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对话：家庭与学校的重要性

学校的教育当然也很重要，但家庭教育的重要性不亚于学校教育。我一直认为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场所。人出生后便生活在家庭中，通过家庭和父母感受世界。在此之后才进入学校。但即便在教室的时候，我们每天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家庭。所以，家庭是人生场所的重心，毫无疑问也是人一生中最温馨的港湾。

麦克法兰：

我因为很小就在寄宿学校生活学习，在寄宿生涯中，对学校和家庭教育的区分没有非常强烈感受。您怎么看待家庭教育在一个人整个人生中的影响呢？

朱永新：

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场所，学校的教育当然也很重要，但我认为家庭教育的重要性绝不亚于学校教育。

我一直认为家庭是人生最重要的场所。我曾经说人的一生要经历四个主要的场所：母亲的子宫、家庭、学校、职场。我们在母亲的子宫里吸收营养、感受外部世界，出生后便生活在家庭中，通过家庭和父母感受世界。在此之后才进入学校和职场。但即便在教室、在职场的时候，我们每天还是要回归到自己的家庭。所以，家庭是人生场所的中心，毫无疑问也是人一生中最温馨的港湾。

毋庸置疑“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教师”。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难以想象的，父母每天和孩子生活在一起，他们的一举一动也无时无刻不在对孩子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父母和孩子一起吃饭、一起说话，交流和学习无时无刻不在进行着。父母的行为将成为孩子模仿的对象，父母谈论的话题也会成为孩子的兴趣。很多父母以为跟年纪较小的孩子多说话没有什么意义，实际上父母说的东西，即使孩子在此刻不懂，也会成为他大脑里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心理学家研究发现，家长或家庭经常谈论的语言、词汇与孩子的兴趣点或者未来选择的职业有着紧密的关系。中产阶级家庭里，父母往往会议论时政、国家和社会；在相对贫困的家庭，家庭的话题更多集中在当下的生活、经济的问题。这样这些话题就慢慢在孩子的脑海里留下印记，孩子关注点就不一样，人生今后的职业选择、人生道路也不一样。

家庭教育的作用不可小觑，从孩子接受教育的过程看，孩子最早接受的、影响最深远的就是家庭教育。父母对孩子的影响是潜移默化的，父母的言行对孩子起着言传身教的作用。我常常看到，在优秀的孩子成为优秀人才的路上都有着和谐的家庭的作用。您与您父母的关系如何？在您的印象中，父母对您影响大吗？

麦克法兰：

我和母亲关系非常亲密，她把绝大部分精力都放在了我们子女身上。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父亲长年在军队服役，所以我无法经常见到他。但母亲给了我非常多关爱。她经常给我读故事，母亲自己也写故事，还会把故事写在信里寄给我。在我五岁之前，我母亲一直悉心照料我，给了我很多母爱和支持。即使后来我被送回英国上学，母亲还是一如既往关心我，她每周都会给我写一封长信。我一直相信母亲对我的爱，对此我从来没有怀疑。母亲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集哲学家、艺术家、历史学家、作家和诗人于一身，同时她还出版了很多书。可以说母亲对我的人生产生了非常深远的影响。

朱永新：

那您的父亲呢？刚刚你讲到您的父亲长时间待在军队里，聚少离多。

麦克法兰：

我父亲相貌英俊，身强体壮，为人善良，他很喜欢小孩子，待孩子很好，我非常爱他。父亲擅长体育，这让我很崇拜他。父亲还喜欢钓鱼，这是我们两个的共同爱好。总体来说，母亲陪伴我的时候多，我跟她也更亲近，父亲常年在外，对我而言更像是一个崇拜的偶像。

朱永新：

你刚才提到您母亲是一位优秀的哲学家、作家。你如何评估父母的文化教养、学历对孩子的影响？我们也看到许多贫困家庭的父母，甚至本身是文盲的父母，也培养出很多优秀的孩子。您觉得这是偶然，还是存在规律？

麦克法兰：

就我的家庭而言，我是非常幸运的。我祖母聪明、有天赋，她一直鼓励支持我的各种选择。我的祖父是个博学的人，爱好诗歌、小说和艺术，但他不情愿地当了一辈子兵。经常和我们一起度假的叔叔理查德，获得过牛津大学奖学金，后来在海利伯里学院成为了T.R.马尔萨斯的接班人，教授经济学和其他学科。

另一个叔叔罗伯特跟我算校友，也上过塞德伯格学校，但比我早，之后他又进入牛津的伍斯特学院学习，最终成为一位著名的历史学家。罗伯特叔叔更像哥哥，他只比我大八岁，这样一个在我六到十二岁期间一起讨论、玩耍，在我十几岁时成为我学习榜样的人，无疑给我带来了巨大的影响。妹妹菲奥娜比我小两岁，她聪明伶俐，有艺术天分，小时候学习成绩很好。我俩相处的时间很长，有她做伴，对我而言既是幸运又是激励。

当然，给我带来最深远影响的还是我的父母。父亲虽然不是知识分子，但擅长数学，是个聪明又富有同情心的人。母亲就更出色了。她的兴趣爱好不仅广泛还很精深，她研究历史、撰写童书，此外还对哲学、绘画、诗歌、语言学颇有研究。在我身边时，母亲不断鼓励我，不在我身边时，她也会给我写很长的信，激励我成长进步。

