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学术史：官学对私学的影响与转化

中国学术两大基本形态，曰官学与私学。就经学而言，本出于上古王官之学，春秋战国官学失守，道术下移，儒家承其大体，熔铸新义。故儒门之经，实兼经子二义，其最终指向则在整顿世道，仍归于政治教化。历代王朝多以经学为其意识形态依据，而传习经典之儒，亦以经书义理、文字来规范现实。二者发源、目标皆同，而取径有别。

王朝政治谋求稳定，往往努力将学术思想“定于一”，使天下人率皆遵行，此官学所由生，惟长此以往，不免僵化。而儒者私学每多自出心裁，故能别创天地，不为旧说所囿，然其意旨亦在为世所用，希图对当世、后世鸿业有所赞述，称“得君行道”堪为儒者理想，着实不诬。历史长河中，二者交相胜，学术思想遂在往复中逐渐演进。汉世崇儒，先秦诸子师传之民间旧说入于石渠、白虎；魏晋南北朝讲经迭兴，诸家义疏又为唐人《五经正义》所采；王安石《三经新义》，用一人之说为赵宋之新官学，不免骤起骤落；朱子私著《四书》，以“伪学”遭禁，转为元明以降庙堂所尊。

官学、私学互有影响，彼此转化，而学术关乎王朝运会，故传统中国官学特盛，两者关系中，以官学主导私学较为显赫。正如汤志钧所言，中国经学有“唯经”与“唯上”之风，“唯上”即指御纂、钦定各经成为官方统一思想之工具，颁行天下，“开示蒙昧”，引为“盛事”，帝王权威不能动摇。官学本质即在帝王称制临决，尊崇朝廷印可之“正学”，罢黜妨害统治的异端。乾隆初，全祖望曾作《尊经》九章，颇能得个中三味：

昔汉诸宗，石渠觥觥。博士在列，各有师承。犹参纬候，择焉未精。

唐之贞观，始作《正义》。孔贾尸之，《释文》陆氏。或嫌专长，多所芟薙。

天水新学，出于荆舒。牵以《字说》，附会有余。以致杨陈，抨剥纷如。

降而《大全》，采摭荒隘。尊经不善，适以滋害。圣学兴衰，上关运会。

圣皇在御，奎娄降祥。祖濂祢洛，宗朱社张。六经心得，岂徒表扬？

乃简侍臣，大披甲部。荟萃菁华，爬梳错互。虽主宋儒，所戒在固。

墨守既除，诸家便便。有所未决，质之帝前。析疑纠缪，其言粹然。

书成斋沐，虔告北辰。以示南车，正学所遵。郢书放之，燕说焚之。

皇皇四编，兼车莫竟。其芒则寒，其色斯正。但留三礼，以需嗣圣！

示南车，遵正学，“郢书放之，燕说焚之”，无疑渲染着官学对私学的强大压力。

在全氏眼中，汉唐宋明帝王官学皆有缺陷甚或谬妄处，唯有清廷从康熙起，“祖濂祢洛，宗朱社张”，尤其表彰朱学，又编纂《四经》，根柢宋儒而能青胜于蓝，其学正，其言粹，足当指南，应为世所尊。全氏拒绝参加三礼馆，但仍推尊时王不遗余力，代表了清代士林公共言论之普遍风格，其解读颇可玩味。前述昭梿之说将学术转型完全归功于帝王引导，虽远远脱离历史真相，但却反映出清人真实想法，亦即全氏“以示南车”一语之所指，全氏所谓祖、祢、宗、社云云，是与放郢书、焚燕说互为表里，取径在彼而用意在此也。濂洛朱张实非帝王所眷恋者，故全氏明言玄烨并非墨守宋学，官学区别于私学者亦在此。弘历对此亦不讳言，四十五年（1780）五月初十日戊子殿试时坦陈圣人心法治法虽同条共贯，但“帝王之学与儒者终异”。其表面用意盖在鼓励士人以实学济世，为王家所用，而潜在行为模式仍是以治统裹挟道统，作之君又作之师。势已如此，则士人对帝王不得不顶礼膜拜。诏开三礼馆，若论其实质而不顾其实效，则堪称以帝王之尊对民间学术施加影响之典型实例。

