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教育现状与短板：社会适应能力差，发展不相称

教育不是把知识从一个脑袋装进另外一个脑袋，而是培养真正的人的事业。人生没有彩排，教师的育人过程也时时刻刻都是“现场直播”，很多因素是难以预料的，如何运用教育原理和智慧来处理各种偶发事件？没有创造性思维的教师是无法胜任的。

麦克法兰：

大学生就业难，这个在中国热议了十多年的舆论话题，一直持续在社会发酵。面对日益攀升的毕业人数和竞争激烈的就业机会，不少中国学生戏称“毕业即失业”。中国大学生就业真有想象中那么难吗？

朱永新：

大学生就业难主要有两方面原因：第一是他们自身的原因，找到工作但自己不想去。第二是目前中国的大学教育在技能教育方面存在短板，培养出来的学生对社会的适应能力较差。我认为，中国大学生就业难是结构性的就业难，并非真正意义上的就业难。发达国家在制造业领域的高技能人才比重约为50%，而中国高技能人才只占5%，我们与发达国家之间10倍的差距恰恰说明中国制造业非常缺少高技能人才。如果大学注重高技能人才的培养，那这个问题就迎刃而解了。但事实上，中国传统型大学过去受计划分配的影响，在专业设置方面并没有调整到与当前的社会需求相一致，比如过去流行金融专业、文秘专业等，但现在社会此类职位已趋于饱和，因此不适宜继续开设此类专业。

在择业方面，许多大学生倾向于选择与本专业对口的工作，认为“学什么就要干什么”。这种专业对口的概念应该逐步弱化。从世界范围看，真正按照自己所学专业就业的人数大概是10%，也就是说，也并不强调就业时一定要专业对口，这个时候，是否具有适应社会和基本就业的能力就显得格外重要。此外我认为，大学生不仅要争“饭碗”，更要学会制造“饭碗”。这是一个创业的年代，大学生朝气蓬勃，有更多的知识和更开阔的视野，应拓宽思路，变被动为主动，积极投身于“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热潮，实现以创业完成就业。

麦克法兰：

中国高等教育出现的众多问题，越来越引起人们的关注。非常有意思的是，我记得2008年在中国最好的两所大学的网站上，“好事”的黑客竟然“多管闲事”地分别以两所高校校长的名义批评起中国的高等教育来。

2008年8月24日晚，一名黑客编造出了一篇清华大学校长顾秉林接受学生记者采访的新闻报道，在该“报道”中，“顾秉林”表达了他对现在大学教育状况的担心，“现在各高校，包括清华与北大在内，已经没有将培养人才作为大学教育的目标”。而在2008年9月26日深夜，北大的校园网上挂出了一篇名为“现在的大学校园已被侵蚀”的文章。文章以北大校长许智宏的名义批评了现行教育制度，称中国的高等教育体制改革势在必行，并提出“改革的重点”，其中包括“加强传统的道德文化教育”“对以教授名义长期盘踞校园的无德无能之辈清理门户”等内容。事后，两篇校长报道均被证实是黑客所写。但是，这件事却引起了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发展的思考。朱教授对此怎么看？

朱永新：

应该说，这些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有了很大的进步，最显著的进步就是高等教育已经从精英化走向大众化。通过“211工程”和“985规划”等，高校的科学研究也有了很大的进步；通过教学评估和学科建设，高等学校的教学管理逐步规范，教学水平有所提升。但是，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还远没有达到令人满意的程度。从中国自己的研究机构进行的两项高等教育评价来看，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远不能与中国大国的地位相称。

上海交通大学高等教育研究院世界一流大学研究中心发布过一份世界大学学术排名。该排名列出了全球领先的500所大学，中国大陆的大学全都在200名之外。其中，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南京大学等六所大学排在第201～300名。近年来排名有了较大提升，此外，2010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与竞争力研究中心发布了《中国国家竞争力报告》，该报告显示中国高等教育指数虽排在第四，仅次于欧美日，但指数值不及欧盟的1/10，只有美国的1/3。

中国教育整体水平不高，尤其缺乏具有世界一流水平的大学。这两份报告既说明了中国高校在世界上排名太低，也说明了中国高等教育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的地位仍然较低。这无疑让我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充满不安。而受到高等教育的人感受如何呢？《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的网络调查结果显示，34.7%的受访者在谈到自己的大学生活时，都觉得“后悔”。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大学生对大学教育的失望。其实，现在中国大学行政化较强，学校在经济和管理上不够独立，并且学术评估手段很单一，以论文为主，论文成为硬性要求，这就导致学术水平不高。您有什么建议？

麦克法兰：

其实我对中国过去四十年，有一个大约的整体印象。中国的大学取得了惊人的进步，尽管有人希望对其进行改进。许多学校的硬件设施都很好，不过宿舍往往很拥挤，师生之间接触很少。

关于如何改进中国大学以使其达到西方最好水平，大概需要一本书来论述。我的《启蒙之所　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一书提供了世界上最好的大学的样板。书中解释了在大学建立较小社区——学院的重要性，指出既要关注学生在大学里的社会生活，又要关注他们的情感生活。如书中所述，大学教师应该从工作中同时获得物质报酬和学术声望，而不是靠在教学之外获得资助或者赚取外快。而师生之间建立密切关系也有巨大的好处。大学存在的意义不仅是给学生灌输知识，还要激发想象力，促进身心发展。

院系之间的关系很重要。自治也很重要。我一直认为大学本身需要在不受外界压力的情况下进行自我管理，每个系和学院都应自行管理，剑桥就是这种情况。我任教近四十年，都是自己统筹所有教学工作，安排考试，让我的学生和自己免受来自大学或政府中的官僚影响。我理解，中国高校现在的状况，可能因为长久以来管理的模式和行政的因素造成的，但让学校自知应该是我们的目标。在您看来中国大学存在哪些问题？

朱永新：

首先是大学的行政化比较严重。中国的大学历来都是由行政部门来管理和主导，教育部和地方教育部门是大学的实际“主人”。事实上，官办官管一直是我国大学管理的主流，行政权力长期充当着大学运行管理的主导力量。很多时候对大学管得过死，使大学缺乏发展的自主权，束缚和限制了大学的健康发展。同时，高校被分为副部级、正厅级、副厅级等，行政级别色彩极浓。在大学里，行政权力过大，而学术权力没有得到应有的尊重，学术的中心地位、大学的学术氛围、学者做学问的兴趣都受到了影响。

其次，大学发展模式趋向太统一了，同质化现象严重。综合性大学几乎成了所有大学发展的目标，学校特色不明显，学校间的界限也越来越模糊。所有的大学千篇一律，用同一个标准去考核它们，就容易把本来具有无限发展可能性的各个大学用一个模子限制住了，这样就造成中国的大学非常的雷同，专业设置基本上所有学校都一样；而现在很多地方为了增强大学实力而合并了很多高校，往往抹杀了高校的专业发展特色，结果往往造成“1+1＜2”甚至“1+1＜1”的现状。千校一面的发展趋势使中国高校在世界高等教育中缺乏特色和竞争力。实际上学校并非越大越好，大学应该是以专科、特色取胜，而不是以学科的众多取胜，有时候“小”的才是美的。

之前高等教育的“大跃进”也造成了一系列的问题。大学扩招虽然是适应了家长们的教育需求，但是，过快过猛的扩招速度带来的问题至今仍然消化不尽。中国的普通高校数量由扩招前的1022所，增加到2010年的2358所，短短12年间翻了一倍，这在世界各国都是少有的速度。学生数量剧增，生源质量下降，使高校教学质量难以得到保证；师资力量短时间扩大，带来了师资水平严重下滑的后果；校舍扩建给高校带来了巨额贷款债务压力，甚至使很多高校无法偿还，只好将精力更多用于创收，而在提高教育质量上难以投入更多精力。

而大学的课程设置和教师教学质量也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大学课程设置过于随意，要么课程陈旧不适应社会发展，要么跟随着市场热点随时更改，既缺乏教学创新能力，又忽视合理的课程结构。我们现在的大学仍然还是把掌握课本知识作为教学起点，统一的教材往往死板僵化，而教师的教学则往往照本宣科满堂灌，让学生缺乏兴趣。

大学学术研究呈现虚假繁荣也是很大的一个问题。对大学教师的学术考核评价手段单一，论文成为最主要的指标，致使中国成为论文大国，产生了不少学术泡沫、学术垃圾，学术造假、学术腐败等学术不良现象也常有出现。

中国很多大学的人文教育和创新教育缺乏。所谓大学的人文教育，主要指的是大学本科阶段的通识教育。中国的大学从第一年开始即进行专业教育，再加上高中阶段就进行文理分科和严酷的高考，可以说中国学生相对缺乏人文教育，专业教育至上往往导致人文素质偏低。同时，中国大学生的创新能力动手能力相对较差，这也已经是人们的共识。

应该说，我们已经意识到了大学教育的很多问题，也在不断改进，向好的方向发展。但短时间内，这些问题仍会存在。

麦克法兰：

中国政府实施了“211工程”“985规划”，对一批高校寄予厚望，加大了教育经费投入。但是，中国的大学距离世界一流大学还是有不少差距。在您看来真正的世界一流的大学应该具备哪些标准？

