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天主教的发展和历史

关中人把天主教称作洋教。我第一次见到洋教徒，是在1978年的一个上午。那时，我在澄城县农村采访，路过一个打麦场。突然，一阵低沉的嗡嗡声引起我的注意。四下望去，没有人，只有风。麦秸垛蘑菇般地栽在麦场两头，未发芽的梧桐树飒然颤抖。雾中太阳散发着白色光线，有些刺眼，耀得万物失去反差，茫茫一片。随声寻去，麦场尽头陡陷，下边藏着一排废弃的窑洞。其中两孔有门，久经风剥日蚀的木门，虚掩着留下一条浓黑的缝隙，嗡嗡声从黑缝中挤出来。出于好奇，我轻轻推门探望——嗡声戛然而止，黑暗中显出一张张惊恐的老脸，每张脸前有一个四四方方像《毛主席语录》般大小的白皮本子，我真以为村民们还在继续“文革”期间的“天天读”。片刻，待眼睛适应了，我走上前问道：“你们还坚持读语录吗？”却始终没人接话。我弯腰细看，见那些粗糙的手指间夹着的小本子竟是《圣经》。我不由一怔，窑内气氛顿时静谧而紧张起来。我第一眼没看错，窑里的人都是老头儿老婆儿，穿清一色黑衣黑裤，有些老太太头上还顶着一块黑色方布帕巾。他们似乎也看清了我的着装和手中的相机，猜着几分我的身份，没人敢与我对话。我悄悄调整光圈与速度，目测了距离，然后高声说：“你们念吧，不打扰你们了。”说话间偷偷按下快门，随即退出窑洞。回到麦场，我一下子倒在麦堆上，心怦怦跳个不停，既紧张又害怕，似乎那窑洞中藏着已点燃导火索的万吨炸药。不一会儿，窑洞中的人像蚂蚁似的一个个匆匆钻出来，向村中散去。

这是25年前，我首次见到和拍摄还处于地下状态的陕西天主教活动的情景。当时我之所以紧张与害怕，是因为“文革”中我亲眼看到天主教徒被打成里通外国的间谍、特务和企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的反革命分子，而遭批斗和判刑，也经历过把所有宗教活动当作封建迷信横扫批判的运动，所以心有余悸。而当时那些教民匆匆结束弥撒和唱经，肯定也是因为我发现了他们的“秘密”后所采取的对策——走为上。

进入20世纪80年代，处于地下状态的农村天主教活动逐渐转为地上，开始公开举办一切有形活动。每逢下乡采访，无论是在陕南还是在陕北，无论黄河边还是渭水旁，我都能听到教民的赞美诗，看见他们画十字的身影。虽然我是无神论者，但作为一个记者和摄影爱好者，我还是对农村的宗教活动怀有浓厚的兴趣，感到有必要对这一生存状态及其表现出的人文现象做忠实的记录。20世纪80年代初，我把关于农村天主教的摄影专题定名为“乡村洋教”，并把照片制成幻灯，与来访的国内外影友进行交流。有位影友看到幻灯片后受到启发，不仅来陕西，还深入山东、河南、云南等省，常年扎进教民中做采访，他的行为还曾被误解而没收相机，遭到监控。

我拍摄乡村洋教，并不十分关注洋教本身，我更注重关中农民究竟怎样看待洋教，洋教又怎样改变着关中农民的生活方式。总之，我尽量用一颗平常心，去拍摄宗教观念影响下的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

洋教在陕西的传播，最早可追溯到1000多年前的唐朝。在西安以西90公里的周至县五郡庄大秦寺出土的景教石碑，翔实记录了基督徒阿罗本于635年首次把基督教带入长安的情景。经过千年的坎坷岁月，洋教不断演变发展成为符合国情的中国天主教。

“文革”期间，天主教遭到浩劫，神父大都被关押，本不算豪华的教堂几乎全部被夷为平地。教民被迫“改邪归正”，返朴还俗。1984年我在凤翔采访时，看见教民们虽然已经可以公开进行教事活动，但没有教堂。每逢重大节日，他们只能跪在原教堂遗址的露天广场上做弥撒，而日常祈祷与礼拜时，许多教民干脆在自己家的院落举行。

目前，在中国流行的五大宗教中，经文系统、程序严谨、仪式隆重者应首推天主教。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经济复苏，农民收入增加，尤其是1982年12月中国新宪法颁布后，乡村洋教得以迅速兴起，被占被毁的教堂和遗址退还教会。教民自愿出钱出力，大兴土木，随后一座座欧式建筑雨后春笋般耸立起来。这期间，陕西农村最惹眼、最明显的变化莫过于修农舍、建教堂、盖学校。而教堂、庙宇的建设速度、建筑质量远远超过学校。一时间，在辽阔的三秦大地自然村落中涌现出一座座圆拱尖顶的天主堂，给古老的灰色农村增添了一丝华丽色彩。