邓国光曾著文提出“帝王经学”视角，并指认乾隆经学是帝王经学之典型，从康熙至乾隆百余年间，朝廷动用国家机器，侵夺原属士林之“道统”与“经世”，由人君主导，将之转为强化权力之手段；主张清代帝王经学是清学史一重要特色，概论清代经学，必须从治统和道统、帝王与士林两脉观察，方能对清学理路把握得更为深刻。这一视角并非一人之私见。民国间钱穆受《汉志》启示，扬弃今古文对立论，转以王官学与百家言（诸子学）之对峙来解释先秦、秦汉学术史，随后还试图以此一模式贯穿整个中国学术史。在《中国历史研究法》中，钱穆明确指出，学术史往往有朝野双方意见相左之景象，常是在野者得势，转为后世官学，继而又遭继起在野新学派所反对。中国学术此种趋势，极该注意。由于大环境激烈变化，加以学术兴趣转移，钱穆在发端以后最终没有完成此一历史解释模式，但年辈略早之马其昶、张尔田（乃至柳诒徵）等人皆有类似见解，其意蕴与价值须加重视。此一模式细节问题不无讨论余地，且仍有待细化研究，而大体思路已具。探索中国学术史，帝王一脉不容忽视。林庆彰编辑《中国历代经书帝王学丛书》，亦当有见于此。提出“帝王经学”，将官学纳入清代经学研究范围，对于理解三礼馆的学术史地位，极具启迪意义。

帝王经学，或称官方经学、殿堂经学，首先是一种定位，即指朝廷出面清整经说，编纂经书，与在野者私人行为不同，其间虽有纂修人员起自草莱，或有议论同于私说，但因其已代表朝廷，自不便等而观之。其次，帝王经学也是一种定性，即富于意识形态意味。经学本有教化功能，虽在野之士所作，亦关乎世道人心，而官修之书，尤借帝王势力自高声价，其学术水准或有高下，时空影响或有小大，而论其目的与意义，不论是否实现，要与寻常著述有别。强调官私不同，非谓二者毫无联系，完全独立发展；而是强调二者前后相接，彼此纠葛，交相辉映，从帝王经学概念出发，突出官私分野，才能使之得以显露，经学史上重要议题如今古文与汉宋之争，还可另开生面。如果忽视官私学术分野，纯以线性视野观察学术史，难免错认弘历帝王经学为乾嘉学术先导。

既往清学史研究泰半落在民间私学一边，虽能抓住学术重点，从历史发展观之，终究偏而不全，有碍于全面理解学术整体。此一情形，与近代知识体系对清代官方学术评价较低有关，轻视官方学术，致使官方学术论述脉络亦遭忽略。马宗霍有一典型表述：“此等官学，摭拾固勤，理解终少，名为‘折中’，实持两可。⋯⋯所谓经学复兴，当不在是。清世经学之盛，盖在私学。”这可在一定意义上代表学界共识。

不过，学术价值是一事，而历史意义又是一事。将三礼馆及其《义疏》置诸帝王经学框架之下，其学术思想本质才能获得彰显；也只有如此定位，对三礼馆采取与寻常经学著述不同的标准加以批评，才会理所当然。

作为清代官方经籍之一，《三礼义疏》之纂修本为统一经说，宣扬本朝政教。馆臣废弃经—注—疏三级体式，创造正义、存疑、通论等七类义例，以此为标准对前人经说甄别去取，制为一王新义。但三礼馆臣在异说之间左右采获，态度摇摆不定，虽欲弥缝，时有独见，但总体而言，并不成功。本书已就经文版本校勘一项，论证三礼馆臣实未有意广泛收集古来善本，校勘能力有所欠缺，文本质量不高，竟然与其他官修经籍存在矛盾。不但此也，三礼馆臣处于学风转变时期，仍多守宋学故步，对汉唐正宗路数不够理解，去乾嘉经师水准亦有差距，加之纂修过程中产生若于问题，修书工作只能留下遗憾。通过考察《义疏》对郊丘祭祀、宗庙制度、服丧年限等重大礼学议题所作疏解，不难发现《义疏》于郑注与孔、贾二疏多有驳难，对朱子则颇显依赖盲从；又羼杂许多宋元瞽说，无助于探求经义。而且三礼分修，彼此易生抵牾，即便同一书内，也不乏失照之处。兼以《义疏》之中不无馆臣士大夫自抒胸臆之语，颇与帝王思想不协，“冢宰”一职所反映的君相关系并非个案，兹不备列。此等事，固因馆臣不善揣摩上意，而弘历忽视三礼馆纂修工作，亦有以致之。《义疏》自身缺陷及其与官方政教之矛盾纠葛，势必影响学界与民众对《义疏》的接受，事实上，御纂诸经在清代之行用程度，甚至可能不如《大全》之于明人。从经学史角度看，《义疏》难负“集成”之名；置于清代政教氛围之内，《义疏》也与其官书地位不太匹配。朱维铮抨击帝王由分裂文化心态导引出分裂文化政策，认为清代经学形态从未获得统一。纵观三礼馆十九年史事，深以朱氏读史有得，所言不虚。