朱永新：

我认为首先，世界一流大学一般情况下还是应以研究为主体的（一般的应用性大学没有被放到这个指标里），所以首先强调的是理论和技术的原创性，或者说创新能力，就是它对这个学科或理论有多大的贡献。其次，要看世界一流大学的学生，也就是大学的产品的品质、就业率、社会影响力。国外在评价一所大学时，很大程度上是看学校毕业的学生的平均薪资水平、就业率、受社会欢迎的程度、口碑等，所以说学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体系。最后，要看学校对一个国家政策和经济的影响。一所好的大学很重要的一点是它对国家基本政策的干预能力、影响能力和贡献能力高。国家有多少重大的科技、经济、社会政策受到这所大学的研究影响，这是一个很重要的指标。

和研究型大学相对应，对应用型大学来讲，评价标准更多的是它们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对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能力到底有多大。和这些指标相联系的，还有大学内在的指标，就是看一所大学里有多少大师，大学里多少老师是在国际学术组织中有地位的、有影响力的。布鲁贝克认为，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美国大学“不仅是美国教育的中心，而且是美国生活的中心，它仅次于政府成为社会的主要服务者和社会变革的主要工具”。

您是怎么看待世界一流大学的？

麦克法兰：

在我看来，世界一流的大学在教学方面首先应该能为来自不同背景、不同性别和不同经济水平的学生带来全面的、富有启发的、充满创造性的思想提升。应该教学生如何思考和发挥创造力，当然也包括教授知识。学生应该与老师建立真正的师生关系，课程结束时，学生心智应该有明显提升。除此之外，还应该鼓励学生培养社交、艺术、体育和其他方面的才能，以增强他们的自信心。

而在研究方面，一流大学应鼓励所有教师甚至学生从事独立和原创性研究。应该改进研究设备，推动研究成果的产出。不应只是重复别人做过的事，或设立过低目标，而应该发现从未被发现的新联系、新知识。一流大学应以从智力、文化或物质上改善人类福祉为目标。在这种情况下，应尽量模糊教学与研究之间的界限，因为这两者都是教授学生知识和帮助他们扩展思维的。您认为中国的大学可以做到您刚才说的这几点吗？

朱永新：

我想我们的大学还远远没有做到这几点。按照这些标准，中国创世界一流的大学还有漫长的路要走。我们的差距主要在哪里呢？一个好大学，最重要的就是人才，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教师人才，一是学生人才。

首先要看能不能把全世界最优秀的教师吸引到我们的大学里来。梅贻琦先生说：“所谓大学，非谓有大楼之谓也，有大师之谓也。”没有大师，大学是不可能成为一所优秀大学的。只要有好的老师，就会有好的学科，它的创新能力就强，它的学术贡献能力就强，这是一个重要的条件。现在的问题是，最优秀的人没有进大学，社会上不少有研究兴趣，有研究能力，有研究天赋的人可能到了企业，到了政府，就是没有进入大学。大学应该真正地能够吸引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进入。当然，有好的老师还不够，还要有好的学生，所以要看我们的高校能不能招到世界第一流的学生。比如哈佛、剑桥、牛津等知名高校，它们就是把全世界最好的学生招来了。现在的情况是，我国的大学连我们自己最好的学生都没有招到，很多最好的学生都到美国等地的高校就读了，甚至还有很多高中生没有参加高考就已先出国了。

同时，我国现在的招生制度也不能把最好的学生相对集中。比如北大、清华在北京招生的分数比外地要低很多，这从另外一个侧面说明它们没有招到最好的学生。因此，一所最好的大学，必须把最好的学生，而且必须是全世界最好的学生招来。如果我们的北大、清华能把世界各国一流的中学毕业生招来读大学，就说明我们的大学有希望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了。

麦克法兰：

近年来，新闻舆论非常关注中国深圳创办的南方科技大学。您怎么看待这所学校？

朱永新：

这个我有一些了解。早在2007年，深圳市作为全国著名的经济强市，面对着邻居香港只用短短十几年时间从无到有地创办出迅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香港科技大学，决心仿照香港科技大学新建一所自己的一流高校。于是，深圳市开始了漫长的筹建之旅。

一流大学就需要一流校长。经过一年多的全球遴选，2009年9月中国科技大学前校长朱清时院士最终成为南方科技大学创校校长的最佳人选。2010年9月30日南方科技大学校园建设正式开工，并开始了教师和行政管理人员的公开招聘考试。南方科技大学从此因国际化办学理念和“教授治校”模式而一直备受外界关注。然而，南方科技大学（以下简称“南科大”）筹办几年来，却充满波折。先是教育部迟迟不予正式批复，到2010年10月才勉强给予批复，但是由于南科大与中国目前的行政体制和教育体制不太一致，教育部只是批准筹建，而非批准成立。在这种情况下，南科大为了赶时间，担心错过机会，在没有获得教育部批准招生的情况下，决定“自主招生”“自颁文凭”。在全国范围内自主招收50名首期教改实验班学生，并承诺如果学生最终不能获颁教育部认可的文凭与学位，南科大就自发文凭与学位。

因此，南科大除了“去行政化”“教授治校”外，“自主招生”“自颁文凭”也成了其改革的焦点。首批录取的来自全国各地的高中学生，他们成了南科大的第一批参与改革实验的勇士。2011年6月的全国高考，这批学生集体弃考，决心跟着朱清时一起实验到底，成为媒体持续关注的热点。

麦克法兰：

可以想象南科大筹建时的艰难，不过建设一流的大学，也确实需要时间的积淀。

朱永新：

是的，但是如果我们给大学以宽松的政策和创新的空间，以及充足的经费，在短时间里建出一流大学不是没有可能。人们熟知的香港科技大学，拿一大笔资金办学，聘请来全世界的顶尖学者，正因为起点高，一开始就可以培养硕士博土，进行顶尖的研究，因此，只用了十年时间就发展成为世界一流大学，在很多方面，排名超过了北大、清华这样的百年名校。

当然，南科大的未来之路会什么样，还在发展变化之中。但是，无疑其代表了中国高等教育的未来发展之路。不可否认，中国的大学改革仍面临着艰难的处境。正如北大中文系主任陈平原教授所说：“中国大学问题很多，北大也一样，好多制度性问题不是一下子就能解决的。你可能知道问题在哪里，但你一旦想改动，哪怕搬动一张桌子，都会涉及各种人的利益。找到一条对大家都好，没有人受损害的改革之路，几乎不可能。”但是，若产生世界一流大学，非要阵痛不可，否则，将陷入永远的平庸。我们应该放手让一些高校去追求梦想，为中国的教育改革探路，为民族的复兴探路，为建设真正的一流大学探路。

麦克法兰：

您认为中国最应该从哪些方面着手进行高校改革呢？

朱永新：

对高校进行“去行政化”的改革应放在首要的地位。政府应该在高校中实行政校分开、管办分离，并逐步取消实际存在的行政级别和行政化管理模式。取消大学校长和书记及学校各级管理人员的行政级别，改变大学校长由上级政府部门任命的做法，实行大学教授委员会选举校长的制度，并实行任期制。进而再实行“教授治校”，大学的行政管理人员，应该从教授中选拔，民主选举，校长任期结束后，回去继续担任教授。这样既大大减少高校行政人员的数量，又提高行政人员的工作水平和服务水平。

麦克法兰：

“行政化”确实是目前中国高校存在的一个很严重的问题。我记得朱清时在当选南方科技大学校长之后曾说：“办大学首先要去官化、去行政化。”“创办一流大学所需具备的三个要素——追求卓越、学术自由、学者自律。”

朱永新：

确实是这样。除了“去行政化”，加强对大学的分类管理也应该是很重要的一方面。中国的大学分类不是很清晰，对不同类型大学的要求往往是一样的。在我看来，公立大学应该分国立、省立、市立，民办大学应该分营利性大学和非营利性大学。公立大学就是政府的事业单位，是为老百姓提供公共产品的地方，经费应该由政府财政来提供支持，因此应是完全非产业的。民办大学里不营利的也不应该产业化，营利性的民办大学则可以走产业化道路。但是，大学的公共性、公益性还是其根本属性，这是办学者不能忘记的初心。此外，对职业院校、专科院校国家也要大力扶持，尽量减少综合大学的数量，加大发展社区大学的力度。在我看来大学本身也应该分类，应有研究性、教学性和技术性大学之分。

麦克法兰：

是的，像北大、清华这样的学校，毫无疑问是以研究为主的大学，它们的方向就应该是理论研究，在一些重点学科上进行创新，走出去和世界上那些最好的学校、学科竞争。而地方性高校，主要精力应该放在为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服务上，更多的应当是偏应用。其他技术性和职业性大学，它的目的主要是培养有技术的高级工人，那么它的方向当然应该以技术操作为主。因此，对于不同的大学应该有不同的定位。

朱永新：

没错！或许，政府也应该给大学放权，让大学真正享有办学自主权。早在1999年1月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高等教育法》里就明确规定，大学享有招生自主权，设置和调整学科和专业的自主权，教学自主权，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和社会服务的自主权，开展对境外科技文化交流的自主权，进行内部机构设置、评聘教师和其他专业技术人员和调整津贴和工资分配的自主权，财产管理和使用的自主权这七项办学自主权。但是从实际情况看，大学获得以上自主权还是步履艰难的。

再者，大学要提高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和水平。研究生教育特别是博士研究生教育的质量，对培养优秀人才和杰出人才起着尤为重要的作用。据华中科技大学教授周光礼的《中国博士质量调查》一书披露，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学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该书还称，当前大多数博士生称导师为“老板”，被导师当作廉价的高级劳动力。60%的学生认为，他们承担了导师课题大半的任务，不少博士生成为给导师跑腿的高级劳动力。我觉得研究生的培养制度改革应该引起重视。

