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2年6月21日，执政的民主党与自民党和公明党举行了干事长会谈，就彻底解决日本财政困境、实施财政重建达成了共识，签署了《三党确认书》，各方同意今后将以年金制度改革、高龄者医疗制度改革以及增加消费税等措施来启动日本财政重建改革。这是日本政治朝野之间就国家重大问题达成一致意见的少数案例。但是2012年第二届安倍内阁成立之后，相关改革不仅没有迅速实施，消费增税甚至被数次推延，日本财政重建目标也一再推延。
其实，早在2007年福田康夫内阁时期，就通过组织“社会保障国民会议”而提出了社会保障制度改革的倡议。2012年3月野田佳彦内阁提出“消费税增税法案”并提请朝野三党共同审议修正。6月15日，经过三党之间充分讨论与交流，最终形成了《社会保障与税收一体化改革确认书》。经过三党干事长会议之后，这项由8个法案组成的改革方案于6月26日提交众议院审议并通过，8月10日又在参议院审议通过而得以实施。
事实上，此次“三党共识”达成的最重要成果就是通过消费增税与社保改革等措施，逐步让日本走出财政困境、实现财政重建，法案中明确规定要在2014年4月1日将消费税从5%提升至8%，继而在2015年10月1日再提升至10%。不过，法案也设定了所谓“景气弹性条款”，也就是其经济环境应该是“平成23年度（2011年）至32年度（2020年）的平均名义经济增长率为3%、实际经济增长率为2%程度”，这就相当于把是否增税的大权委托给了时任内阁来做决定。
第二届安倍政权在2014年如期增加了消费税，但由于经济受到严重打击——实际经济增长率从2013年度的2.6骤然下跌至-0.4%，安倍内阁便两次宣布延期：2014年11月宣布从2015年10月1日推延至2017年4月1日、2016年6月又宣布再度推延至2019年10月1日实施。事实上，2014年安倍政府第一次推延消费增税时曾作出承诺，“除非发生雷曼冲击或‘3·11’大地震事件”，增税决不再延。但2016年安倍政权却“自食恶果”，以所谓“经济为先”“世界经济正面临巨大风险”等为由，再度延期了消费增税。
诚然，推延消费增税确实可以避免当前经济遭受波折之痛，但从长远来看，其弊端还是非常严重的。首先，增税延期将造成日本社保改革计划严重受阻。2014年4月，日本消费税由5%上调至8%，带来8万亿日元（1美元约合104日元），成为改善社保状况的重要财源。而此次2%的增税预计也有4万亿日元的增收，因此，政府早就作出安排：除需要用3万亿日元填补依靠发行国债支撑的社保窟窿之外，其余的税额将专项用于补贴低年金收入者、扩大年金体系覆盖率，以及贴补看护保险费。但是增税延期打乱了这些既定的部署。(www.xing528.com)
其次，正在实施的经济改革也将因此遭受冲击。迄今为止的经济改革已取得部分成就，如失业率降至3.2%，近乎完全就业水平；企业部门经常利润等经营指标屡创新高，2015年年底上市企业整体资产超过840万亿日元。但是在GDP中占比将近6成的个人消费却一直萎靡不振。难道是增税阻碍了消费增长吗？相对而言，欧洲各国的消费税率普遍更高，况且日本最初引入消费税也没有阻止其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增长。因此，人口老龄化及年轻人消费意愿下降，恐怕是消费长期低迷的主因。技术创新、重建财政以及完善社保体系才能提振消费，而这些领域的改革，恰恰都是“安倍经济学”的软肋。
最后，增税延期将令日本财政重建计划暂时搁浅。日本1999年的国债负担率为世界第一。日本政府曾提出财政重建与经济增长并重，计划在2020年实现财政盈余，到2018年其财政赤字占GDP的比例必须降至1%。但据其测算，即便日本经济的名义增长率为3%、消费税率是10%，到2020年仍有6.5万亿日元的财政赤字。在此背景下的增税延期，无疑是雪上加霜，加之安倍还暗示将采取大规模的财政刺激，日本财政重建将暂时搁浅。
其实，日本的问题可能远比表面更严重。2008年日本国债负担率就超过200%，2012年举债又超过税收收入，如今政府支出的近1/4仅为所发债务的还本付息。不仅如此，老龄化还使其社保支出正以每年7000亿日元的速度增长，而“2025年问题”（即20%人口在70岁以上）将导致现有社保体系彻底崩溃。近日，国际评级机构惠誉将日本主权评级展望降至负面。显然，警钟已经敲响，对于日本政府而言，滞后改革，意味着未来的挑战会更加严峻。[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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