清廷编修典籍，帝王参与程度不一。学界于清廷纂修史著而由意识形态指导之例，掘发殆尽，论其深旨，多中肯綮，不外乎承担正统，匡助政治，垂训鉴戒，信今传后，不利于此者辄禁之。清帝干涉修史，具体而深入。惟史书所载伦理道德，咸自经出，清帝修史，意亦在是，所谓正统、华夷、尊孔崇儒，何能离开经书。借重圣贤教义，以图传国久远，又不必分别经史。

古来帝王多欲以经术为治术，然就弘历一人一生而言，于史书编纂用功尤勤，而对官修经书之重视，似远在乃祖之下。乾隆朝纂修经籍，数量约与康熙朝等，而修史频次则大大超过，几占顺治以来官修史籍之四分之三。对某些重要史书，弘历更是口讲指画，督促申斥，亲加开示。相较而言，《三礼义疏》虽是其即位以来首部官书，弘历于此却重视不够，致使《义疏》占帝王经学之名，而无帝王经学之实。纵观乾隆朝六十年政教实践，纂修《三礼》只可谓是弘历早年尝试之举。后来民间经学士人群体壮大，考据意味凸显，研习礼学风气日盛，追认原因于此，则既在意内，又属意外。《义疏》虽是历代帝王经学系列收官之作，却是一个并不完美的尾声。

注释

①参王汎森：《清初“礼治社会”思想的形成》，载《权力的毛细管作用——清代的思想、学术与心态》，台北：联经出版公司，2013年版，第41—87页；以及Kai-wing Chow， The Rise of C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 Ethics， Classics， and Lineage Discourse， Stanford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4， pp.15—70。

②可参杨念群：《何处是“江南”？——清朝正统观的确立和士林精神世界的变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0年版，第71—79、 86—87页。

③汪学群：《清代汉学家的“以礼代理”—兼论对理的诠释》，王俊义主编：《炎黄文化研究》第8辑，郑州：大象出版社，2008年版，第115—116页。

④参见庄吉发：《他山之石：清初君臣口述明史》，氏著：《清史论集（一）》，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7年版，第2—7页；姚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清史论丛（2009年号）》，第158—162、 167— 169页。姚继荣：《清代方略研究》，北京：西苑出版社，2006年版，第68—72页；崔军伟：《清代皇权与国史纂修》，北京市社会科学院满学所、北京大学明清研究中心：《清代政治制度与民族文化学术研讨会论文集》，2010年版，第51—53页。

⑤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板桥：稻乡出版社，2002年版，第67—71页。

⑥参朱赛虹：《清代盛期皇家藏书：规模、类型及其职能》，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2辑，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1年版，第508页。

⑦可参康无为：《帝王品味：乾隆朝的宏伟气象与异国奇珍》，《清史研究》1992年第3期，第47—53页；罗友枝：《清代宫廷社会史》，周卫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59—63页；卫周安：《拥有全部：18世纪清代中国的文化与政治》，田浩编：《文化与历史的追索：余英时教授八秩寿庆论文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9年版，第793—804页。

⑧参王思治主编：《康熙朝》（下），朱诚如主编：《清朝通史》，北京：紫禁城出版社， 2003年版，第415—498页。高翔：《近代的初曙：18世纪中国观念变迁与社会发展》，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53—93页。高氏的研究亦表明，甚至文字狱，严格说来，也不单单是以文字罪人，而是一种统治术。

⑨本段参见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283—299页。

⑩参姚念慈：《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与皇太子的立废及玄烨的内心世界》，《燕京学报》新26期，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姚念慈：《再评“自古得天下之正莫如我朝”：面谕、历代帝王庙与玄烨的道学心诀》，《清史论丛（2009年号）》。

盖博坚对清初以迄乾隆的文治政策作了梳理，并指出从18世纪40年代开始乾隆朝的书籍编纂事业便从经籍转向史书，参R. Kent Guy， The Emperor's Four Treasuries ： Scholars and the State in the Late Che'ien-lung Era，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p.16—34.