麦克法兰：

我记得《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曾经做过的一项调查，调查显示76.1%的人认为博士不是越多越好，博士生教育应回归精英教育。我很赞同您刚说的这一点。

其实在我看来，任何的改革都需要有一个关键着力点，而我认为高考改革就是教育改革的另一个关键点，因为它既影响着基础教育的培养模式，也影响着大学生源的素质。在我看来，要加快高考改革，大学必须尽快实行自主招生。因为现行的高考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应试教育的弊端，这是高考存在的最大问题。相对来说，它是比较单一化的人才选拔方法，忽视了多元化，忽视了地区间的公平性，也忽视了一些特殊人才。对一些拔尖的、特别优异的怪才和偏才缺乏有效的选拔方式，导致这些人才很难被发现，而这些人才往往是很有创造性的。

另外，民办高校也应该被大力扶持。中国的公办教育过于强大，却没有给民办教育以更大的发展空间和机会。事实上，在我看来中国的民间资本还没有真正进入教育领域。而英国的民办高校最初就是在公办高校为主导设立二级学院和独立学院的政策下发展起来的，因此，看起来中国的民办高校发展受到很多制约，所以目前很难壮大。我认为没有民办高校的真正崛起，中国的高等教育是走不远的，中国也很难办出像哈佛大学、牛津大学那样的世界一流的私立大学。而对于教育经费投入不足的发展中国家，更应该吸引民间资本进入高校领域。

中国的大学改革势在必行，因为这既是中国社会经济文化发展的需要，更是中国科技发展的需要。杰出人才的出现，与大学改革密切相关。因为只有有了杰出的世界一流的大学教育，才可能有世界一流的杰出人才涌现，中国的科技创新和国家发展才有希望。

朱永新：

是的，但要建立起这种大学，我们需要法律制度的保障，而目前中国的教育立法明显滞后于教育实践。现在大学的许多问题没有法律可依，早先制定的《高等教育法》基本不能用了。所以，应该加快教育立法，《高等教育法》的修订是迫在眉睫的事。

此外像您所说，我们还需要民间资本的介入。现在的民办大学是依靠自己的积累滚雪球一样发展起来的，从一开始就多少带有逐利性。中国目前还没有一所真正的像哈佛这样的民办大学——是完全依靠民间资本，而且不以营利为目的，是抱着理想、抱着情怀和愿景来办的理想的大学。

麦克法兰：

鉴于各国政府控制知识分子和思想的想法，朱教授认为中国如何才能使其大学在财政、政治和心智上更加独立？

朱永新：

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各个国家应该说并不一样。

中国古代一直倡导尊师重教的传统。当代中国政府也一直倡导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这是从国家的基本政策来说的，应该没有问题。但是从总体上来说，中国的大学还是以公办大学为主体，都是由国家财政或者是地方政府的财政来支持的，所以在政治和制度上的独立性，还是会受到很大的限制。

国立大学因为基本上都属于教育部直接管，要完成教育部所布置的各项工作各项任务。地方大学一般都是由地方政府来投资，所以它要服务于地方的经济社会发展。国立大学和地方大学都要服从整个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的大格局，这是天经地义的。

我相信，美国的大学其实也很难做到政治上的独立。就像中美贸易战以后，美国那么多的大学驱逐中国学者，把中国学生都看成是奸细、敌人，有一些知名的大学，今年一个中国学生都没招……像美国这样高度自由的社会，其实也是受政府的管控，也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独立。

当然学术自由的独立精神是大学的生命。中国现代大学的创立者蔡元培先生就非常主张大学自由，认为大学要有自由的精神和独立的人格，这是非常重要的。如果知识分子没有自己的思想，没有自己独立的人格，他就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良心，很难成为一个社会的批判者和建设者。所以，鼓励大学有自己的独立性，有自己的批判精神，我觉得还是需要的。

麦克法兰：

朱教授打算在中国尝试学院制吗？

朱永新：

我在大学已经在做（这样的试验）了。我在中国的两所大学（北京华夏管理学院、苏州科技大学）设立了书院，这个新教育书院就是按照学院制模式，不同年级、不同专业的学生组成一个书院，起初只能从一年级开始，但现在其他年级也可以进来。我这个书院要学生做这样几件事：第一，每两个星期都要读一本书，这个事讲起来，国外的教授会觉得好笑，大学不是每天都要看书的吗？但在中国的大学，许多学生过去都是不读书的。第二，每天都要记录自己的生活，写日记。新教育非常注重叙事，要求学生记录自己的生活。第三，每个月都要给父母写封信，要懂得感恩。第四，每个人都要参加一个社团，或者组建一个社团。第五，每人每月都要参加一次公开讲演，锻炼口才。第六，每人每月要参加一次公益性的活动。第七，这个学院所有的工作，包括打扫卫生，都是由学生自己完成，同时是学生自治的，大部分事情都由学生自己组织，然后有导师指导。结合中国古代书院制和西方学院制的优点进行探索，我相信未来的中国大学会闯出一条路来。刚刚你讲的学院制在英国中小学也有，我认为学院制在中学是特别值得探索和推行的。

我了解在牛津和剑桥，非常重视导师制，这样导师制有什么独特的特点吗？

麦克法兰：

导师制在牛津和剑桥有着特殊的意义和功能，这与世界上任何其他大学都不同。虽然这种方式非常昂贵而且费时，但毫无疑问是教年轻人的最好方法。中国大学正在引入导师制，但这在实践中究竟意味着什么？它是如何运行的，期望的结果又是什么？

朱永新：

现在中国的大学也开始尝试导师制，但是就我个人感觉，跟剑桥大学的导师制相比，我们仍然有非常非常大的差距。

导致这个差距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评价机制。在我们中国的大学，目前还是以科研成果为导向的评价机制。要衡量一个教授学问好不好、水平高不高、给的待遇高不高，在很大程度上是看这个教授写作和发表了多少文章，拿到了多少项目。但是指导学生方面，是很难去考量他的工作量的。

所以，在中国有一种我一直诟病的所谓辅导员制度。这些辅导员都是专业内刚刚毕业的大学生，是以年轻人为主体的一种指导学生的队伍。这些由大学生担任的辅导员，本身自己的人生经验就非常不够。他们往往不是因为出色的专业成绩留校，而是由于在学校里面做学生干部，各方面表现优异。看起来，这些学生似乎会做思想工作，但其实他们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还不成熟，自己的社会经历也是非常不够的。同时在专业方面，又没有专业教师那么强，自然很难真正起到导师的作用。

西方的导师制，一般是由那些最优秀的教授担任学生的导师，而且有非常具体的考核办法。比如每个导师要管多少学生，每个学生每个月要跟导师见几次面，每一次见面要谈话多少时间，学生碰到问题的时候怎么样……都有非常庞大的、成体系的一套办法。目前我们中国还没有。所以我觉得，导师制毫无疑问是需要进一步在中国加强的。

我认为，第一步可能我们需要完善我们的辅导员制度，要全员做导师。也就是所有的专业老师，都应该有做导师的经历和责任。因为大学教育本身就更为鲜明地体现出教学相长的特点。所有那些优秀的教师，都应该有做导师的经历，也只有做过导师，才能更好地了解学生、走进学生，也才能把自己的教育工作做得更好。

麦克法兰：

您的话让我想到另外一个问题，很多人问过我对于英国的大学或者对于英国的学院制度来说，到底什么才是它的精髓？现在想起来，我认为信任是英国学院制度的精髓，也是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社会存在多少信任？长期以来，中国人对家族以外的人都有所猜忌，在许多朝代，如清朝，人们通过相互监督等方式保持秩序，这种情况下，如何才能建立起这样的信任呢？

朱永新：

这个问题上，中英的确有很大的不同。你说信任是英国大学制度的精髓，也是英国中产阶级生活的重要部分。但是中国与英国有着不同的文化背景。中国长期以来是一个家族制、宗族制的社会，所以中国有句古话叫“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也就是说，你不是我家族的人，你的心就不是跟我在一起的。所以中国人天然有一种“画地为牢”的本性，缺少海洋民族的宽广胸怀，也没有移民城市的包容，所以有一个缺乏信任的问题。

中国现在的信任问题，和国家的契约制度、法制体系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如果纯粹建立在一种心理上，而没有法治作为基础，真正的信任是很困难的。所以，中国的这种诚信体制和诚信机制的建立，会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知道，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很多企业有坑蒙拐骗、造假售假等行为。这些情况，当然在西方也曾出现过，但是在中国，是当下比较严重的问题。

我觉得，首先还是要建立一套以契约精神为基础的现代诚信体系。建立以后，对那些不诚信的人，要有非常严厉的惩罚。现在我们社会中违约、违信的成本相对比较低，很难真正地建立起对别人的信任，所以我觉得需要从法制建设开始，然后逐步形成全社会的一种信任氛围。

另外，从教育上来说，我觉得也要更多地去倡导相互信任，鼓励相互信任。因为从人的本性来说，对人信赖、信任毕竟是一种天然的倾向。现在人与人之间互相的不信任，往往和社会化过程中得来的各种各样的经验有很大的关系，像我们很多父母亲就跟孩子说“你不能轻易地相信别人”，甚至一些孩子被要求不能和陌生人讲话，不能去理睬陌生人……在中国，这些有时甚至是安全教育的一个基本的导向，所以这也是需要重视的。这些教育和整个社会诚信机制的建立，也是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的。