据陕西省爱卫会秘书长渠小玲女士介绍，全省目前共有西安、榆林、延安、咸阳、宝鸡、汉中、安康9个教区，大小教堂300余所，教民28万人。

在农村，在社会的最底层，问：“为什么信天主教？”回答说：“相信人有灵魂，人来到世上有原罪，犯有本罪。只有天主才能拯救灵魂，才能使自己将来进入天堂，不至于使灵魂受罪。”这倒十分符合中国农民既实在又实用的人生哲学。记得一位伟人说过，中国农民没有固定信仰，他们只是在家人有病、老婆不育的时候才信神讲佛，一旦病好了，孩子生下来了，就把神和佛忘了。事实正是这样，中国人尤其中国农民敬神不信神，见庙就烧香，见神就磕头。虽然说不出子丑寅卯，但对己对人并无害处。这种现象的产生，不单单源于人们顺从的传统心态，以及人性本善的追求，也是长期极“左”政治桎梏一旦松绑后的反弹。其次，社会权力机构腐败横生，最底层民众有看法无办法，产生逆反心理，寻求心理慰藉，也是他们纷纷入教的一个重要原因。但是，中国农民敬畏、厚道、与人为善的心理，是千真万确的，我常常被教民们的慈悲、虔诚、友爱深深感动。

在家庭院落和后来的全部进入教堂做弥撒、告解和忏悔，已成为教民生活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婆媳不和、夫妻吵架、邻里怄气、孩子升学、老人生病，凡是遇到人生大计或与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事情，教民们都去教堂求神父做祷告，而神父也像中国寺庙的主持一样，有求必应。

1987年5月1日，我采访了中国天主教北方圣地跑窝教堂。

跑窝村是一个县界村，被秦岭深处流出的泥峪河隔在眉县境内，但跑窝教堂仍属河东的周至教区管辖。小小的跑窝村像婴儿般安详地躺在巍峨的群山怀抱中。适值阳春，四野一片绿油油的麦苗和黄澄澄的油菜花，加上一团团雪白的梨花、粉红的桃花，简直像锦缎一样飘浮在跑窝村的前后左右。春雨初歇，空气极为洁净，繁花的阵阵幽香扑鼻而来。悠扬的钟声一波冲击一波，最终消失在淡蓝色的远山丛中。遥望河的西边，林木间露出一座教堂的尖顶。

跑窝村及跑窝天主教堂曾经有过几度沧桑。最初这个村子不叫跑窝，只因地处秦岭北麓，古时人迹罕至，常有野豹出没，故称豹窝。据载，跑窝教堂初建于清康熙末年，当时有一位在罗马教廷攻读《圣经》的陕西汉中籍神父比约·刘，觉得中国信徒要千里迢迢去加尔瓦洛山朝圣，十分不便，就向教宗提议，在中国觅地建一座十字山圣地，获得教宗允诺。于是，他花了两年时间，沿着秦岭勘探地形，发现终南山下的豹窝与加尔瓦洛山地貌极似，便在这里建立教堂。按大主教规定，每年5月4日（寻获十字架瞻礼）和9月14日（光荣十字架瞻礼）为朝圣日。每逢圣日，邻近各县教民以及广州、云南、四川、河北、山西和东北三省近两万教民都会不辞劳苦、风尘仆仆地前来朝圣礼拜。到了雍正年间，清廷下令禁教，许多神父和信徒都遭镇压，教堂被夷为平地。不过这只是天主教厄运的开始。到了1929年，适逢陕西大旱，土匪到处横行。重建后的教堂变成匪窝，军队用大炮轰击，欲为民除害，教堂基座和村子里因而留下累累炮坑，于是豹窝便被称为“炮窝”。时间久了，“炮”字被念写成“跑”字，炮窝村也就成了跑窝村。

