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乐论：民族音乐审美心理与变异演进史

在中国民族乐器的大家族中，由于不同的乐器产生于不同的时代，不同的时代也会根据该时期的社会精神气质和主体的审美需要来要求与之相适应的乐器音色和风格并选择相应的乐器作为该时期的代表性乐器，这些乐器必然就要打上那个时代的烙印。所以，从历时性来看，民族乐器自身的发展史也就成为了民族音乐审美心理的物化表现与变异演进史。

在商周时代，社会的宗教色彩较浓，音乐被大量地用于宫廷祭祀，宗教活动中的神秘感以及作为欣赏主体的王公贵族都要求音乐具有一种威严庄重、从容不迫、雍容矜持的气派，追求强烈的节奏感和悠悠不绝的穿透力。而以编钟、鼓、磬为代表的一系列以音色厚重、沉着为特性的“钟鼓之乐”则由于符合这一时代的社会音乐审美趣味，而成为先秦时期乐器大家族中的主体，并成为时代精神气质的最集中的体现。

时至汉晋，时代精神、审美观念都发生了变化，思想的活跃也导致了以个体为本位的人的觉醒。世人的生命意识和个性充分显露，“原先潜伏着的中国人的重视生命享受的意识渐渐抬头、滋长，终于在汉末魏晋形成一股强大持久的生命思潮。这股生命思潮彻底摆脱了商周时代强烈森严的宗教气氛，使人的生活从超自然的神的世界拉回到人间的世俗的世界”^[6]。而以笛、箫、管为代表的吹管乐器由于音色亲切和婉、韵律悠长而更富有人声韵味与情感性，并且可以在发展旋律方面发挥优势，这些都与此时人的精神特征与审美要求相一致，而使得吹管乐器在汉晋时期成为了主体乐器。(www.xing528.com)

隋唐以降，太平盛世，尤其是经过贞观、开元之治，经济、文化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昌盛，人的思想也极为自由、活跃、开放，这些都助长了那个时代人生活色彩的繁丽丰富，绚烂纷呈，也刺激了享乐风气的蔓延。在这种由经济繁荣和享乐风气所造成的五光十色的都市风采下，选择以琵琶为代表的弹拨乐器则是最符合唐代的社会精神风貌和审美情趣。并且，由于商周的敲击乐器和汉晋的吹管乐器都有着过于单纯朴素的缺点难以描绘盛唐时繁丽多姿的精神风貌，而琵琶的推捻自如、出音迅捷的演奏效果，则成为盛唐气象的最集中的表现者。

从北宋开始，经济发展，工商业空前繁荣，在都市社会中逐渐形成了一个强大的社会阶层——市民阶层。瓦肆勾栏盛行，市民音乐的迅速发展对社会的思想观念和审美趣味的改变有了很大的影响。晚明时代哲学上的张扬“人欲”、肯定个性、注重自我，文学上三言二拍等传奇和性爱小说的盛行、社会上的蓄养家乐、男旦南风都是这一时代精神的体现。在音乐的审美趣味上，“文人气”的、格调高雅一笛佐奏的昆曲衰落，而以委婉动人的胡琴佐奏的乱弹由于符合市民的口味而日益兴起，以二胡为主导的拉弦乐器由于其细腻抒情、温婉缠绵而极富人声韵味的音色而更符合明清这一“市民”时代的社会审美趣味，令点翠的唐琵琶和古雅的昆笛都望尘莫及，所谓“谁道丝声不如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