你在《启蒙之所智识之源——一位剑桥教授看剑桥》这本书中用大量篇幅讲述了剑桥的学院制，并且认为这是世界上包括美国在内的大学都没有的一种组织构架。信任是学院制的精髓，为什么说信任对于学院制如此重要？中国的大学也普遍采用了学院制，但是我认为这更像一个扩大了的系科，而且学科的交融没有得到真正的实现。你对中国大学的学院制有什么建议？

麦克法兰：

尽管牛津和剑桥两所大学拥有的经济资源远不如美国顶尖大学，员工的教学负担也远远超过多数大学，但教学和研究水平却在世界大多数大学之上，主要原因就是其独特的学院制。剑桥大学的精髓就在于此。它很小，包括博士生在内的各年级学生大约有五百人左右，工作人员也叫研究员，大约有五十人左右。这就使学院具有强烈的社区团体意识，人们互相了解，这有助于产生幸福和信任。

学院是多功能的。它有自己的图书馆，有供研究员、研究生和低年级学生见面的公共房间，有报纸、饮料设备和舒适的椅子。它有一个活动中心，通常是一个美丽的小教堂，用于礼拜或祈祷。它还配备有体育比赛场地，有可以划船的河流，有一个大餐厅和一个大学酒吧。学校为所有的教职工和学生提供起居室，这些住所有的在学院里面，有的在附近招待所。这里的学生可以跟同学一起吃喝、祈祷和学习。

学院吸收了来自理科、艺术、人文和社会科学专业的学生和教职工，他们可以和不同学科专业的人交流，也经常在项目上合作。学院鼓励多学科和跨学科思维，任何人都不应该只是单一领域的专家。

学院有自己的管理机构，有自己的规章制度和纪律来管理学生。警察甚至必须请求允许后才能进入学院，因为学院里的美丽庭院和花园通常属于私有财产，公众未经允许不能擅自进入。而由教职工组成的学院委员管理会，其中会有少量的学生成员，研究生和本科生相应有他们自己的管理委员会。

除上述之外，学院还有许多俱乐部和社团，用于开展从音乐到体育的各种活动。每个学院都有自己的颜色、徽章、旗帜和标识。教职工和学生们可以在课堂外见面，而所有这些做法都是在鼓励学生团结友爱，相互尊重，致力于服务更广阔的事业。

你刚才提到“中国大学普遍采用学院制”，但这种制度在实践中意味着什么？中国的学院是否有独立的管理机构，独立的财政自治，独立的生活住宿和体育资源，独有的标志、旗帜和标识等这些？他们是由各个学科的人组成的吗？会有食堂、公共空间吗？

朱永新：

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学在学院制方向还在进一步摸索，包括我自己的母校苏州大学。前几年，我在北京的华夏管理学院任教，最近几年，我在苏州科技大学也创办了一所新教育书院，但是很坦率地说，我们中国大学里的学院，和中国传统的书院以及现代国外大学的学院，包括英国剑桥、美国一些大学的学院，还是有着很大的、甚至是本质上的不同。

首先，我们中国大学的学院，独立性比英国的要差很多。有的虽然可能有独立的管理机构、独立的财政体系，但也不能说是完全的自治、独立。一般情况下，中国大学里的学院，很少有自己独立的体育资源、独立的旗帜标志……当然，这些也根据各个大学的情况而有所不同。独立的餐厅、公共房间、公共空间等这些还没有完全建成。当然，在中国，现在也有一些新兴的大学，比如说南方科技大学，我去看过他们的学院，做得更类似香港和国外的这种传统的学院制。

其次，我理想中的大学学院制，应该是把中国古代的书院和西方现代的学院体系更好地结合起来。中国古代的书院有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它非常注重自学，有一套完整的管理体系（院规、学规），特别强调教师和学生的教学相长。现在所有人更多的是强调教师的责任，教师作为学生的陪伴者和指导者的义务，所以这些问题还是需要进一步去发展。其实，从管理学的角度来说，现在中国的很多大学规模越来越大，我觉得大学需要学院，学院应该有自己独立的文化、独立的管理机构、独立的财政，甚至于独立的学生住宿、体育场地、图书馆等等，这些都应该进一步落实。中国的学院跟国外的学院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们学院的专业分得更细。很多大学有几十个学院。而国外很多大学的学院往往是跨学科的，像剑桥的商学院，基本上是很多学科在一起，这样学科的交融会有比较好的保障。这一点我们做得还不够。现在我们办的新教育书院，就在努力地汲取国外的一些好的做法，希望让学生能够跨越学科实现更好的交融。

印象中，在剑桥，与学院制相辅相成的是“导师制”。我注意到，您在剑桥40多年的生涯中也一直担任学生的导师，您介绍说，您大概为此付出了您在剑桥岁月中全部智慧和精力的四分之一。您的许多学生后来成为各自领域的佼佼者，并且与您保持着长久的友谊。是什么样的动力支持您这样做？剑桥的老师中有多少像您一样如此认真地履行导师的职能？现在中国的大学也开始引入导师制，您对此有什么建议？

麦克法兰：

根据我在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学习和任教50年的经验，我想说，这两所大学的绝大多数教师都非常重视他们的个人教导和教学。许多人把大部分的学期时间（一年只有20周的正式教学和4周的考试）用于教学。我的许多同事每周面对面授课长达10小时或更长时间，加上准备和阅读论文的额外时间，时间几乎翻了一番。因此，半个工作周的时间都花在教学上，剩下的时间主要用于行政管理，也许还有一些研究。

牛津、剑桥大学的同事们这么做有几个原因，正是这些因素激励了他们，也激励了我。

首先，个人教学的古老传统可以追溯到几百年前，它是基于学徒制和通过个人监督管理学习的理念发展起来的。第二，你和其他人一样，所以你觉得自己是团队的一部分。第三，大学的工资是足够的，这意味着你不必做第二或第三份工作，也不必为了赚足够的钱而设立精密的研究项目。你的报酬来自你的教学。第四，学生是优秀的，你从他们身上学到的和你教他们的一样多。你让他们一起探究你的想法，他们会和你一起去做。第五，许多学生后来身居要职，所以你的教学为你国家未来的成功做出了贡献。第六，良好的教学能为你在同事中赢得声望和尊重。这是一个足够小的社区，在一所大学或一个系里，人们可以知道其他人在做什么，如果他们没有做出认真的教学贡献，这一消息就会传开。虽然教学并不能直接让你在大学系统中得到提升，但它会给你在大学系统中提供一个位置，并可能带来额外的好处。最后，教学工作往往都是非常愉快的，这也有助于丰富你的写作和演讲，并为你带来与学生的终生友谊。

我已经讲过了一些有关学院制和导师制的内容，并在我的有关剑桥的书中，尤其是最近出版的关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一本书中进行了详细介绍。学院制和导师制都对我产生了影响，我自然认为它们是至关重要的。两年在伦敦经济学院和三年在伦敦大学东方研究学院的经历，让我意识到，没有学院制和合适的导师制，教育会是多么的贫乏。

学院制和导师制的建立和运营成本其实都很高，在我看来，在中国只有削弱中国传统文化中对老师的绝对服从，导师制度才能在中国顺利运行。但是，在指导了许多中国学生并与许多中国的年轻人一起工作之后，我发现与中国学生建立一种简单而平等的关系并没有那么难，就像我跟我的西方学生的那样。所以在中国推行学院制我认为非常有必要，而学院制的基本功能（仅牛津和剑桥才能找到）将是对中国大学的绝佳补充。据我这么多年以来的观察，在小型社区中，人类的工作效率是最高，所有教育机构都应该建立这样的自治社区。

朱永新：

据了解，最近几年，英国的自由学校（free school）发展比较快，民间力量参与教育的机会在不断增加。英国中小学私立学校的发展前景如何？

麦克法兰：

“自由学校”的重要特征就是，不仅可以进行教育实验，学校管理也更加灵活，可以鼓励家长和当地组织更多地参与学校规划和运营。英国教育家认为，单一教育体制无法唱好教育实践的独角戏。英国虽然比中国小得多，但一直以来拥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学校，包括公立、私立，甚至公私混合的学校，这对英国教育发展大有裨益。

朱永新：

但中国一直是一个以政府为办学主体的国家，最好的学校都是公办学校，您认为中国是否应该大力发展民办教育？

麦克法兰：

大力发展民办教育，培养多种混合的教育体制，同时鼓励私立和公立学校的发展其实是一体的。教育中经常存在过度规范和官僚主义，结合中国教育实际，就是中国社会阶层流动的中心阶梯，让位于儒家官僚主义教育的传统及其庞大的体系，这对中国教育发展而言，尤为危险。

朱永新：

发展民办教育，这其实很大程度上涉及教育体制的创新。其实中国目前任何鼓励本地创新和变化的额外“氧气”以及系统实验都是受欢迎的，而且也有一些突出的例子。例如，我们在山东省的茌平（孔子出生地附近）实验中看到了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方式，这种方式效果显著且极具创新性。我们还关注到了中国部分优秀的私立和实验学校。由此可见，在省市两级教育局的鼓励下，教育革新已经完成了许多工作，也激发了新教育形式的出现。