1987年，只有70 户人家200多人的跑窝村，再度集资自建了今日我们所看到的这座欧式教堂。同时，在教堂右边的山坡上还建了圣母堂。

跑窝教堂属于周至教区管辖，全教区约有教民10 万人。每逢星期天，教民们迎着悠悠钟声来到教堂。待神父起身进场时，有半个足球场大小的教堂内已分男左女右跪满黑压压的信徒，中间留一条通道作为“楚河汉界”，以示男女有别。通道尽头的祭台边放着一口大缸，缸身上贴有“圣水”字样的红纸和十字标记。诗乐班由清一色的男教徒组成，他们跪在男班的最前头，手握笛、笙、锣、鼓、胡琴、唢呐、大号、单簧管吹奏着神曲。中西合璧的乐器奏出的《弥撒曲》出奇得浑厚和谐，只是偶尔会滑出一两声高亢的秦腔。神父身着五颜六色花边的白袍，头上顶着棕色带绒耳的棉帽，站在教民面前。虽然显得有点儿不伦不类，倒也自我沉浸在一种肃穆的气氛中。率众忏悔后，神父用拉丁调的秦腔朗诵经文。轮到答唱咏的时候，信徒们随着修女的风琴声，一板一眼地哼起颂词跟神父应和。最虔诚的是那些六七十岁的老妪们，她们双手合十，置于胸前，紧闭双目，神入境界，常常跪上1个多小时，纹丝不动。孩子们大概也被这肃穆的气氛感染，虽然有的跪着，有的坐着，有的躺在红砖铺成的地面上，但并不吵闹。

祭台的陈设呈现出浓厚的中国味道，祭台后墙上画着一幅巨大的耶稣受难像，两旁挂着对联。上联曰：“目立无形纯妙主”，下联曰：“诞生有缘绝奇人”，横批：“开通天国路”，也算是入乡随俗了。祭台下一尊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像与真人一般大小，造型生动，神情痛苦，一位老翁正抱着他的赤脚亲吻，不时有信徒把钱币投进十字架下的红色木制捐献箱内。

弥撒结束时，神父号召信徒往教堂后边的豹子山搬运砖瓦木料。教会决定在山上兴建“圣心堂”。每次做完弥撒，信徒们都要为圣心堂做一次无私的奉献。待我从教堂出来，只见信徒们已纷纷肩扛手提，盘绕在数百米长的山间小径上了。

任何外来事物要在中国落脚生存发展，就必须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天主教正是在多次传教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走出了一条现实主义的路子——尊重中国的伦理孝道，适应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多利伽开始，经奏请教皇批准，中国天主教被允许用汉语唱经，用中国民族乐器伴奏。中国教民甚至可以因地制宜，在家庭院落做弥撒、拜天主。这使他们突破物质条件的局限，获得最大限度的活动自由，从而吸引了众多的农民接受并虔诚地信奉耶稣和圣玛利亚。而天主教的教义形式也逐渐浸透在中国农民的婚嫁丧葬及日常生活中，甚至改变了数千年的春节习俗。

春节是中国人最传统、最盛大、最隆重的节日。从腊月二十三祭灶直至来年正月十五近一个月的时间，是国人狂欢喜庆的时刻。这时的关中农村，正是家家户户贴门神挂楹联、放鞭炮吃水饺、穿新衣戴新帽、张灯结彩忘乎所以之际。然而，一旦入教接受洗礼，这千年习俗便被废黜了。入教的农户，春节与平日一样，不再“过年”。而教民的节日是圣诞节、复活节。有些教民抑或不忍完全与民族习俗决裂，抑或无法摆脱春节热闹气氛的诱惑，把传统的秦琼、敬德门神换成十字架贴在门户上，以求与整个村子节日气氛的协调。因春节正值农闲，教民无事可做，也参与俗民的春节活动。有些教民值此惦念着主教、神父，于是串联起来，提着水果、点心，吹奏神曲，带着少儿表演队，前去教堂为主教、神父拜年或祝寿。在愉快的氛围里，主教神父与教民们一起度过中国式的春节。

乡村农民教友的婚礼大都不在教堂举行，他们似乎还没有在教堂接受神父证婚和洗礼的习惯。他们的结婚仪式一般都在自己家中举行。由于来客较多，常常会在院落或村头空地搭起塑料彩条棚，棚中挂耶稣像，供奉十字架，两旁点燃红色蜡烛，新人婚礼就在大棚中举行。他们没有特殊的礼服，而是与俗民一样，男蓝女红，胸前斜挂丝绸被面。主持人指挥他们一拜天主，二拜高堂及夫妻对拜，宣读结婚证书，来宾、亲属讲话祝贺。随后大开筵席大敬大让大吃大喝，直到红日西沉，月上枝头，婚宴才告大捷。

中国人薄养厚葬，这在天主教民中也得以显现，因此，其葬礼也就复杂讲究得多。凤翔县北山一张姓教民去世，亲属们按照自己所理解的教规，在院庭中挂起一张花床单，床单上贴着耶稣像和十字架，下方摆一长条桌，桌上的空酒瓶插着点燃的蜡烛。这样下来，一个简陋而又肃穆的灵堂就搭好了。在灵堂旁砌有临时锅灶，请来的厨师与邻里帮忙的妇女们穿梭忙碌在灵堂周围。直系亲友一律身着白衣孝服，甚至连鞋面也缝一层白布。近邻与好友只要穿件白色外衣即可，有的干脆穿件医生的白大褂替代孝服。主持仪式的神父首先念有关经文，为死者亡灵做祷告。死者若是出自乡里村上有影响、有地位、有实力的人家，甚至可以请来主教为其做弥撒。神父、主教出动，根据不同情况，教民都会给他们百十不等的费用以及土特产品。

