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学与宋学-《乾隆三礼馆史论》述评

清人认为纂修《三礼》一事，彰显出乾隆初年之文教政策具有重大意义。宗室昭梿曾云：

上初即位时，一时儒雅之臣，皆帖括之士，罕有通经术者。上特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课其学之醇疵。特拜顾栋高为祭酒，陈祖范、吴鼎等皆授司业。又特刊《十三经注疏》颁布学宫，命方侍郎苞、任宗丞启运等裒集《三礼》。故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龌龊之儒，自蹍足而退矣。

昭梿生当乾嘉学风最盛时，故所想所言，颇宗尚汉学。观上引诸语用辞如“帖括之士”、“龌龊之儒”之类，于其意已略可领会。编《三礼义疏》在乾隆元年，武英殿刊十三经在乾隆三年，而特开制科诏举经学则始于乾隆十四年，于十六年结束。昭梿主要述说诏举经学事，连带提及修书、刊书事宜，其意以为朝廷举措会对学风施加有力影响，引导后者发展演变。然而诏举经学之时已近三礼馆纂修末期，从元年直至十六年之间，清廷是否始终偏向汉学？诏修《义疏》是否即是提倡汉学？昭梿亦承认学风有一变化过程，但笼统描摹，未能厘析清楚。

清代政教思想奠基于康熙朝，朝廷弘扬朱子学，玄烨独占道统与治统，上行下效，学风已不似清初之博大，明代以来泛起波澜之考据学潜流细弱涓滴，李光地等学人官僚引领潮流，推尊帝王，阐发义理，而考据不精，于三礼虽加涉猎，尚不脱宋人面目。乾隆元年诏开三礼馆，主持馆务之诸位总裁，在康熙末年即已成名，其人其学不免濡染旧时习气。早期纂修官由总裁荐举，馆中气味相投，令《义疏》打上旧学烙印。章太炎讥评三礼馆之语，虽陷于情绪化宣泄，但以古文经学家身份指责《义疏》为宋学末流，不能明古义，则不为无见。日人内藤湖南谓《义疏》与康熙四经同显宋学新貌，与清代中后期学风有别，究其实质，与章氏所言确相契合。

彭林言：“三礼馆开设之初，方苞等意欲挟官方支持之气势一展宏图，撰修一足以领袖万世之《仪礼义疏》。惟其时《仪礼》之学方兴，专门家奇缺，方苞等亦力不从心，只能惟敖氏（引者案：即敖继公）马首是瞻。”此一指证虽为《仪礼》而发，实中《三礼》通病。三礼馆臣及其《义疏》咸带有较强旧时代特色，同时亦偶感新潮，而后世竟有以汉宋兼采目之者。周中孚云：

从来说《周礼》者，自汉迄唐，考证典制，自宋迄明，推阐义理，各执一说，所见皆偏。今则悉禀睿裁，精粗并贯，本末兼赅，实会通汉学、宋学而一之矣。

周氏生乎汉宋争美之时，以本朝人身份归美帝王官书，不惜颠倒其词。其实《义疏》何能融通汉宋？可惜颇有顺其流而扬其波者。如周启荣既提出若干馆臣标榜汉学，卑视宋儒，汉宋之分渐见森严，也认为宋元礼说仍主导当时研究方向，三礼馆臣汉宋兼采。林存阳认为“《周官义疏》仍然受宋儒影响较深”，同时也承认三礼馆彰显汉学复兴势头。张寿安强调三礼馆代表学风初变，甚至从《义疏》体式改动中亦看出汉学考证学风更行深入。实则能作持平之论者当推马宗霍，马氏有谓：

乾隆之世，渐不局于宋学⋯⋯《钦定三礼义疏》，《周官》虽采掇群言，《仪礼》虽多宗敖说，而郑注兼用，《礼记》则更博采汉唐遗文，而于陈澔《集说》，仅弃瑕录瑜，杂列诸儒之中，不以冠首，与《易》、《诗》、《书》三经异例。⋯⋯是故七经虽同为御纂，而康熙、乾隆前后又稍有殊，但大体不相远耳。

马氏此番见解，颇能执中。盖《义疏》实为旧时代之结束，而非新风气之起始。

前文未尝处理三礼馆的汉宋问题。一则就学理而言，三礼之学并非汉宋之争焦点所在；二则是因欲对此有所论列，须深入《义疏》，细加检讨，限于篇幅，本书从阙；三则因窃谓彼时彼地，所谓“汉宋”，尚未形成一个问题。此处只能简要说明。(www.xing528.com)

《义疏》内容有接近汉学或宋学色彩之处，并不奇特，但不能抛开历史背景，以《义疏》单词只句论证三礼馆学风。设若根据《钦定三礼》文本较之康熙《四经》，多引汉师之说而少见元明之人，来论证乾隆初年汉学抬头，何不细思元明间儒生多言《易》与《春秋》，精研三礼者又有几人？倘说三礼馆中最具“汉学”色彩之言论，恐为李绂如下之见：

三礼之书，以礼文为主，泛论义理之说不必过于采摭。朱子谓“本朝陆农师之徒，大抵说礼都要先求其义。岂知古人所以讲明其义者，盖缘其仪皆在，其具并存。如今古礼散失，百无一二存者，如何悬空于上面说义？须是且将散失诸礼错综得实，则其义亦不待说而自明。”然则分采众说，务于讲制度者加详，于讲义理者从简，庶合于朱子之旨。鄙见如斯，惟诸君子酌定之。