大多数成年人都说不清楚小时候父母是如何抚养他们的，因为他们已经记不清儿时的事了。我之所以知道这么多父母亲的事情，是因为我保存了很多他们的书信。父母去世之后，我阅读了很多他们之间的信件、以及我和母亲之间的书信。所有这些书信都收录在我正准备出版的书中，书的中文版是由北京的一个基金会赞助出版。我还有一本书讲述了母亲接受教育的经历，她通过写日记和书信的方式将这些经历记录下来。通过阅读这些材料，我可以了解母亲接受教育的经过，了解父母如何以一种特有方式把我养大成人，了解父母之间如何谈论我的成长。我也因此可以看清母亲对我的影响究竟有多大。她喜欢诗歌、善于思考、热爱学习、充满好奇心、关心别人，这些都深深影响了我。那些留存的书信让我了解了母亲的童年经历，以及那些经历又如何在后来影响了我。我父亲不太喜欢上学，他年纪轻轻就辍学去了印度，所以在智力发展上，父亲对我的影响远不如母亲带给我的影响大。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文盲或者说受教育比较少的父母。我之前在尼泊尔的贫困地区做过田野调查，当时遇到一位母亲，几乎是文盲，受教育很少，但她对孩子的教育方式却让我印象深刻。虽然是文盲，但这位母亲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如何照顾自己、如何与他人友善相处、如何保持身心愉悦，所以我认为父母教育质量的高低更大程度上取决于父母对孩子的爱、关心、支持，而不在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

朱永新：

您的回答很值得人深思，其实这也是许多中国父母关心的问题，因为很多中产阶级以上的家庭都非常关注孩子的教育，他们会想尽办法给孩子创造良好的学习成长环境。但很多贫困地区、农村地区、边远地区的家庭就缺少这样的条件。其实没有关系，中国有句古话，自古英雄出寒门。有时重要的不是父母能给孩子多少知识，更多的是人格上能给孩子多大的引领，是父母本身对知识的尊重、敬畏，以及对孩子自信心的养成，总之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在人的成长中更加重要，所以我很赞成您的论述。

麦克法兰：

我觉得不仅父母可能影响孩子，孩子同样也在影响父母。也只有真正有孩子之后，你才能发现你能从孩子那里学到什么。比如你可以从孩子身上学会要有耐心，要尊重孩子对世界的好奇心和兴趣。但现在的情况跟以前大不相同，正如我之前所说，世界发展迅猛，很多父母已经能够从孩子身上学到更多东西。比如，在科技方面孩子比父母懂得更多，父母就要从孩子身上学到更多关于科技、时尚的知识以及一些新观念。所以现在父母与孩子的关系越来越平等，而不是像以前父母只是把从社会上学来的东西单向传授给孩子。如今，孩子在课堂上和在社会中学到的东西，回家后也会反馈给父母。

朱永新：

这就是社会学家经常讲的，我们已经从前喻社会发展到后喻社会。前喻社会指父母亲比孩子们懂得更多，所以是单向的向孩子传递知识。到了后喻社会，孩子们的知识来源更多，特别是在网络、媒体发展起来之后，他们反过来向父母传递知识。其实即使是未成年的孩子，也有很多地方值得父母学习。

麦克法兰：

确实，影响是相互的。那在您看来具体什么样的父母和家庭会对孩子的成长有助益呢？

朱永新：

就像您在前面说到的，重要的不是父母能教授孩子多少知识，而是父母在人格上能给孩子多大的引领，因为在人的成长中非智力因素比智力因素更加重要。我认为最理想的父母和家庭教育应该是把孩子的人格健全、道德完善放在首位，让孩子轻松自由的成长，善于挖掘孩子潜能，能够平等对待孩子并以身作则。

对孩子的发展来说，人格和道德品质的建立是第一位的，就像司马光曾说的无德有才是小人，而在人格的培养上家庭教育担负着最初的责任。

现在很多父母过早地让孩子学习各种技能，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妥当的做法。孩子需要在童年游戏和玩耍，这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孩子认知世界、创造世界的重要源泉。在游戏中，孩子的创造力和想象力才能不断发展，他们可以自觉学会创造并遵循规则，学会信守承诺并体验社会的各种角色，这对孩子未来的发展也是多有助益的。

当然，如果父母可以发现并且培养孩子的潜能，那将创造出意想不到的奇迹。但是，这对于父母来说通常很难做到。很多父母会为孩子预设前进方向而且急于求成，这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扼杀了孩子的天赋和潜能。理想中的父母应该注重孩子的早期开发，鼓励孩子在不断尝试中发现真正适合自己的东西。

朱永新：

您在《给莉莉的信》中曾经说过，孩子早晚要告别父母，告别兄弟姐妹或者其他亲属，但是这个过程不能太快也不能太慢，父母既要呵护自己的孩子，但是也不能给孩子太大的压力，您是怎么理解父母与孩子之间关系的？

麦克法兰：

在过去和现在几乎所有的文明社会中，孩子都跟家庭保持着紧密联系，他们去学校学习某些技能，但仍是家人教会他们人情世故和道德观念，孩子终身都会受到父母的管教。几百年前，英国人开始鼓励他们的孩子从十几岁就要独立成长为成年人。而家长也把引导孩子走向社会的重任交给了学校，同时，学校还要教授正规的学科知识。这样一来，家长也不再通过向学校施加重压来督促孩子成长进步。在家里，父母也不得不允许孩子们相对自由——自己决定自己的生活方式，并迅速学会远离父母生存。在我看来，父母应该支持和疼爱他们的孩子，但不要扼杀或压制他们。而父母的地位、未来的财富和老年幸福并不取决于子女。要允许和支持他们的孩子去追求自己想要的事业，和喜欢的人结婚，搬到他们想去的任何地方，培养自己的兴趣、爱好、才能，追求他们心中的宗教理想和政治抱负，我觉得这才是正确的相处方式。这样的父母与子女的关系不仅能减轻学校的压力，也使整个教育体系更具创造性。相应，父母也能拥有规划自己生活的自由，而不必一味担心地孩子。