在这里，天主教丧礼也讲究守灵，孝子贤孙跪守一旁，24 小时灯火不灭。吹手根据主人点谱，认真地吹奏曲调低沉、节奏缓慢的乐曲，上了年纪的人则喜欢吹手们演奏高亢激越的秦腔。

掩埋张老汉是在一个晴朗的早晨。黎明时分，神父起床，来到灵堂。此时，亲属和村里的教民早已跪在灵堂的耶稣像前，神父开始讲经。经文大致是总结人生、祈祷来世的内容。神父讲经期间，不时伴有众人的随唱。灵堂对面的锅灶上已热气腾腾。在神父宣讲经文时，厨师们也跪下来，双手合十，随吟随唱。大约1个多小时冗长繁杂的弥撒结束后，众人进餐。

当诗乐班的合奏激荡起雄浑的乐曲时，抬张老汉灵柩的队伍一字排开，孝子开路，神父居前，亲友随从夹在中间，在蟒纸幡旗花圈的引领下浩浩荡荡地向前走去，仿佛一条游荡不定的长龙离开张老汉居住了一世的村庄，走向坟地。灵柩入土前，仍由神父念经并洒圣水，诗乐班不时吹奏着或低沉或肃穆或抒情的曲调。其实大多是些流行歌曲，而吹奏最多的是风靡一时的《铁窗泪》。当一个立着十字架的新坟堆起来时，人们四散着回村，葬礼宣告结束。(www.xing528.com)

土地承包后，农民有了充足的空闲时间，尤其是在北方商品经济不甚发达的地区，这为天主教的传播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中国农民大都处于物资短缺、文化水平较低的原野山区，文化活动的匮乏使他们对一般的集会十分渴望与重视。每逢教堂落成或教会盛典，各教区都组织教民自带诗乐班和祝词贺礼，或乘车或步行，风尘仆仆前去热闹一番。他们每人都会获得一张免费餐票，教事完毕，凭票享用烩菜、馒头，饱食一顿。成千上万人参与的盛大活动，要保证人人吃饱，教会常常需要十天半月的准备。就餐的地方，一般选在邻近的学校或村边的旷野。临时垒起的土灶一字形排开，每灶安上一口直径1 米多的大锅，那是名副其实的大锅饭。

1999年4月，西安教区围棋寨教堂举行盛大落成典礼，方圆数十里几个教区和村落的教民有组织地前去庆贺。因来人太多，只好在教堂外另搭设主席台。上午10时，在庄重的弥撒曲中，盛典开始。各教会的教民高举幡旗，由自己的社火队领路，顺序通过主席台，接受主教、神父等神职人员以及当地行政干部的检阅。游行长达4个小时，直到下午2时左右才告结束。走得又渴又累的教民们，被安排在一所小学操场上用餐休息，然后自个儿返回。

从玛雅格时代开始，天主教的传播者就悟出一个道理：在异国行事，必须高度注重该国的传统文化，必须使自己从事的事业适应当事国社会的整体要求和人民群众的风俗习惯，即所谓“先适应生存，再谋求发展”。尽管天主教在中国传播的千余年间几经挫折，但最终得以生存和延续，最重要的就是能够与时俱进，不断修正调整自己，使之成为“中国天主教”。

生我养我的关中大地最显著的特点是有帝王陵墓和宗教寺庙，帝陵埋在地下，寺庙建在地上。地下的陵墓与地上的寺庙组成传统的民族文化，孕育着这块古老的黄土地。

打造佛像（宝鸡县）1990年摄

唐大雁塔（西安市）2008年摄

①虔诚的居士（西安市）1996年摄

②藏传佛教（西安市）1996年摄

③烧高香的信民（西安市）1997年摄

①法门寺塔倒塌（扶风县）1984年摄

②法门寺合十舍利塔（扶风县）2009年摄

①做法事的僧人（扶风县）2009年摄

②法门寺和尚恭迎佛祖舍利（扶风县）2009年摄

③众信徒跪拜迎舍利（扶风县）2009年摄

做法事的僧人（扶风县）2009年摄

雨中打伞的僧人（扶风县）2009年摄

①擂鼓做法事（扶风县）2009年摄

②信众雨中拜舍利（扶风县）2009年摄

做法事的道士（周至县）1992年摄

耕地种粮的道士（周至县）1992年摄

①开斋节时西安坊上回民做祈祷（西安市）1990年摄

②喜迎开斋节（西安市）1990年摄

③礼拜（西安市）2010年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