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衰退：平成时代的三大自主技术策略

20世纪70年代中期，无论是在产品技术上还是生产技术上，日本企业已经进入到一个崭新时代，而且还出现了集成创新模式为主的特征。这种新型创新模式覆盖了企业战略、产品技术、研发知识、企业组织等多个层面，其主体也形成了所谓“创新联盟”——即由企业、政府、大学、研究机构等共同参与的创新模式。典型案例是日本政府通商产业省在1976—1980年组织了6家企业与大学、研究机构共同研发项目组，开发出当时世界最先进的1微米微电子技术。于是跨产业创新产品开始成为日本集成创新的代表成果，如20世纪70年代的日本机电一体化技术、光机电一体化技术；80年代的融合光学、通信、电子以及材料于一体的现代光纤通信技术，等等。

日本之所以能够逐步在70年代确立起自主技术与创新体制，其关键在于实施技术引进战略之初就确立了自主发展的目标。二战后第一部《科学技术白皮书》（1958年版）的副标题就是“从外国依存走向自主发展”。在该白皮书第三章“我国科学技术诸问题”中指出，“我国技术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当前在很多方面仍然依存于外国技术。尽早摆脱这种状态而走上自主发展之路，这正是我国最大的课题”^[5]。确立这一战略目标之后，日本政府制定了实现该目标的具体三大策略：一是强化技术之源泉，二是振兴基本工业，三是培养技术人才。

强化技术之源泉，就是要在国内培养可应用、普及的技术，这需要在充实基础与应用研究的同时，更加强化可以迅速开花结果的开发研究，重点推进具有市场需求的研究成果。日本政府认识到，新技术都是从研究而生，而且只有导入到生产和实践之中才会开花结果。由此，研究就可以划分为三大类：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开发研究。基础研究是为了扩大知识而进行的研究，它更多是指在大学中所进行的认识自然现象、发现基本原理等科学研究，包括对现象的解释活动，这些都是基础研究。基础研究虽不追求实际应用的直接效果，但它往往会产生划时代发明或新技术萌芽，或是有助于解释技术上的各种问题。基础研究的成果被公开发表，在世界范围内进行交流。应用研究不同于基础研究，它是寻找将科学知识应用于实际的新产品或新方法，或是为了解决生产上的问题而获得新知识的研究行为。应用研究除了发展基础研究成果之外，它还要解决实际实施层面的各种问题。但应用研究成果在转向实际应用之时，往往会因现实与研究室或实验室条件不同而不顺利，特别是其经济性必须验证，所以需要接近实际条件的进一步研究，这就是所谓开发研究，如实验工场进行的实验、机械制造的试制研究、农业的适用化实验等，而且这种研究的前提条件是市场调查。(www.xing528.com)

振兴基本工业主要是指大力发展生产设备产业，因为该领域为其他各领域提供技术手段，它决定着整个工业制造的技术水平，并对全产业领域的技术普及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例如，金属加工机械和工作机床决定着机械加工业的精度与生产效率；农业矿业、化学工业、运输、通信和建设等产业的技术也要通过其各种专用的设备来体现；光学及各种检查设备又决定着医疗技术水平；测量设备不仅是各种研究不可或缺的手段，而且影响着其最终成果。只有这类基本工业具备了更高技术水平和能力，才能真正推进相关需求产业并适应其技术需求，因此，高度发达的生产设备产业是普及和应用先进技术的重要条件。

培育技术人才是一切之本。日本政府认识到伴随着现代技的术迅速进步，不仅技术研发等创造方面需要人才，就是接受和应用技术方面同样需要人才，技术人才是技术发展的关键所在。培养研究人员和技术人员非常重要，不仅让技术人员在企业中“人尽其才、才尽其用”，更好地发挥其价值，甚至让技术人员也能走入中小企业及农业领域，而且还必须重视再培训与再训练，让技术人才能够不断发展进步。仅就战后初期而言，当时美国研究人员最多，达到50万人规模，英国也拥有13万的研究人员，但日本却仅为3.5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