中国学校是否会教授学生如何独立于父母吗？

朱永新：

一般来说中国的学校不会教孩子独立于父母，相反中国的整个教育氛围都是主张良好的亲子关系，倡导父母对孩子的主动关爱和孩子对父母的尊敬。所以中国教育在一定程度上是鼓励学生更多地跟父母建立良好的关系，更多地依靠家庭和父母的力量来成长和发展，也主张父母更多地关注孩子、管理孩子、甚至于“干涉”孩子。

中国古代就讲“父母在不远游”“父慈子孝”等观念，如今我们在整个教育过程中也没有特别注重培养学生独立于父母的能力。直到现在，中国孩子成长以后仍然依赖父母，跟父母之间联络非常多。孩子生了孩子以后，父母就去照应。应该说这是中国传统社会里宗族制发展至今的结果之一，也是中国以血缘为纽带建立起家庭关系的一个场景。

但是，这种情况的缺点就是让学生变得很依赖父母，同时让父母变得很焦虑。也因为太过依赖，导致父母过分关注孩子们的学习情况，如果学生的学习情况不好，父母亲就会高度紧张。相应地，孩子的自由精神、反抗精神也相对匮乏。当然，中国的孩子也不如西方的孩子那样叛逆。

但是现在我们出现了一种现象，就是我们之前提到过的，许多家长会送孩子出国留学，而且中国学生的出国留学呈现出越来越低龄化的趋势，中国学生很早就离开家庭和父母独自生活。过早离开家庭，必然会对孩子产生深远影响，作为曾经有过类似经历的人，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和建议？

麦克法兰：

我五岁时离开印度被送回英国，六岁时被父母留在英国，八岁被送进我的第一所寄宿学校。那时候，我倍感孤独，很想念父母。如果中国孩子在这么小的年龄就被送走，这是一件很冒险的事情。如果我的中国朋友想把他们的孩子送到国外接受教育，我建议他们在孩子中学毕业后再把他们送出国。因为孩子们需要培养起强烈的中国根和身份认同感、了解自己祖国的文化和历史，然后再去接受西方教育来加速他们的成长。我的一些很小年纪就被送来西方的中国朋友对他们自己的身份感到不安和困惑，觉得自己既不完全是中国人，也不完全是西方人。正如人们用“中式英语”来指代受到汉语影响的英语那样，这些人普遍也存在一种“中式身份认同感”的焦虑。

当然，如果父母，至少有母亲陪着他们一起出去，孩子们可以继续学习汉语，经常回到中国，问题就小得多。现在，中国学生也有越来越多的机会可以选择，比如在国内就读国际学校，之后再去西方读大学。

朱永新：

太早切断家庭、祖国和孩子之间的联系对他们的成长确实是不利的。中国现在还有一种现象，也在早期就弱化了孩子与父母的联系，就是留守儿童。中国目前有6000万留守儿童，对他们而言家庭是缺失的或混乱的，这是人类前所未有的问题。如果农民不离开村庄外出打工，他们的生活水平就难以提高；如果出去，孩子在城市的入园、就读、就医等问题又难以解决。如果一方留在乡村，也可能出现新的家庭危机（男性在城市有临时夫妻，女性在乡村找人同居）。您关注过这类的现象吗？

麦克法兰：

我曾经参观过一些留守儿童学校。儿童数量之巨，与父母距离之远，以及这种现象出现之迅速，确实给中国带来了巨大的问题。我对留守儿童这一问题感同身受，因为我的个人经历在某种程度上就是这一现象的缩影。

英国的中上层阶级教育，包括我本人以及几百年前我的祖先们接受的教育，都有很大的相似之处。英国经历了几次劳动力迁移，结果导致父母远离家乡，把孩子留给学校、其他家庭成员甚至陌生人照顾。父母到英国各地工作，把孩子送回家乡接受教育，通常都是送到寄宿学校。与中国相比，英国留守儿童的数量很小，但我们也存在类似的心理和社会问题。

正如我父母觉得把我们留在英国更好，所以当他们远在印度的时候，把我们交给祖父母抚养所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就摆在眼前，但也很难给出更理性的选择。

也许当外来移民能在城市中立足后，他们会把孩子接到身边接受教育。还有一种情况，正如世界上许多地方所发生的那样，出现“反向”移民潮，许多人慢慢从城市开始返回城镇和村庄。这些返乡移民者带着新掌握的新技能和积累的资本回到家乡，会让当地的社会生态焕然一新，很多能成为当地成功的商人和社会人士。这两种情况的出现我觉得都将在一定程度上缓解留守儿童的问题，或许未来的十年或二十年后这一问题可能不再像现在那么严重。

我的另一个想法是加强孩子与家长的沟通。我个人经历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心理创伤——就我而言，之前英国与印度间书信往来，一来一往就需要大约四个星期，之前的等待对于作为孩子的我来说，非常漫长，当然现在这种情况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邮件、微信、手机等即时通信方式彻底改变了我们的联系方式，回复只需几秒钟。

