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根本动力,民族审美心理作为人类精神领域的积淀物,必然也要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劳动方式(包括劳动工具、劳动对象、劳动场所等)对心理活动的影响来实现的。
首先,“春种、秋收、夏耘耪,‘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业社会的生活节奏与大自然的变化一致,夏天白天长,田里劳作时间便相应而长,冬天白天短,田里劳作时间便相应而短,雨雪天则会干脆足不出户,……农业社会的运作节奏就是这样具有弹性。而中国这个世界上最长的农业社会,时间观念也必然是弹性的。”[21]所以,中国人在时间观念上的这种有机的柔性,即弹性的时空结构模式,自然也体现在音乐的节奏观念上,具体表现为在中国音乐中对散节拍体系(非均分律动)和弹性节拍的大量普遍使用,而西方以功能性均分律动为主的刚性的节奏体系则是其工业文化明机械论下的产物。
这种柔性的时空观念,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中国人的音乐欣赏方式和音乐欣赏审美特点的形成,就音乐感受方式而言,蒋孔阳先生曾经提到:“听音乐,各个民族的差异也十分明显。宽衣博带,坐在苏州式园林带水榭或亭子里,烧一炉香,泡一壶茶,轻轻地抚弄着古琴或古筝,唱一曲《春江花月夜》或《游园惊梦》,这是中国各代士大夫知识分子典型的艺术享受。”[22]其实,这种赏乐的方式也适合并接近大多数的中国人:在农业社会的悠悠岁月,如贾母般地在大观园月至中天之时,“专拣那曲谱越慢的”,用笛箫远远地吹出一缕呜呜咽咽、袅袅悠悠的凄凉悲怨之声,[23]于无数个星移斗转的漫漫长夜赏月品茗、伤春悲秋中,不紧不慢地安然度过模糊、弹性的“一炷香、一袋烟、一盏茶”的功夫。
此外,在农业文化下,中国人对自然的态度是依赖大于征服,顺应大于改造。人与自然之间追求一种和谐协调的天人合一的亲和关系,这不仅反映在前面所说的在中国传统音乐中以山水为母题的乐曲数量众多,地位非凡。而且还影响到中国人的音色观“趋自然”、“近人声”的偏向,虽然在商周时期,我国的冶金技术就已经达到当时世界的最高水平,但我们还是舍弃了对铜、铁等需再加工的人工金属材料的采用,而更多地选择了他们身边的竹、木、苇等天然的材料来制作乐器,所谓“丝不如竹,竹不如肉”也是显示了农业文化中的中国人对自然的亲和态度,以及在音色审美中所反映的价值取向,认为越是自然、接近天籁的声音才是最好的。当然,这一美学偏向还与中国文化注重感性,在生命哲学中是以生命为本体的观念有着密切的关系。(www.xing528.com)
受惠于丰富物产资源,长期专事于自给自足的小农业生产的中国人,以家庭为单位,在心理上造成很大的封闭性,缺乏向外探求的心理动力。农业文化依赖天时,依固定的季节按部就班地耕作,中国人希望将生活都妥帖地安排在二十四节气表中,从变中探求不变的东西。一般情况下,并无游牧、航海民族随时可遇的紧张、突变状况。心理反应能力比较稳定舒缓,心理速率缓慢。长此以往,造成心理的惰性,因循守旧,有着喜欢安定、常态,反对激烈、变革;喜欢调和而反对冲突的心理倾向。
中华民族的这种几千年都未产生质变的超稳定经济结构的农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必然也会对中国人的音乐审美心理产生内在而深刻的影响,比如农业文化中的按部就班和因循守旧会反映在中国的传统音乐,特别是戏曲中对规范化、程式化的高度重视,仅一首《老八板》通过借字变奏就有上百个变体流布大江南北。并且,这种怕突变,求渐进、平和的心理特点影响到包括音乐的曲调进行追求连贯承递、蜿蜒游动,较少动机的分裂、展开,调式思维中对无半音五声音阶的选择,结构思维中强调统一的前提下求对比,淡化音乐结构内部的矛盾冲突等几乎所有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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