麦克法兰：

我听说过山东省的茌平实验（让学生自主学习的实验），能否具体说说您的看法？

朱永新：

山东这个实验我是比较熟悉的，而且我曾经去过这个学校。这是在中国农村学校进行的一项变革，我们通常以该校的名称“杜郎口”命名这项变革。这项变革主要是强调学生自主学习的作用，通过减少教师的讲授时间，加强对学生预习的指导，增加学生团队合作的学习以及学生的成果的展示，把学生自主学习的兴趣调动起来。

过去的中国教育里，教师“满堂灌”的情况比较普遍。不管学生懂不懂，不管学生有没有兴趣，教师把45分钟讲满，相对来说效果比较差。杜郎口也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进行的突围和变革。

在杜郎口之前，江苏的洋思中学蔡林森校长就做过一些探索，主要的内容和杜郎口的内容相似，就是减少教师的讲课时

间，每节课的讲课时间从过去的40分钟减少为15到20分钟左右，这样也就把一半的时间留给学生自主地读教科书、思考和讨论问题。杜郎口中学的教室里面都是黑板，教室外边也是黑板，因为学生自己要演示，要展示，要交流，要研讨。这样学生的注意力就集中了，思维就活跃了，当然学习的效果也就比较好了。(www.xing528.com)

但是总体上来说，这样的课堂变革，还是处在一个提高教学效率的变革阶段。在我们新教育实验看来，最好的课堂应该有三重境界。

第一重境界就是落实有效教学的框架，其实杜郎口就是落实有效的框架，就是把教学的结构和框架，通过时间分配给学生的预习、合作、展示、评价，提高学习的效率。

但真正让教学有吸引力还需要达到第二重境界，就是我们提出的挖掘知识这一伟大事物的内在魅力。这就需要教师结合学科的背景知识，对文本有深刻的理解。从这一点上看，相对来说杜郎口做得还是不够的。所以，学生目前知识的学习是没问题的，但智慧的培养还是不够的。

我们新教育提出的第三个层次，也就是第三重境界，是让知识、师生生命和社会生活实现深刻共鸣。从这个标准来说，杜郎口也还有待进一步完善。

但不管存在怎样的不足，在中国的农村，在山东大地上进行的这样一种教育变革，还是有非常积极的意义，给很多中国的教育同行、包括给新教育实验带来了很大的启发。我也专门写过文章来介绍，特别强调他们所做工作的价值和意义。

麦克法兰：

我知道，中国几乎所有的学校都会学习英语，把英语作为一门重要的学科。不知道在日常的英语教育中，教师是怎样鼓励创造和创新的？我有点好奇。

朱永新：

我觉得不只是英语学科，所有的学科都有一个鼓励教研创新的问题。所谓的创新，无论是英语教研还是语文教研，首先最关键的还是了解这个语言的文化背景、这个语言自身的特点。掌握一门语言最关键的还是“听、说、读、写”这样一些最基本的能力。所以，对把英语作为第二外语或者第三外语的中国学生来说，它不可能像母语那样熟练，或者是很难达到像母语那样熟练的一个境界，也同样需要我们解决好“听、说、读、写”这样的基本问题。

麦克法兰：

您有相关的经验可以分享吗？

朱永新：

从我个人学习英语的经验来看，要想把英语作为一种工作语言，你就必须要有良好的“听、说”能力。要想有良好的“听、说”能力，根基就在“读、写”能力。所以，英语教育还是应该让学生“多听、多说、多读、多写”，才能提升他们的能力。那么，在这个过程中，怎么样提升他们的创造力呢？创造力的提升必须建立在一个坚实的基础之上，有了大量的阅读和思考，才能有真正意义上的创造。

学生在学习英语的过程中有两点比较重要。第一，要善于比较和联想。把英语和自己的母语进行比较，比较双方的文化，比较双方的语音特点，比较双方的语法，从中发现母语文化和外语文化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第二，应该鼓励提问。问号是打开世界的钥匙，提问、怀疑、批评，才能真正的产生创造性思维。

因此，学习的方法都是相似的。英语的学习实际上和其他学科的学习一样，都需要鼓励学生多听说读写，鼓励学生去提问、去质疑、去批评，以此激发创造力，鼓励创新。

麦克法兰：

上面您是作为个人来谈的，那作为教师呢？那您觉得教师应该有什么样的创新思维？

朱永新：

教育不是把知识从一个脑袋装进另外一个脑袋，而是培养真正的人的事业。随着科技的发展，单纯传授知识越来越简单。但是，培养真正的人，随着社会的发展，在不同时期会出现不同的问题，呈现不同的难点，使得教师的工作具有显著的创造性。教师工作的创造性体现在，教师面对的每一名学生，都是一个特殊的个体，既要了解学生的共性，掌握学生学习认知的科学规律，又要掌握其形形色色的个性，使每一名学生都得到充分发展。所以，一名好教师，需要像一名农民，埋首于三尺讲台，苦苦耕耘；需要像一名工人，既熟悉流水线上的每个环节，又能切实负责自己的教学；需要像一名哲学家，对人生的价值意义有着高屋建瓴的通盘思考；需要像一名设计师，能够把所有思考绘制为精确的蓝图；需要像一名工程师，能够把蓝图中描绘的一切美好，化作不断得到落实的细致行动；需要像一名发明家，面对行动中出现的各种新问题，随时随地以新的方法及时解决；需要像一名艺术家，敏锐地发现美好，热情地鼓舞和讴歌……总而言之，教育过程是一个千变万化的过程，教育的内容和方法，必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学生身心特点不断改变。人生没有彩排，教师的育人过程也时时刻刻都是“现场直播”，有很多因素是难以预料的，教师应该善于运用教育原理、利用教育智慧来处理各种偶发事件。这样的话，教师没有创造性思维是无法胜任的。

目前中国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浪潮席卷而来，在教育部的要求下，中国几乎所有大学都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您对这种现象怎么看？

麦克法兰：

对此我知之甚少。原则上，现代学校和大学应该教授学生一些实用技能，比如会计，时间管理，与社交媒体打交道，人际交往，如何在团队中工作等。学校开设创业课程，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想法。创业要求具备多种能力，通过创业培训，学生可以了解官僚机构的运作方式，学习如何在通信高度发达的时代更有效运作等。但是，所有的好点子、好想法都有可能被过度吹嘘、夸大。一个人具有商业头脑，或具备创新能力，这些似乎都不是教会的能力。

朱永新：

这些年中国在积极进行教育创新，您一定会略有耳闻。我们在努力建立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社区，就是想让学生在完成自己最初的知识结构以后，可以通过自主的学习满足自己个性化的学习结构。同时，还希望能建立国家教育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把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整合到国家教育资源平台上，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简易便捷的教育资源。我们还在努力改变考试评价制度，未来的考试评价系统会更加重视实际能力，而淡化对文凭学历的重视。

我们相信只有创新才能创造教育的未来！教育创新是经久不衰的话题。我们期望通过创新解决多年存在的体制和制度问题，激发和增强中国教育的活力。

麦克法兰：

是的，我看到了很多中国在积极进行教育创新的尝试。我访问了许多中国学校，并与中国的教育家们进行过讨论，看到很多人为改善中国的教育体系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令人印象深刻，您提出的大的改革框架听起来很不错。我觉得如果改革者们愿意花时间来研究中国传统历史的哪些因素，以及哪些特殊的国家特征阻碍了更开放的教育体系的形成发展，将会对中国教育大有裨益。

对于教育中过分强调以找工作为目的，或者以考入顶尖大学为目标；中国过去甚至现在的高度官僚化；过于强调知识学习，家庭给孩子和学校的压力过大……所有这些其实都需要进行相应的分析，然后采取对应的措施。

朱永新：

您提出的这些我认为需要顶层设计上的统筹规划，必须举全国之力，有针对性地进行教育变革，才能逐步实现。

首先，中国应该要努力建立真正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社区。现在中国的整个教育体系都是建立在工业革命的基础上的，因此主张大规模，强调效率优先，主张以知识传播为主要目的，这些一直没有变化。现在的学校，不管你住在哪里，你都必须早上按时按点到学校来，准时学同样的内容，这就是工业革命基础上的学习模式。

教育变革必须把以知识为中心改为以学生为中心，就是说学生可以基于个人兴趣和解决问题需要而进行自主性学习，还可以进行大规模的网络协作学习。学生可能不再需要老师们教授一个非常完整的知识结构，而是在学生习得基本的知识结构以后，通过自主的学习，在此基础上建构一个能够满足自己学习要求的个性化的结构。未来学校的概念会改变，变成一个学习中心，进入“后学校”时代。标准化的教育将会转向定制化的教育和个性化的教育，这就是未来的教育目标。

教育变革的第二个层面是，建立国家教育标准和国家教育资源库。目前网络公开的教育资源很多，缺乏系统性和规划性，每个县、每个学校都去建自己的教育平台、资源中心，导致了一方面教育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又出现大量的浪费。再加上如前所述学习方式的变革，对教授和学习的内容会提出更高的要求。教育越是自由，越是定制，越是个性，越是需要建设高效优质的学习中心，越是需要国家力量的整合。因为教育文化的选择是非常宽泛的，要传授我们这个国家民族所崇尚的价值观，国家应为此承担责任，必须建立科学的、更具个性化的国家标准。

而关于教育资源问题，应组织国家的专业团队，举全国之力，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把资源整合起来，建立国家教育资源库，使死资源变成活资源，把静态的课程变成动态的课程。同时，我们也应该充分发挥国家的力量，把全世界最好的教育资源和全国民间开发的各种最优秀的资源，整合到国家教育资源平台上，为学生们提供免费、简易便捷的教育资源。