这些新的通信方式得到了学校和家人的积极支持，孩子们可以自由轻松地与远在外地的父母联系，反之亦然。当然，与父母联系也不是随时随地都可以。我们注意到，中国的“留守”学校与英国学校一样，学生只能在规定时间使用手机。这些电子通信设备大大缓解了孩子们的孤独感。

此外，中国铁路、公路网的建设发展，再加上一些单位给外地父母提供的探亲补贴，都使得父母和孩子的团聚变得更容易、更频繁。目前，一个城市工人一年一般回家看一到两次孩子，随着中国变得越来越富有，交通越来越便捷，回家团聚的次数很容易就会增加。

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回归到一个更基本的需求，即以一种全新的方式思考教育的目的是什么，以及思考新技术和财富将如何使中国成为一个先锋，不仅是获得最高的数学分数，而是应该在教育的各个领域发挥引领作用。

朱永新：

其实这些年来，我们都看到了很多留守儿童问题的报道，父母的缺席使得家庭教育缺失，自杀、性侵、失踪、意外死亡等报道触目惊心。留守儿童的监护缺失问题已经带来严重后果，数千万的乡村儿童与父母长期分离，他们的身心健康和发展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我们做过相应的调查，调查显示家庭的缺失主要带来了四个方面的问题：亲情的缺乏、心理问题不能及时疏导、意外伤害比例高和缺乏有效教育。这些问题不仅伴随着孩子的留守期，在成长的过程中也会导致孩子存在不同程度的内心封闭、情感冷漠、行为孤僻等问题。

改善留守儿童的问题其实是一个大工程，因为它不仅需要家庭和父母的努力，相关政策的出台也是必要的。我们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对监护人缺乏强制性执行条款，对留守儿童的亲子团聚权也缺乏硬性的规定；民法中规定的监护制度不够具体，操作性不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关于虐待罪、遗弃罪等规定也不够充分；《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没有落实农民工带薪休假等制度。我认为国家应该尽快完善现有相关法律法规，明确监护人的条件、权利、责任和义务，对不履行监护责任的认定和处罚要更有可操作性。

另一方面，也应该从国家层面进行产业布局，引导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人口流出地转移。调整生产布局，加大对川、豫、皖、湘、黔等留守儿童大省的基础设施建设投入，强化当地农民工的职业技能培训，聚集市场发展要素，加快当地经济社会发展。特别是扶持小城镇建设，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就近转移提供更多机会，使乡村儿童的父母能够离土不离乡，从源头上减少留守儿童的数量。

相关部门也需要制定政策，鼓励父母携带子女外出务工或者父母一方留在子女身边。建议对携带子女外出的农民工父母或一方留在子女身边的农民工夫妻，进行适当财政补贴。要求流入地政府采取切实措施保障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合法权益，使得外来务工子弟能与本地居民在教育、医疗等方面享有同等待遇。

同时，还要实现标本兼治，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因为中西部地区的基础设施完善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移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从根源上消除留守儿童问题需要经历较长的时间，或许大力推进寄宿制学校建设是一个比较好的方式，让目前处于监护不良状态的部分留守儿童进入寄宿制学校，在很大程度上能确保他们的安全和身心健康。

麦克法兰：

我了解到中国的另外一个现象，就是独生子女政策，这给家庭结构和家庭生活带来了巨大的改变。独生子女政策对中国教育的发展影响大吗？

朱永新：

独生子女政策在中国应该说是一个历史上短时间内进行的人口政策。因为教育对于人格的塑造有着重要的影响，同时跟家庭和个人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因此有人认为，独生子女政策对教育的影响，首先是当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时，那孩子就是唯一，很容易出现以孩子为中心的问题，父母亲通常把孩子当做小太阳，多数会出现一家几个人围着孩子转的现象。八十年代的时候，中国有个叫做孙云晓的教育家写过一篇文章《中日夏令营的较量》，其中就讲到当时参加夏令营的部分独生子女甚至连鸡蛋都不会剥，因为父母亲对孩子太关爱了，不让孩子做任何家务，不让孩子从事任何活动，从而导致孩子的动手能力严重不足。(www.xing528.com)

就学校教育而言，因为过去的中国家庭孩子比较多，几个孩子之中，总有一两个好一点，优秀一些，有机会成长得更好一些。所以相对而言，父母亲对教育就没有那么紧张，也不会过于担心。现在如果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父母就会焦虑，自然都希望孩子考最好的大学，以此类推：想考最好的大学就得上最好的中学，还得上最好的小学，乃至最好的幼儿园，这就是所谓的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所以，中国现在全社会对教育的这种焦虑情绪，我觉得与独生子女政策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

亲子关系、人际关系也与以往区别很大。几个孩子时，不同的孩子与父母之间、几个孩子互相之间，都会自然而然地形成一种网状的人际关系，许多教育也就自然蕴含其中。但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是，因为家庭本身就是社会化的场所，如果是几个孩子在一起，长幼有序，那么大孩子怎么照顾小孩子，小孩子怎么跟大孩子学习，他们之间有竞争也有合作，社会交往的过程在家庭中就能实现。而如果是独生子女，这方面的训练往往很少，孩子多半是以自我为中心，不考虑别人的感受，不考虑别人的需要，也缺乏合作的经验。这样的孩子往往走向社会以后，合作的能力相对来说不太够，会遇到很多类似的问题。比如经常会出现类似的负面报道，就是销毁其他人的重要物品，不跟别人合作，不尊重别人的感情等等。

