力的原因，但其演唱时十分浓重甚至已成为个性化标志的鼻音，的确也是令中国听众接受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所在。此外，重鼻音的音色偏向还影响到中国民族乐器的音色当中，如三弦、管子、巴乌、葫芦丝等乐器都有着非常浓重的鼻音音色。(www.xing528.com)

虽然从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变异性来看，中国人音色审美观也并不是沿着以上所总结的几点审美特征就一成不变了，而是随着时代的发展，中西音乐审美意识的交流、碰撞，也表现出一定的变异性。如近年来，更多的通俗歌手就并不局限于传统、单一的浅声道唱法，一味追求甜美、脆亮的音色，而开始探索多种发声方式和建立新的音色风格，各种嗓音呈现个性化，音色风格也日趋多元化、多样化。如以崔健为代表的中国摇滚、西北风歌曲演唱时多有选择地押ou等韵（如《一无所有》、《信天游》、《我热恋的故乡》等）来求得发声位置的靠后和音色的厚重、苍劲、沙哑。新生代的沙宝亮、胡彦斌等歌手都各自在塑造、寻找着极富个性特色，更加多元化的歌唱音色。

但在总体上，那种由于浅声道发声方法所决定的明亮、靠前的音色，仍成为中国民族风格十足的主流代表性音色，这是因为从先天而言受汉语语音所影响，后天则是经过长期汉民族成员音色审美心理中集体无意识选择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