教育变革的第三个层面，即要建立基于互联网的科学的教育考试评价制度。评价和考试是我们改革发展的风向标，现在我们评价的技术和机制都很落后。我们的评价不是为了改进，而是为了贴标签，是为了选拔，为了淘汰。未来的评价主要不是为了鉴别，而是为了改进。未来的评价应该在学生学习的早期时候就开始，利用大数据的概念，自动记录学生的学习过程。而这种评价的目的是为了改进，在记录过程的同时，可以及时发现这个学生的知识点缺陷，及时帮他改进。而且更重要的是，在未来的评价体系中文凭的重要性会逐步淡化。

麦克法兰：

中国教育变革确实需要进行大框架上的设计。但其实我们应该记住，我们学到的大部分内容都不是来自机构，而是来自其他人（朋友、家人、受尊敬的老师）以及操场上的课外活动。另外，当然还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进行自我学习。所有这些都需要仔细分析。

中国的教育创新如火如荼，这中间是否也存在一些问题？

朱永新：

当然！目前许多人对于创新还存在许多思想上和行动上的误区，这是我要提醒的地方。

第一是教育创新的速度过快。目前几乎所有大学都开设了创新创业课程，但是我还是提倡，创新还是走得慢一点为好。开设创新创业课程，最迫在眉睫的问题是师资紧缺。学校创新的导师何处去寻？如果没有创新的土壤、创新的氛围和创新的内在动力和需求，创新根本无法实现。

第二是缺乏自由宽松的氛围。目前还是用统一的考试、统一的评价，把学生的思想禁锢在条条框框里。创新没有标准化答案，教育如果都把标准化答案提供给孩子们，是不能创新的。曾经有老师问孩子，冰雪融化后是什么？有学生回答称冰雪融化后是春天。这是一个很有诗意的答案，却不是老师手里的标准答案——冰雪融化后是水。当前教育最大的问题就是把什么都标准化，无论是大学、中学或是小学。尤其大学应该是非常宽松、非常自由、充满着讨论和争辩的场所。创新不能把学生的思想禁锢，要给孩子们畅想的空间。

第三是缺乏问题意识。创新的基点是个问号，创新实际上是从问题来的，甚至是从批评开始、从对现状的不满开始的。但现在教育最大的问题是不教孩子怎么提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创新真的很难实现。

第四是阅读量的匮乏。创新的基础是阅读。一个人的精神思想史就是阅读史。创新不是一个可以批量生产的东西，创新必须要建立在大量的阅读的基础之上，现在的教育离阅读太远。要走对教育改革的路，还是要引导学生们扎扎实实地从阅读开始。这样，才能真正地把教育的路走正。

记得您说，“大学是映照文明史的一面镜子”，有什么样的社会文明就有什么样的大学。一个社会是开放的、平衡的、自由的，它的大学也就应该是开放的、平衡的、自由的。但是，我同时也认为，大学应该是社会文明的创造者，在一定程度上说，大学不仅积极地反映社会文明，还应该积极地改造社会文明。中国五四运动时期的北京大学，就曾经起到了这方面的作用。当然，大学对社会的反作用，取决于社会对大学的依赖和控制水平。

麦克法兰：

大学的作用是毋庸置疑的，它会以一种积极的方式来改变社会。中世纪欧洲各地的大学都是由学者创建而成的自由学术机构，拥有独立财政和自治权。他们自主决定教学内容、录取标准以及考试方式。他们是国家的独立实体。因此，像牛津剑桥这样的老牌大学通过培养独立思考的政治家、教师、医生、公务员、律师、牧师、商人和制造商，而塑造了英国文明。

长久以来大学享有的自由和独立，以及不断积累的财富一直受到强大的国家机器的忌惮。所以在十六世纪到十九世纪期间，法国、德国、意大利和西班牙政府系统地摧毁了大学的独立性，这些国家的大学再也没能恢复完全独立。在很多国家，比如日本，大学教师是公务员，课程体系由国家统一设置。凭着好运气，以及岛国的地理优势，英国避免了这种普遍发生的情况。有更多独立而自由的学生从学校毕业，不仅能提高整个社会的受教育水平，我觉得这更是社会的幸运。

据我所知，目前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教育水平已经达到甚至超过了中高收入国家的水平。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朱永新：

我觉得应该辩证看这个问题。我们无疑是一个人口大国和教育大国，但是离教育强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之前在一个全国农村小规模学校联盟年会上，我曾听到这样一个故事，有一位老师讲他们学校有个留守儿童不小心吃了一只蟑螂，奶奶就发慌了，怕这个蟑螂在他肚子里面去活动，就拿蟑螂药给他灌下去，给小孙子喝了。在感慨那位老奶奶无知的同时，我在思考：教育的“淘宝”何时可以诞生？以人为中心的新的教育模式何时能够形成？这是摆在中国教育面前的一个非常迫切的问题。

不仅是学生，就连许多家长们也对目前的教育制度不满意，那还怎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中国是教育强国呢？即便有人辩争，全世界对教育都不满意，美国人对自己的教育也不满意，日本人对自己的教育也不满意。但是，其他国家的人民不满意的内容和我们不满意的内容是不一样的。大家对教育的抱怨很多，对教育变革的期待很大，要实现变革，我想只有创新，只有创造。有人曾经说过，未来不是我们要到达的地方，而是我们要创造的地方。创造未来是摆在我们教育工作者面前的一个非常急迫的任务。

麦克法兰：

您认为哪些方面是教育变革的重点？

朱永新：

事实上，从信息技术产生以来，人们一直努力在探索教育变革。一般认为，信息技术在教育领域的应用可分为三个阶段，而这也是人们探索教育变革的三个重要阶段——工具与技术的改变、教学模式的改变和学校形态的改变。最初人们都是在工具与技术层面上改变教育，电化教育、PPT课件等都是第一层面的变革。接着第二层面，就是模仿其他国家应运而生的慕课、翻转课堂等，这些都属于教学模式的变革。这两个层面都是教育的局部变革，而且都是非刚需性变革，对教育还没有产生根本性的影响。

据说，苹果公司创始人乔布斯生前曾经提出一个著名的“乔布斯之问”：“为什么计算机改变了几乎所有领域，却唯独对学校教育的影响小得令人吃惊？”对于这个耐人寻味的问题，2011年9月，美国联邦教育部前部长邓肯给出了答案：原因在于“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如果学校形态不发生深刻的变革，教育结构不发生相应的变化，真正意义上的教育变革是非常困难的，甚至从本质上几乎是不可能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教育变革必须进入到第三个层面，即学校形态的变革。正如美国教育部前部长邓肯曾经说过的那样，我们在教育上的投入，包括教育信息化的投入，并不算少，但是远远没有产生像在生产和流通领域那样的效果，根本的原因在于“教育没有发生结构性的改变”。

而在怎么创造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互联网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平台。基于互联网，新的商业业态萌发了。教育也面临着一个结构性的变革，教育变革已经悄悄地来临，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包括中国各地的小规模学校、民间教育力量也在积极探索。我们已经处在教育结构性变革的门口，能不能真正地开始变革与创造，取决于中国教育有没有勇气推开这扇门。推开了，教育“淘宝”就来了。更重要的是，中国不能跟在别的国家后面模仿，只有弯道超车，实现结构性的变革才行。

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通过互联网进行自我学习，这是现在不容忽视的一个趋势和现象。随着互联网的飞速发展，各行各业的发展形态都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巨变，如何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教育创新，十分值得深思。我认为，通过技术创新促进教育创新很有必要。因为基于“互联网+”的教育，会完全颠覆传统的教育结构与模式。

麦克法兰：

是的，使用现代技术帮助实现教育目标的潜力巨大。人工智能和在线教学（远程学习）应用非常广泛。然而如今，在信息超载的时代，儿童及其父母却经常在游戏、微信聊天等方面花费太多时间。我们对此必须足够警惕。更应该被教给学生的是如何利用技术这一工具帮助他们进行探索。

技术的发展应用有可能减轻老师的负担，让老师给学生更多关注，并利用发展中的技术从事新型的教育，这是新技术的优势之处。我也正在通过各种项目尝试利用技术开展新型教育。其中包括把我的书《给莉莉的信》（Letters to Lily）制作成动画（2019年10月在中国的社交媒体上发布前12个动画），教中国小孩子了解世界——爱情、友谊、游戏、法律、疾病和许多其他东西，也可能帮助中国年轻人探索其他文明。大家可以免费下载。我还在中国拍摄了很多电影，通过与众多创新艺术家、学者和其他人访谈，讲述他们的创造性生活。

我们正在进入第五大时代：从口语、写作、印刷、电影，再到计算。这为社会的各方面都带来了巨大的可能性，也带来了巨大的挑战。但不管是机遇还是挑战，都应在各个层面上进行探索，而不是放弃数百年来非常成功的方法。

朱永新：

科学技术的力量不容忽视。它不仅能引起国民生活、国家经济、国际关系的广泛变革，还能推动物质生活的腾飞。科学教育则能发挥对精神世界重新建构的作用，推动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协调统一，反过来再推动科学技术的发展，形成良性互动。