当然，往好的方面来看，父母亲在独生子女身上倾注的心血会更多，所以独生子女在知识的掌握、智能的发展、能力的形成等方面会有更多优势，孩子通常会得到更多的关爱和帮助。

不过，在中国实施独生子女政策时，对城市和乡村的影响是不同的，通常在乡村里如果第一个出生的孩子是女孩时，可以允许生第二个孩子。现在中国已经放开二胎，所以独生子女只是一种局部的、短期的历史现象。

通常中国或者西方典型的两种家庭教育，一种是比较宽松、自由，一种是比较严厉，你觉得哪一种更好？

麦克法兰：

到底是宽松还是严厉，我觉得完全取决于针对的事情。培养孩子其实就像教孩子玩游戏，比如你在教他们打网球或踢足球的时候，第一个要教的就是规则，没有规矩不成方圆，你要教会孩子遵守规则。没有规则意识的孩子在成长过程中会迷失方向，产生困惑，自己也不会开心快乐。我们强调规则并不是说要对孩子采取多么严苛的管理措施，规则更关乎公平和正义。我们要让孩子明白，底线在哪里，有些事情是不能做的，这是我们社会生活的前提基础。

另一方面，一旦孩子违反规则，我们应该就事论事，就如同比赛中违规，就应理所应当接受处罚。抚养孩子的过程中，家长的角色有点像牧羊犬，你只需要跟在羊群后面，把控着整个羊群的行进方向就可以，没有必要冲在最前面，这样反而会把羊群吓得四散而逃。如果你把羊群紧紧地绑在一起，他们也会受到惊吓，所以对孩子太过严厉，掌控太紧也不利于他们成长。如何做到松弛有度，找到两者间的平衡是十分必要的，尽管这很难，尤其随着时间推移，规则会变化，平衡也会打破。尽管如此，你仍可以反观自己的童年经历，把你认为好的，最适合自己的方式带给你的孩子。

其实除了家庭的教育方式，家庭结构的变化也同样会对孩子的成长和教育带来影响。您认为在未来三十到五十年内，家庭结构会发生重大变化吗？如果有，您觉得会是什么样的变化？

朱永新：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三十年到五十年，其实家庭结构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最典型的变化就是从大家庭变成了小家庭。我们中国叫“四世同堂”，我们有一个很有名的作家老舍，有一本书叫《四世同堂》，描写的就是大家庭的状态，像这样的家庭现在已经越来越少了。目前的核心家庭就是两个父母一个孩子，但现在我们又开始鼓励生二胎了，所以以后的家庭结构可能是两个父母两个孩子。当然还有一些其他新的变化，比如说未婚同居，在西方比如美国有很多同居的家庭，他们没有正式结婚就住在一起，甚至还有同性的家庭。可以看出，家庭结构本身会随着社会的发展而不断发生新的变化。

但我个人认为在未来的三十到五十年，可能以核心家庭为主体的家庭形式会成为一种主导的方式。因为我们知道，三代同堂或四代同堂这样的家庭，过去是靠家族的、靠上一辈对下一辈的绝对权威来维持家庭的运转，而现在已经很难维系了。这样的大家庭如果继续生活在一起，家庭矛盾会越来越多，所以核心家庭应该会成为一种主要的形式。

那么家庭教育的形式呢，不仅取决于家庭，还取决于学校。未来的学校也可能会发生很深刻的变化。最近我一直在思考未来学校的问题，我认为像现在这样每天准时到学校学习的方式可能不是未来学校的主要模式。现代学校模式是从英国开始的，是大工业时代的产物，大工业时代带来的整齐划一，不同个性不同能力的人在一个课堂里面，实际上老师的一堂课，可能有相当多的人不需要去听，他们就已经懂了，但也有少部分人可能学了半天还没懂。整个教育是以牺牲个性、牺牲一部分人的发展为代价的，所以未来可能不需要这样，学生学习可能会更个性化、自由化。学生不仅可以通过课堂学习，还能通过网络学习，可能不仅在学校学习，还在家里学习。现在中国已经有20万～30万的家庭的孩子不到学校去，而是在家里由父母亲直接教孩子，夫妇至少有一方是从事全职家庭教育。未来随着社会发展，很可能在孩子的成长期，夫妇有一方会专职地从事教育，孩子也可能有相当多时间在家里进行自主学习。这样来说，未来学校可能会变成一个学习中心，学生到他想去的学校、去学想学的学科，相应地家庭和学校的联系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总的来说，未来三十年家庭的小型化、核心化，可能还是一个基本的趋势。另外在家学习、在家教育的比重可能会进一步增加。

朱永新：

根据您儿时的经历，您认为对于中小学生而言，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哪个更加重要一些？英国学校是否重视家校之间的合作？

麦克法兰：

在我的寄宿生活中，学校和家庭的界限并没有明显区别。事实上，我们当时的校长还创立了一种鼓励学生体贴父母的传统，这一做法受到牛津北部知识分子家庭和中产阶级家庭的广泛欢迎。我们的校长从不说教，除非在每学期结束时，他才训诫学生们要对父母和兄弟姐妹尽可能友好和无私。当然，大多数寄宿学校都会鼓励这种美德。