制度与义理，约等同汉学与宋学，然这一意见发于朱子，而为李绂赞赏，与其视为汉学倾向，毋宁认作是礼学自身特性使然。况且李绂此意并不能够在馆中严格贯彻。清代学风变改的动力实际并不在三礼馆这一边。

吴、皖学人初期在地方发展，也与京城之三礼馆学人颇有交集，彼此知识激荡，影响学术理路之细致深微处，或有不少，但江永、惠士奇等在三礼馆皆寡所遇合，不曾形成风气，离京之后，几乎旋归寂灭。主持馆中事务者是文人官僚及李光地后学、方苞一系学者，虽受新潮感染渗透，展现若干变貌，却不能脱旧学牢笼。大体而言，三礼馆所代表之主流学术仍较保守，汉学只是当时民间经生儒士致力方向之一。

夏长朴已指出：“昭梿说乾隆即位时重视经学，这是事实，但说‘汉学始大盛’，则未免有过甚其辞之嫌。”那么，弘历之所谓“经学”，到底何指呢？

乾隆元年三月初九癸卯，杨名时即有荐举庄亨阳、潘永季、蔡德峻（案：即蔡德晋）、秦蕙田、吴鼐、官献瑶、夏宗澜七人“留心经学、可备录用”之举；三年十二月，又有郑江以“留心经学、忠厚端谨”保举陶敬信事，同时还以史学保举一人，世人未觉朝廷对经学过度看重，对上述诸人仅以“诸生中材器尤异者”视之。所谓“经学”，仅指熟读儒家经书。至后来这次保举经学，弘历十四年十一月初四己酉先云“圣贤之学，行，本也；文，末也。而文之中，经术其根柢也，词章其枝叶也。⋯⋯穷经不如敦行，然知务本则于躬行为近。崇尚经术，良有关于世道人心”，十六年闰五月十六辛巳复谓“经术为根柢之学，原非徒以涉猎记诵为能。朕所望于此选者，务得经明行修、淹洽醇正之士。非徒占其工射策、广记问、文藻词章充翰林才华之选而已，亦非欲授以政事，责其当官之效，如从前各保一人故事”，所强调者皆非经籍考证之汉学，而仍属修德养性之宋学。因此，像惠栋在一封信函中所言，“国家两举制科，犹是词章之选，近乃专及经术，此汉魏、六朝、唐宋以来，所未行之旷典”，不过是他个人一厢情愿。“专及经术”，在惠栋看来，或许是其所从事之“汉学”，而在收信人尹继善看来恐未必然，何况弘历。帝王心意与儒生经学自不同。

当然，从此次保举经学的结果看，确乎促进了学风转变，即经学——经籍研究受到重视，然而这时吴皖等地民间经学业已成风，清廷不过对此被动嘉纳，要说朝廷举措开启了汉学端绪，则谈不上。弘历保举经学，接近从一般常识意义上而言，不过是懵懂感悟与通常说话，并非特意与理学相对待。此时所谓“经学”，即理学也，不过不是奢谈义理之理学，而为研经读史之宋学。经学、理学，在弘历为一物，曰古圣先贤之学而已，非如今人谈论学术范式形态时所区而别之者。帝王高高在上，焉能及时洞观草野学术星火之微？乾隆初年庙堂重视经学之举，不宜纳入汉宋之争视角进行观察。

据陈祖武分析乾隆朝经筵主题，乾隆十九年以前笃守朱子之教，阐发朱子之说，而二十一年以后、六十年以前，32次经筵讲论中竟有17次质疑朱子。观此，则清廷从提倡宋学到崇奖汉学这一变化必不得早于三礼馆闭馆。质疑朱子并不意味着全然抛弃宋学，弘历思想有一渐变过程。甚至开四库馆之初，他仍注重“阐明性学治法，关系世道人心者”，在纂修期间因宋人论君相及结党讲学等问题而迁怒宋学，倒向汉学的态度始大为昭著，进而直接引发汉学学风蔚起。因此，私意以为乾嘉汉学考据典范之成立，仍当以两事为关键点：一为乾隆十九年（1754）甲戌科会试王鸣盛、纪昀、王昶、朱筠、钱大昕等人高中进士及戴震入都，此为汉学学风侵入京城之标志，二为乾隆三十八年（1773）开四库全书馆，汉学家大本营就此成立，并反哺地方私学发展。而三礼馆书成撤馆前后，恰与前一时间节点重合，可知三礼馆接近闭馆时，汉学方起于青萍之末。

清廷设立三礼馆，纂修《义疏》，前后凡一十九年。此一时段刚好处于汉学兴起前夜，惠、戴诸君在此期间多已崭露头角，声势渐隆。民间汉学家刚刚具有自我意识，汉宋畛域尚且模糊，官方《义疏》并无明确主张想要汉宋兼采，更无所谓推高汉学。“汉宋兼采”一词，似当应用于汉学大张、开启汉宋之争以后。至皮锡瑞所云“国初，汉学方萌芽，皆以宋学为根柢，不分门户，各取所长，是为汉宋兼采之学”，只是方便说法，清初学术根基确在宋学，彼时并无汉学也；而龚自珍所说“国初之学，与乾隆初年以来之学不同，国初人即不专立汉学门户”，则更准确，所谓“初年”，约截至乾隆十数年左右为止。三礼馆当时，汉宋尚未分，又何谈汉宋兼采？汉学起自民间，必欲从《义疏》中寻觅汉学复兴苗头，恐难逃缘木求鱼之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