如果说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那么科学教育、科学普及可谓第一助推力。因为先进的科学技术是促进国家富强的重要保障，为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提供坚实的支撑，有助于提高国家的国际影响力与竞争力。科学教育通过培育高素质科技人才，向全民普及科学知识，极大地推动了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创新，让科技成果惠及亿万人民，有力地改善民生福祉，实现国家的繁荣与富强。现今中国对战略科技的需求比以往任何时期都更加迫切，因为发展科学教育，提升全民的科学素养，是将中国建设为科技强国的必然选择，要想实现弯道超车，中国就必须应用科学之光照亮求真创新之路，用科学教育提升全民科学素养！

麦克法兰：

您知道吗，中国的5G概念和技术太热了，在教育上有和5G相关联的投入吗？

朱永新：

5G确实是目前整个社会的热点词，备受大家关注。5G是第五代无线网络的简称，它与目前使用的4G相比，具有三个显著的特点，即高速率、低延迟、高容量。目前，5G在教育上的应用，呈现几个明显的特点。一是大大扩展了物联网网络容量。物联网应用程序可以帮助教师更方便地获得关于学生学习的各种数据，提高教育的有效性。二是较低的延迟和较高的速度将扩展VR/AR的应用，扩大课堂中VR/AR内容的容量。预计5G的延迟时间将减少到10毫秒以下，是人眨眼时间的1/30，会大大改善VR/AR的用户体验，成为教师更有用的教学工具。三是视频与远程同步课程会变得非常便捷，将会更好地推动城乡教育资源共享。

2019年，将注定作为5G年而载入史册。201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部在全球首先发放了5G商用牌照，标志着5G技术正式进入应用。6月27日，世界移动大会在上海召开。中国移动在大会上举行了“5G赋能教育·智慧点亮未来”的分论坛。论坛上发布的《5G智慧校园白皮书》，提出了教育教学、教育管理、校园生活、雪亮校园、教育评价、5G特色应用等六大智慧教育应用场景及解决方案，宣称将利用5G、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信息技术手段，全面赋能智慧校园建设，标志着5G技术开启在教育上的应用。

因此，也有不少媒体发出了“5G赋能教育”“5G改变教育”“5G推进教育公平”等相关的评论，教育界关于5G与教育关系的讨论也非常热闹。

麦克法兰：

5G的普及会改善各地区之间教育资源不平衡的状态吗？它会给教育带来怎样的正负影响？

朱永新：

从教育的历史来看，每一次技术的进步，都会推动教育的变革。但是，技术的革命究竟如何影响教育，在不同的时代也有不同的路径。

由于教育与我们每个人利益攸关，人们特别期盼新的技术革命能够成为变革教育的神器，正像互联网颠覆了商业模式，颠覆了金融体系一样，希望以5G为代表的新技术能够彻底改变我们的教育。早在20世纪60年代计算机开始出现的时候，就有学者想用机器教学替代人的教学，甚至还有人提出了“学校消亡论”。互联网出现以后，更有学者呼吁通过网络技术来颠覆当下的教育。在这方面，世界各国的努力程度和投入力度非常之大，远远大于商业与金融业。

作为一种文化样式和意识形态，作为与个人的身心发展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紧密联系的教育，变革的难度和复杂程度，远远超出我们许多人的想象。所以，要想解决教育的问题，仅仅有技术是不够的。不能指望通过技术的革命，我们就能一劳永逸地把教育问题解决了。这是不切实际的。5G技术对教育的影响，也是如此。

到目前为止，我们对5G与教育关系的研究，主要仍然局限在技术、工具与教学模式的问题上，也就是说，仍然停留在前面两个层面上，而很少从第三个层面，即学校形态与教育结构方面进行真正的思考。

我认为，要从第三个层面上突破，应把学校建成新型的学习中心，充分利用5G技术背景下教育资源获取的便利性、即时性、共享性特点，对现在的学校进行重构，建立国家优质教育资源中心和新型的学分银行制度，打通学校与学校、学校与社会教育机构、学校与家庭的壁垒，创造“能者为师”“课程为王”的新的构想。在学校形态和教育结构进行变革的背景之下，再利用现在的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打造一套新的教育生态系统，一种面向未来的教育模式，就完全可以成为现实。

纵观世界格局，当下的国际科技竞争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激烈。科学教育是科学普及的手段，也是科学创新的基础。您认为科学教育是否重要？推进科学教育、提高科学素养应怎么做？

麦克法兰：

我完全没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除了12岁左右的几门基础生物学和电学课程，我从未在学校或大学学习过任何科学。这一直是我个人教育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尽管我怀疑自己永远不会擅长科学，但我应该学习一些东西。

近年来，我花了很多时间思考和撰写有关科学史的文章，并且我深入采访了数十位伟大的科学家，其中包括约十多位诺贝尔奖获得者，以及另外十多位卓越的科学家，他们从事的科研领域还没有设置诺贝尔奖，但是如果有的话，他们肯定也是获奖者。从中我了解到，科学工作与我从事的历史学和人类学工作并没有太大不同。在更深层次上，牛顿、爱因斯坦或图灵的工作没有太大不同。因此，我认为在这些基础课上教给学生关于不同科学领域的简单基础知识可能既让学生兴奋，又能提供很多信息。北京科学出版社长期以来一直在尝试用我制作的人文和社科相关的动画，来帮助学生从多角度了解世界，目前我们已经制作了数百个动画，供儿童简单地了解人文和社科中的一些重要理念，我觉得这很有意义。这其实也是技术上的进步和创新带来的新的传播形式，让人不禁总是在教育方面去畅想未来的可能性。

朱永新：

在我看来，未来的学生可以在家里通过在线学习修完自己感兴趣的课程，学校只是一个答疑、做实验、社群活动的场所。你同意这个想法吗？

麦克法兰：

很明显，随着互联网和在线教育资源的迅猛发展，学校将不得不做出改变。学校成为学习中心，学生根据不同的需求来选择课程，安排自己的学习计划，这种模式是很有吸引力的。这基本上也是英国“开放大学”采用的模式，我们没有理由不将这种模式推广到中小学学校。同时，这种模式也被一些顶级的英国大学所采用——学生们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自学，偶尔参加讲座，面见老师只寻求指导、启发。这种学习模式源于中世纪的“学徒制”，此制度既富有创意，又能节约成本。因为其灵活简便，才能延续至今。

这种更灵活和更个性化的安排也将为年轻人的未来提供一个更好的开端。这是不断自我教育的学习模式，即使学生们离开学校也不会停止。知识发展迅猛，技术日新月异，学生很早就需要在家庭和学校的混合环境中跟上时代进步。

顺便说一句，医学和健康领域也需要做出同样大的改变。我认为大部分的治疗可以由病人借助互联网自主完成，让医院和手术成为治病的最后手段，这将成为健康教育领域的目标。随着技术的发展，您觉得未来的教育可能往哪种模式来发展？

朱永新：

有可能会走向类似中国古代私塾的模式。其实20世纪60年代，美国就出现学校消亡的现象了，未来不需要学校主要有两个理由：第一个是有人认为学校没什么用，不能很好地实现培养学生实力的任务和使命，只是一个教知识的地方，而学习知识的途径很多，远不止在学校；另一个理由和斯金纳（美国心理学家）行为主义学习理论的实现有很大关系，当程序教学、“教学机器”一类的理论成为现实时，学生完全能通过机器进行学习，制定自己的学习步骤、学习内容，如果是这样，学校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其实人类最初是没有学校的，后来随着生产力高速发展，出现行业分工。有的人离开体力劳动，专门从事传递经验和知识的职业，这就产生了学校，后来又有了现代学校制度。最初的学校制度主要为了培养官员，培养贵族的接班人，后来随着学校的普及，现代学校制度产生了，这也是英国大革命以后才产生的。

为了培养新的劳动者，就需要人有知识，所以大量普及义务教育，而为了普及义务教育，提高效率，就又有了现代学校运动。现代学校兴起后一直发展到今天，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兴起，互联网技术可能会颠覆我们现在理想的学校模式，未来的学校可能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上次您提到英国一个开放大学已经是这样的形态，那如果大学以后是这样的形态，我们自然会有疑问，在中小学会不会也发生这样的变化。我一直鼓励我的朋友在中国投资一个叫“未来学校”的新型学校，或是一个未来的“学习中心”，在这样的教育模式下，学生并不需要到学校来，他在家里就可以预约和某个老师会谈或定制课程，除了必要的见面或授课需要到学校外，其他时间都在家中或在社会实践中去学习。

麦克法兰：

我也认为未来学校的形式会大不相同。它们可能将更像是我的孩子们几年前在剑桥就读的创新型“乡村大学”。在那里他们有图书馆、游泳池和其他设施，当地社区也可以使用。大学强调与当地社区融合，就像家校合作共育一样。同时，学校将无处不在，也就是说，家甚至手机都将有可能成为学习的场所。这些学校将成为枢纽，而不是专属中心，而且它们是多功能的。

您有想象过未来学习中心的模型吗？

朱永新：

其实有！未来，可能学校不再是唯一的学习场所，并且会被学习中心取代。未来的各种培训机构，如好未来、新东方等教育机构，也将会成为新型的学习中心，或成为政府购买公共服务的学习中心。

能者为师，未来的学习中心，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今天的学校，在一定意义上是一座孤岛，而未来的学习中心，将是彼此连接的环岛，是一个开放的体系。它既可以是网络型的，也可以是实体型的；可以是传统学校转型而来的，也可以是各种教育培训机构转型而来的。未来，学生可以在全世界的大学、不同的学习中心选择课程，每个学习中心的课程，经过认证机构或学习中心的许可，可以互相承认、互换学分，使大学学习不受时间、空间、机构的限制，实现教育资源的开放与公平。