预备学校特别鼓励父母在学期期间尽可能多地看望孩子，从而筑牢孩子与家的关系，我们学校一直延续这一传统。对学长和长辈热情有礼是另一个传统。寄宿学校学生的父母不少身在外地，学校也鼓励学生外出看望他们的监护人或其他近亲，如生活在学校周边的祖父母。或许因为一直都有这样的传统，于是家庭教育和学校教育谁更重要一些并没有引起社会广泛的讨论或关注。

在您看来，家庭和学校关系最理想的模式是什么样的？

朱永新：

关于家庭和学校的关系，过去十几年我们新教育实验在做一个探索，概括成一个行动叫“家校合作共育”。家校应该是伙伴、合作这样一个关系。之前您说家庭和学校自古以来是有一点分工的，家庭可能更多是培养孩子的人格、道德，学校则更多是教给孩子们知识。未来，我相信分工会淡化，也就是随时学习，学生在家里可以学习，在学校里也可以培养人格。更重要的是，父母会更多地参与到学校的教育过程中去。国外很出名的是PTA，Parent-Teacher Association，家校方面的合作功能会加强。另外，因为大部分父母是没有经过系统的教育和培训的，所以学校作为一个专业的教育机构，可能今后会在培训父母上下一点功夫，比如说我们新教育学校就办了“新父母学校”，也就是学校不仅帮助孩子成长，也帮助父母成长，父母成长了孩子才能够成长。所以我觉得这个家校关系今后应该是伙伴和合作的关系，更多地参与，更多地了解。

在英国，家庭和学校的关系是怎样的？

麦克法兰：

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和英国有关家校合作共育的传统大不相同。在英国，学校不仅是孩子获得父母无法教授的具体知识的地方，还是他们培育道德人格，学习人际交往和实现情感成长的场所。学校把孩子带出了家门，进入了更广阔的社会。这一职能在上流社会的寄宿教育中更显著，但也适用于其他学校。而中国（还有法国，西班牙，意大利的大部分地区）学校有明显的区别。学校教给孩子具体知识和某些技能，而家庭教育教会他们剩下的：道德，社交和身体技能。

现在情况正在改变。随着文化发展和智力水平的快速变化，父母和孩子都必须面对一个不一样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人们的休闲娱乐方式越来越多样，随着技术的进步，旧的技能也必须不断更新。在这种情况下，父母和学校更应该加强合作。这不仅使双方都可以参与到孩子成长的方方面面，学校承担更多培养孩子社会交往能力和树立道德观念的责任，父母也更好了解孩子文化知识学习。对于父母来说，这也很重要，因为他们也能越来越多地从孩子那里获得新知识。相应华兹华斯所说的“儿童是成人之父”也应该具有新的含义，可以改写为“孩子是父母的老师”。与父母相比，孩子通常更擅长了解和掌握新技术和前沿趋势。

此外，教育的阶段性，即上中小学然后读大学，毕业后找到一份工作，学习阶段结束，这种想法将会消失。取而代之的是，人们将接受终身教育，需要不断接受培训和再培训，并且还应将教育作为一种丰富人生的活动来享受。剑桥大学的一个例子就是创办了一所“老年大学”，向已经退休的人或者没有全职工作的人提供教育培训，该大学是我的一个朋友彼得·拉斯莱特在英国首次创办的。因为随着社会不断地变化，我们不仅需要“老年大学”，其实正在工作的人也需要接受相应的在职教育培训。

对了，您刚提到家校合作共育，我非常感兴趣，具体是指什么？

朱永新：

“家校合作共育”是指通过建立和发展家庭、学校和社区多方教育主体新型合作伙伴关系，拓展教育教学资源和条件，影响并改善家庭、家教和家风，加强现代学校制度建设，促进社区和谐共生，实现家庭、学校和社区的协调发展，父母、孩子、教师等相关人员的共同成长。因此可以将“家校合作共育”的内涵归纳为四大方面：家庭教育指导、学校生活参与、家校互动沟通、社区融合协作。

“家校合作共育”的优势，就是能够实现家庭、学校、社区资源的共享互补，把有关各方资源进行多种组合，为学生成长提供更加宽广的空间与可能。

它的意义与价值在于，这是教育现代化、民主化、科学化的必然要求，也是教育和社会发展到当今信息时代的必然选择。作为儿童的监护人，父母原本就拥有教育权，这种源自“教育原始的委托者”身份的教育权，在工业时代才开始更多委托给学校行使。信息时代，随着对教育要求的改变，随着学校自身的改变，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家庭都将越来越多地进行教育上的选择和参与。

麦克法兰：

家校合作共育的受益者只是孩子？

朱永新：

这是一个好问题。实际上，“家校合作共育”也给父母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学习机会和成长平台。社会化不仅是儿童的任务，成年人其实也面临着一个再社会化或者继续社会化的问题。美国社会学家W·古德说过，在所有已知的人类社会之中，几乎每一个人都卷入了家庭的权利和义务的网络之中。人类社会的基本关系是家庭关系。家庭在儿童社会化的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家庭中的夫妇关系、亲子关系、同胞关系往往是社会上各种人际关系的折射。如果儿童能够比较顺利地学习如何处理家庭关系的艺术，未来他就能够比较好地适应社会生活，与领导、同事、朋友和睦相处。对于中国的许多家庭来说，教育意味着未来。父母参与子女的学校教育本是其权利、义务与责任，参与过程是父母树立权利意识和责任意识的过程。在“家校合作共育过程”中，通过沟通、协商、妥协解决冲突的过程本身就是民主的过程。民主与法制意识的启蒙与觉醒，有助于父母积极地投入社会政治生活，从而促进社会的进步。家庭、学校、社会以孩子为纽带，通过合作共育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就能够为构建和谐社会、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奠定坚实的基础。而幸福和完整是“家校合作共育”的根本方向。教育的一个很重要的使命，就是帮助人成为他自己。实现自己的梦想，是一个人最幸福和快乐的时刻，这就是完整的幸福。新教育实验提出，让家庭、学校、社区成为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让所有的人在学习与成长的过程中找到自己、发现自己、成为自己。挑战未知、合作学习，本来应该就是非常幸福的。所以，家庭和学校、社区，都应该努力创造让孩子幸福成长、快乐学习的环境，让教师和父母能够体验职业尊严和责任使命的环境。为此，“家校合作共育”要秉持着目标一致、地位平等、尊重儿童、机构开放、方法多样、长期坚持、多方共赢和跨界协调的原则。