井上進：《樸學の背景》，《東方學報》第64冊，1992年3月，第300—304页。

朴趾源：《热河日记》卷4《审势编》，朱瑞平校点，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7年版，第218—219页。(www.xing528.com)

昭梿：《啸亭杂录》卷1《重经学》，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5—16页。

章炳麟：《检论》卷4《清儒》，《章太炎全集》第3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479页。

内藤湖南：《清朝史通论》，夏应元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版，第 563页。

彭林：《清人对敖继公之臧否与郑玄经师地位之恢复》，《文史》2005年第1期，第 233页。

周中孚：《郑堂读书记》卷3，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第42页。

周启荣：《清代礼教思潮与考证学——从三礼馆看乾隆前期的经学考证学，兼论汉学兴起的问题》，劳悦强、梁秉赋主编：《经学的多元脉络：文献、动机、义理、社群》，第49—82页。在The Rise of Confucian Ritualism in Late Imperial China一书中，周启荣偏重强调三礼馆臣的宋学色彩，并认为三礼馆周边汉学学风已渐兴起。笔者倾向于认同周氏早期观点。

林存阳：《三礼馆：清代学术与政治互动的链环》，第123—149页。

张寿安：《十八世纪礼学考证的思想活力：礼教论争与礼秩重省》，第37—41页。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1936年版，第140页。

李绂：《与同馆论纂修三礼事宜书》，《穆堂别稿》，《续修四库全书》第1422册，第 517—518页。

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2页。

见《高宗实录》卷14，第399—400页。

参郑江：《周礼正义序》，见《（嘉庆）南陵县志》卷16《补遗》，嘉庆间刊本，第20A—20B页。

赵慎畛：《榆巢杂识》上卷《保举诸生》，北京：中华书局，2001年版，第61页。

语见《高宗实录》卷352，第860页；卷391，第132页；并参宋元强：《乾隆朝“保举经学”考述》，《大连大学学报》第29卷第1期，2008年2月，第1—5页。

惠栋：《松崖文钞》卷1《上制军尹元长先生书》，见漆永祥整理：《东吴三惠诗文集》，第314—315页。

陈祖武：《从经筵讲论看乾隆时期的朱子学》，袁行霈主编：《国学研究》第9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95—313页，尤其第295—303页。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日谕内阁着直省督抚学政购访遗书》，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纂修四库全书档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参夏长朴：《乾隆皇帝与汉宋之学》，彭林主编：《清代经学与文化》，第156—192页；夏长朴：《〈四库全书总目〉与汉宋之学的关系》，《故宫学术季刊》第23卷第2期，2005年12月，第83—128页。

可参葛兆光：《清代学术史与思想史的再认识》，《中国典籍与文化》2012年第1期，第16—17页。

皮锡瑞：《经学历史》，周予同注释，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41页。

龚自珍：《与江子屏笺》，《龚自珍全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 347页。

参汤志钧：《“经”与“经学”》，《鳞爪集》，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 10—11页。

全祖望：《三后圣德诗·尊经》，《鲒埼亭集》卷1，《全祖望集汇校集注》，第45— 46页。

《高宗实录》卷1106，第802页。

邓国光：《康熙与乾隆的“皇极”汉、宋义的抉择及其实践——清代帝王经学初探》、《清代经学流变的宏观考察》，载《经学义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版，第 447—503、 504—510页。

钱穆：《两汉经学今古文平议》，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77页。另参夏长朴：《王官学与百家言对峙——试论钱穆先生对汉代学术发展的一个看法》，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编：《纪念钱穆先生逝世十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台湾大学中国文学系，2001年，第45—79页；严寿澂：《王官学、私家言与历史大传统：钱宾四经学观指要》，见氏著：《百年中国学术表微·经学编》，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337—386页。

这一研究偏向直接导致现行清学史叙述脉络仅以民间、在野之学者为主，而对官方学术论述重视不够。参见戚学民：《阮元儒林传稿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年版，第8—9页。

马宗霍：《中国经学史》，北京：商务印书馆，1998年影印1936年版，第140页。

朱维铮：《中国经学的近代行程》，《求索真文明》，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第5、 7页。

研究甚多，可参牟润孙：《论清代史学衰落的原因》，《注史斋丛稿》（增订本），北京：中华书局，2009年版，第676—683页；乔治忠：《清朝官方史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版，第10—13、 122—123、 237—253、 273—295页；王记录：《清代史馆与清代政治》，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7—236页。

参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101—122页。

叶高树：《清朝前期的文化政策》，第126—132、 195—19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