未来的学习中心，将建立起一个以学生和教师为中心的服务体制，在教学核心业务上是扁平化管理，会出现“多中心”的方式。每一位优秀的教师或者精品课程，将成为一个“中心”，形成教师引导、学生自己组织管理的运行模式。

当然，对低年级的孩子来说，我们对新媒体的运用，还是要适度加以控制，从教育策略上来说，仍应进行更多引导，让学生利用技术学习，而不是被技术控制。毕竟孩子自我控制的能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可能会沉溺于上网、沉溺于电视、沉溺于技术本身带来的各种便利之中，或者习惯于用技术协助学习、疏于自主思考。而且，随着科技的发展，新媒体就像傻瓜相机一样，在技术的应用性上越来越强，很多技术是不需要太多学习的。像我们当年还得专门去学计算机，专门学习怎样操作各种软件，现在的孩子却可以非常简单便捷地进行同类操作。

现在中国的网民越来越多，大概有6.5亿左右。有人预测，再过几年中国网民将会达到10亿。事实上我们的手机用户现在已经有10亿了，每个手机都可以上网，相当于现在就已经有10亿网民。我想，未来的整个网络，可能就是一所更大的学校。那么，除了学校之外，我们各级政府和教学部门，怎么更好地利用网络平台，来提供更多科学的、严谨的、丰富的资源，帮助建立学习化的社会，这才是我们应该努力的方向。我觉得，未来的学校和整个社会这所大学校，它们是一个整体，都将成为彼此不可分割的部分。

其实，当学习的形式发生变化，随之而来，对学习的评价标准和体系也会发生相应改变。您有想过未来的考试系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吗？

麦克法兰：

可能会更加灵活和多样化，会测试多种创新技能，而不仅仅是基于记忆和反应速度的纯粹智力测验。它还会测试美术、手工、游戏、音乐、计算机和互联网素养、社交技能等方面的能力，其中也包括数学、语言等需要笔试的考试。这种多元的考试体系或许很难引入，尤其是在拥有悠久传统和儒家教育的中国。但或许以后人们无需通过拼命往上爬才能找工作，大家会从事不同的工作，并且无论如何，都会有最低限度的生活保障，这样一来，学校对考试的过度强调会有所缓解。工作和非工作的界限将变得越来越模糊。

朱永新：

每个国家和民族都有自己悠久历史的文化传统和教育传统，但在国际化的背景下，究竟是应该强化民族的文化传统，还是应该强化国际化的课程？随着现代技术的发展，未来的翻译机器的出现，还有必要学习外语吗？其实就像现在，因为我和您没办法直接进行同一种语言的对话，所以还是需要依靠翻译人员，才能让我们有效地沟通。

麦克法兰：

当前的发展趋势一直都是强调国际化和全球化。大多数成功人士都需要在不同文化之间开展工作。他们需要植根于一个传统，同时准备好去探索体验不同的世界。我认为教育也应该帮助完成这项使命。学习一门外语，不仅仅是在掌握一种工具，也是接触和理解其他文化的途径。能更好学习外语的方法是，鼓励学生体验文化冲击，或访问自己文明中的不同亚文化，同时与其他文化中的学生、班级或学校结对，有系统地学习其他文化中的阅读、电影、音乐等方面的内容，而不仅仅局限于词句等方面。

朱永新：

您认为未来互联网对教育体系会有何影响呢？

麦克法兰：

互联网对教育体系已经产生了相当大的影响，我想这种影响将越来越大，不仅作用于学生时代，而且会对学生的整个人生都有影响。就像学生时代的友谊会发展成社会中的友谊一样，互联网学习也是如此。当然互联网也会给教育带来问题——你永远无法离开学校，老师永远也无法摆脱他们的学生和学生家长。但是，如果精心管理，那么互联网学习对学生的正面影响是远超其负面影响的。您觉得呢？

朱永新：

我认为在互联网时代，个性化教育及终身教育都将得以实现。互联网及人工智能的发展，正在推动现代教育制度及教育生态的变革，为个性化教育提供了基础条件。“MOOC”（慕课）的出现，就是重要标志之一。MOOC是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的英文简称，其中“M”代表Massive（大规模）；第二个字母“O”代表Open（开放），即不分国籍和区域，对所有人开放；第三个字母“O”代表Online（在线），即网上学习；第四个字母“C”代表Courses，即课程。《纽约时报》曾经把2012年称作“慕课元年”。《时代周刊》一篇题为“大学已死，大学永存”的作者也认为，慕课的出现宣告了传统大学即将消失，未来的新型大学将应运而生，未来有可能出现基于互联网技术的新型混合制大学。

未来，教育形态势必会发生天翻地覆的改变。在未来，固定的教育场所将在互联网技术的支持下，转变为无数的教育平台，而这就打破了场域的限制，并且使得我们的教育带上了互联网的色彩，更加偏向定制化、个性化。而恒定不变的是，要通过教育传授我们这个国家、我们这个民族所崇尚的价值观。对于价值观的传授和选择，国家是有责任的，为此必须建立科学的、个性化的国家标准。这个国家标准要科学准确，决不能让少数人来制定，而应该符合大众对教育的要求，顺应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

互联网平台具有汇聚海量资源的特点，那在互联网平台上，势必会有来自各方、不同年龄阶段和有不同教育需求的对象，我们应该提供不同细分领域的教育资源。互联网平台正如茫茫大海，汇聚了海量的互联网资源，但一方面是存在内容良莠不齐的问题，另一方面是存在成本过高、重复建设而造成资源大量浪费的问题。这就需要国家组织专业团队，用先进的网络技术把资源整合起来，把死资源变成活资源，把静态的课程变成动态的课程。

互联网快速发展，我们已经置身于大变革之中，虽然在相当长时间内，传统教育模式和新兴的教育模式将会同时存在。但是，一个新的教育世界已经出现在地平线上，我们已经看到了未来教育的曙光。我相信，只要我们拥抱这种改变，积极推进教育的创新，就能够克服各种难题，中国教育就能创造未来，赢得未来。

您是如何看待技术对于教育的影响的？您认为电视机、计算机、网络的出现，对教育的影响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未来的“教育”是否会被“学习”取代？或者说，未来的教育形态是否会变成以自我教育为主的新的教育形态？

麦克法兰：

第一，技术对教育的影响取决于使用技术的方式。它不是替换或破坏现有的系统，而是增加新的维度和深度。至于教育的形式，阅读、讲课、研讨会、写作等都占有一席之地，同时也有其他形式。

第二，我们应该引导孩子去思考关于技术该如何应用以及在生活中如何与技术相处的问题，以防成为技术的奴隶。他们必须学会保持安静、正直、和平和专注，例如，学会阅读，而不是被技术大潮卷走，不要让他们的生活因接触太多技术而支离破碎。孩子们需要养成自律的习惯，控制自己对技术的痴迷。

第三，大多数传统教育制度都会强调权威，并在代际之间传递知识，传递“智慧”或至少是实际技能。然而，传统的自上向下的模式正在被一个自下而上的模式所取代。大多数人可通过互联网获取所需知识。因此，教学方法应以学生为中心或以学生为主导。教师将成为推动者、指导者、导师，而不是知识库。

因此，如今学习更需要学会如何检索、评估和使用信息，不仅仅是学习书籍和文章的检索，更应该学会如何在庞大的在线数据库中进行检索和获取信息。年轻人应该学习搜索引擎、信息整理和多媒体制作，还需要学习媒体的理论和实践的相关知识，这在未来的信息世界中是非常重要的技能。

我很好奇，目前交流技术层出不穷，中国学校是如何引导学生正确使用新的交流技术（比如社交网站、手机和电脑等）的？

朱永新：

中国学校目前对学生正确使用新的交流技术的引导，仍然落后于教育对新技术、学生对新教育的渴望和需求。尽管在学校里开设了计算机课，但手机、电脑等早已走入家庭，学校对学生的引导还不够，更多是停留在帮助学生学习一些电脑知识的层面，而家庭则更多的是停留在阻止孩子上网玩游戏的层面。网络在教育中的重要影响和重要意义，还没有得到充分的重视，网络对于教育的巨大推动力量，也没有得到真正的发挥。

应该说，整个教育都是随着技术的不断发展而发展的。技术给教育带来越来越多的改变。在现在的学校里，教育如果不利用技术，我相信是没有出路的。学校不可能成为一个远离技术的真空空间，而且学生获取知识的渠道也越来越多，所以现在的孩子已经从过去的前喻社会、并喻社会渐渐地走向后喻社会。这样一来，学生获得知识的来源和教师是完全平等的，他可能比教师懂得更多，在某个领域更有优势。所以，我们不要恐惧，应该让学生真正去掌握这种技术。甚至于，我们应该根据学生获取信息知识的这种新方式，调整我们的整个教育过程。

所以，正如我们刚刚谈论过的，未来的学校是不是可以成为一个学习中心？

也就是说，学生可以利用现在这样写作业的方式，比如慕课、翻转课堂等等，在家里学习大部分的课程，而学校则成为一个实践的场所、动手的场所，成为师生之间答疑解惑的场所，成为同学之间交流交往的场所。在未来，可能学校的性质也会从现在意义上的学校变成一个学习中心，那么“教育”两个字未来也可能就变成了“学习”两个字。那时候的教育，是一种师生之间、学生之间双向的教育，真正永恒的是学习，所以未来的学校是一个教师和学生相互学习、相互影响的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