麦克法兰：

那“家校合作共育”是否需要一定的平台和载体？

朱永新：

肯定是需要的。这些年以来，新教育都在进一步搭建合作平台、拓展共育空间、畅通交流渠道。家校之间坦率而又真诚的交流，充分而又对称的信息分享，经常性的联系，是良好的家校合作关系的基础。而目前家校沟通的渠道主要有：家校读物、微信群、QQ群、家校互访、家校叙事等。

麦克法兰：

您提到了新教育，能否详细阐述一下这个新教育的理念和方式具体是什么样的？

朱永新：

新教育最根本的理念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也就是说，首先，参与到教育生活中来，从学生、父母、老师到校长，大家都应该是幸福的，因为教育本来应该是一件幸福的事，教育本来应该充满着智慧的挑战，充满着合作。第二，教育应该是完整的，完整的教育应该帮助人成为他自己。教育之所以存在是因为它最重要的功能是帮助他人成为最好的自己。我们现在的教育更多是用统一的大纲、统一的考试，把本来不一样的人培养成一样的人，这样的方式是错的。所以新教育的理念就是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学校应该成为汇聚美好生活的中心，学校生活的完整性和丰富性会直接导致个人生活的完整性和丰富性，因为他（学生）可以从中发现自我、找到自我、成就自我，所以我们新教育做的这些课程、行动，就是围绕这个理念展开的。

亲子师生共读共写共赏是新教育实验的另一重要特色。新教育实验“共读共写共同生活”理念本身就体现家校合作共育的理想，只有共同阅读才能拥有共读的理想与愿景、共同的语言和密码、共同的价值和追求。

麦克法兰：

什么才是新教育实验注重培养的方面？

朱永新：

我们新教育实验专门研发的新生命教育课程中，就把学生的职业能力作为一个最重要的要求。除了解决学生的安全与健康、价值与信仰相关问题以外，我们特别注重学生职业能力的训练。我们的学生职业能力训练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学生基本的人生态度，良好的行为习惯。包括交往的艺术，和人相处的艺术，包括理想、信念，这些都是从事职业生涯必须准备的东西。另外一方面就是对各种职业本身的认知、熟悉和理解。我们提出要让学校成为汇聚美好事物的中心，让学生去遭遇不同的美好，所以我们在生命教育课程中让学生从小学就开始体验各种各样的职业，了解各种各样职业的特点，了解自己个人的能力，以及自己个人的兴趣所在，也就是帮助学生能够逐步的找到自己，逐步的发现每个职业的特点。所以，总体来说，虽然我们不是把职业教育作为所有学生的最后目标，但学生最后毕竟要走向社会，学校还是要为各位学生进入各种各样的职场做好帮助。

按照新教育实验的生命叙事理论，每个人都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主人翁，也是自己生命故事的作者。能否把自己的生命写成一部伟大的传奇，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能否为自己寻找人生的榜样。父母、教师也应自我反思并不断地自我提升，努力为孩子和学生做好人生的榜样。孩子是最伟大的观察家，他们一直在观察着成人的行为，考量父母和教师的言行。发挥榜样示范引领作用，其实就是要求家校合作共育的多方一起成长，在为孩子做榜样的过程中提升自己、完善自己、成就自己。

同时，新教育实验始终把家校合作共育放在重要位置，2004年，就明确把“优化家校合作”作为新教育实验的重要项目。这么多年来，家庭教育作为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得到全社会的重视。可以说注重家庭与家庭教育，离不开家校合作共育。

生命教育是新教育实验着手研发的课程。课程将把安全教育、健康教育、心理教育、生涯教育、信仰教育等有机地整合起来。你认为有必要开设一门这样的系统课程吗？英国有类似的吗？

麦克法兰：

首先，英式教育大致包括三个阶段——分离期、过渡期和再融入阶段。在寄宿学校，孩子主要经历的是过渡期的不平等阶段（初中和高中学生地位差异很大），这也是他们学习如何适应未来成人社会的主要阶段。在寄宿学校，孩子们被隔离于世界之外，在我那个年代，寄宿学校的生活艰苦、毫无自由且充满体能挑战。在校期间，我们被剥夺了个人空间、隐私、食物、安静、休闲、女孩、健康和财富等全部自由。所以当我们一进大学，所有这些自由又被重新恢复的时候，我们真的心怀感激，连看待世界的态度都不一样了。从寄宿学校，我们就开始拼命往上爬。学校教导我们，生活是一场翻山越岭的斗争、一场比赛、一场战斗，一场我们必须赢的竞赛。换句话说就是，来到寄宿学校后，我们由最初家庭中人人平等、无须付出就被宠爱的一员，变成了一个充满等级差异的社会中一员。在经历过渡期后，我们又被社会重新接纳，成为平等一员，而实现这一转变的关键就是获得大学学位。

寄宿教育可以说就像一个精心设计的游戏，将平等变成暂时的不平等，在那里你会学会了人生的各种游戏规则，如果最后能从游戏中脱颖而出，或许你就能变成更强大的玩家，在更广阔的世界里闯荡拼搏。

此外，学校还会通过宗教活动对学生开展人生教育。例如，学校举办大量布道活动来引领学生的精神生活，让我们学会相信人类精神的价值，思考生命的意义等等；让我们通过行动而不是口头训诫来传播基督教价值观；让我们学会懂得爱、希望和好善乐施，学会即使在没人的时候，也要诚实地做“微小、不被记起的善举”。概括起来，其实就是两个方面。首先，我们接受的许多价值观或者设定的各种目标彼此间可能会发生冲突，这就要求我们具备更强的判断力和辨别力。第二，我们无时无刻不在各个地方、以各种形式学习各种能力。

麦克法兰：

您的新教育实验进行了多久，成效怎么样？

朱永新：

（新教育实验）做了19年，从2000年到现在。从2000年开始每年召开一次新教育年会。现在中国除港澳台地区外所有省份都有我们的实验学校，总共5千多所，有570万学生和师生参与这个实验。这个实验不是颠覆型的，它的核心理念是让教师和学生过一种幸福完整的教育生活。

具体而言，首先是让孩子享受学习的过程，在学习过程中感到一种愉悦，因为我们一直认为人在自由、愉悦的心态下才能更有效率。人的身心体脑是一个整体，每个人都有他的潜能，上帝让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认为最好的教育就是帮助每个生命成为最好的自己，把自己的个性、潜能充分张扬出来。因此在教育的过程中，我们提出要让学校成为汇聚伟大事物的中心，把最美好的东西让学校通过各种方式传递给孩子，让学生在这个过程当中去寻找、去发现自己，这是一个和伟大相遇的过程。在不断寻找自我的路上，有的孩子发现了艺术的才华，就可能想往艺术方向走；有的孩子具有科学的探索研究能力，就往科学方向走；有的孩子具有领导才能就往领导组织方向走。之前我参访了两所学校，在学校小学就实行走班制，可以让学生选择不同的课程，以便他们在不断尝试中找到自己的兴趣点和潜力，从而为成为更好的自己而努力。总的来说，新教育课程目前在中国不是颠覆型的，而是理念引导型的，我们还有一个课程体系。

新教育之“新”，在于不断推陈出新，注重把握三个自我创新，推动新教育工作发展提升。一是道路的自我创新。要坚持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着力构建开放的新教育理论，坚持走理论联系实践的道路，不断地接力、传递，坚守、建设、传承、创新，实现新教育的理想。二是行动的自我创新。在教育中要特别强调行动的力量，从营造书香校园、师生共写随笔、聆听窗外声音、培养卓越口才、构建理想课堂到推进每月一事、缔造完美教室、家校合作共育等等方面着眼，针对现实的教育问题设计具体行动。三是文化的自我创新。要贯彻落实《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加快教育理念、内容、过程、方法新的变革，推动新教育事业的繁荣发展。新教育人要有匹夫有责的文化自觉，要有舍我其谁的教育担当，要以培养扎根中国、面向世界、引领未来的人为使命，以培养新教师、新父母、新孩子为使命，通过新教育的不断自我探索，走出一条不断进取、不断创新的教育之路，为新教育实验书写精彩的历史篇章。

麦克法兰：

新教育实验有某个特殊的实验地吗？

朱永新：

我们在全国有很多的“实验地”。大约有160多个中国的县区级教育局与我们合作建立了新教育实验区。您经常去的四川，就有成都武侯、绵阳北川以及阆中、攀枝花等新教育“实验地”。那我具体就举一下北川这个例子。北川，就是位于汶川大地震的震中地带。大地震前一周，北川教育局局长尚勇带队考察新教育实验室，决定整体加入。没有想到，刚回北川，就在大地震中牺牲了。地震发生后的第一时间，新教育团队赶到现场，加入了灾后教育重建工作。在主题为“新北川·新生命·新教育”的2017年新教育实验区工作会议上，来自全国20余个省、自治区、65个新教育实验区700余名代表相聚在北川，共同分享新教育区域推进实践成果，交流新教育经验，共谋新教育发展。我在这次会议上发表过一个讲话，其中说到，“在我心中，北川，是全国最特别的一个新教育实验区，因为北川与新教育实验的情缘，特别厚重。在北川新教育人身上，特别突出地呈现出了新教育人的一些普遍具有的精神。”

当时，新教育在北川，已经走过了8年。这8年中，北川新教育，是在北川新教育同仁以其特有的坚韧与不屈，生长起来的。北川新教育从一片废墟上的几粒种子教师到全县教师普遍了解与认同，从几所学校最早参与到全县43所中小学幼儿园整体加入，从民间行动到政府行为，一届接着一届干，8年坚持不间断。其中，绵阳市中小学校长和骨干教师培训把新教育实验内容作为重点培训课程，被学院誉为“最受欢迎、最能产生共鸣的课程”，先后接待了来自省内外的参观考察团队40余批次，成为传播新教育的西部重要窗口。可以说近年来北川教育事业取得了不菲的成就，值得给予充分肯定。像北川这样的试验区有很多，我们也相信以后会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