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三礼馆史论：明末以来，文治大于礼治

清廷纂修《三礼义疏》，文治意义大于礼治意义。

应当承认，明末以来，尤其鼎革之后，社会思想界确有一股风潮，弘扬礼学，崇尚礼教，推重礼治。晚明社会秩序失范，士大夫阶层不少有识者激于时变，发自内省，倾向“以礼抗俗”，在觉悟上赞颂古礼之淳之美，甚至将举国兴衰治乱全系于礼，并从乡土实践逐渐导向研究古礼。清初战乱破坏，而士人乃有自发恢复社会秩序之举，民间对传统礼仪之重视，颇具声势。这一股民间士人思潮，潜在动机具有重新发掘、创造汉人礼仪之意，甚至到康熙时期仍不乏学人隐然以此自别于清廷文化。①

顺康以降，儒臣朱鼎蔳、熊赐履、陈紫芝、魏裔介、李光地、王掞、姚之骃、冯谦等辈曾先后上疏要求弘扬礼乐、编辑礼书，适成三礼馆之先声。纯就道理而言，清廷大张旗鼓，践行古礼，编纂礼书，正可以之消弭民族差异，加强自身合法性。②然而这一解释思路，是清廷自身认识所及，并切实加以落实，抑或是帝王偶一为之，群臣层层渲染？又有多少是时人后世生发推阐？学人对此理应抱有一种警觉。

三礼馆最初设立，源自上意，少年天子探索执政手段，本欲借重经术。弘历处理三年丧一事，与颁发御纂诸经、刊刻注疏、命修《大清通礼》，还有诏举鸿博、经学等等，均表现出对经学、礼学之重视。其关切伦理、整饬风俗，也因受儒学熏陶而使然，并未专意于礼。也不能不看到，诸般政事促使弘历思想日趋实际，精力为日常庶务所羁绊，理想色彩日愈淡化。乾隆一朝，礼治特点并不明显。

退一步讲，乾隆初年所谓兴起礼治，也只不过是当日政教尝试之一。这一时期，弘历君臣自诩“回向三代”，刻意整顿吏治、文教，讲礼、修礼之外，施政甚多，文教如颁御制书籍给太学并命各省广为刊行；命选编四书文，以为考课范本；续开博学鸿词科，笼络人才，弘扬学术；释服后旋即开经筵，又至文庙、太学祭孔释奠，推尊儒学。提倡礼学，设馆修书，都从属于此一系列举措，并不能从中割裂出来，仿佛真对“礼”字别赋深意。清廷言“礼”，不宜看死。

聚焦于朝廷纂修经籍惯例而论，清代诸帝对三礼亦未另眼看待，较之他经，不管是纂修次数或时间先后，反倒均有不及。纂修经籍，不过是清廷具体实践“崇儒重道”政策的一类措施，一种手段，而三礼之学在官方书馆中并不突出。据统计，清廷纂修诸经，《周易》四次，《春秋》三次，《诗》、《书》各二次，四书、《孝经》与三礼均为一次。③相较而言，弘历对纂修《三礼》之用心与干预程度，上不及玄烨对史书文籍之态度，下不及其自身对于方略、国史等当代史籍之重视。④顺康雍乾四朝，官方刊行汉籍满文译本几达50种左右，⑤倘若尤重于礼，何以迟至乾隆四十八年始出满汉合璧本《御制翻译礼记》？

乾隆十年以后，弘历心绪多被大小金川、回部与准部等边疆战事所牵绊，加以不断南巡，好大喜功，能致力于礼治的精力越来越少。同时，在提倡文教、编纂群籍方面，弘历虽然屡有举措，但其气魄愈发宏大，行事更为铺张，直要成为千古一帝，其极致即为纂修《四库全书》，试图无所不包，无所不有。种种鸿业润色之举，早不局限于儒家经学，遑论礼学。乾隆朝前半期所办书馆，计有实录馆、国史馆、律吕正义馆、藏经馆、文颖馆、玉牒馆、明史纲目馆、会典馆、方略馆、三通馆、一统志馆等等，修书众多，而其中宣扬本朝正统与时王功绩之意味特别浓厚，弘历早年所倾心之圣人教化思想，则在各种事业的扩张中变得愈发稀薄。据统计，清宫藏书处95％设于乾隆朝，弘历雅好书画文玩，书籍陈设求大求全，奢华倾向严重，而对读书的需求反退居其次，更无补于治道。⑥其实弘历此种倾向，非仅局限于书籍陈设方面，其起兴编纂群书时，醉翁之意已不在酒，润色鸿业的心态早就昭然若揭。波及文化艺术诸方面，均好求大求全，统统占有，而其无所不包的统治风格、无远弗届的政治企图即蕴藏其中。⑦圣贤教义被用作粉饰太平、润色鸿业之具，无论是纂修三礼，还是后来编辑《四库全书》，纵然产生扶持儒学之作用，甚至初衷就倾心经籍，但究其本质，也不过是帝王文治之一端。(www.xing528.com)

从政治思想史发展来看，纂修《义疏》只是乾隆朝以文治巩固统治、粉饰太平之一隅，而文治政策实早奠基于康熙朝，⑧弘历不过发挥至极致而已。顺治时期提出“崇儒重道”方针，即蕴含着“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的治国理念；康熙自称“劳心于邦本，尝欲以文德成化天下”，史臣亦赞美之云“手定六经，旁通百氏。⋯⋯古今崇文治者，斯时称独盛矣”；而弘历行事，很大程度上就是模仿其祖。⑨

历代王朝尚文者多，而以文治概括清廷治术，一方面可以凸显满洲从崇尚武功到重视文教的转变，另一方面，清廷政策底里尤其是帝王意志，早为姚念慈揭露无遗，所谓崇儒重道要以推尊本朝、归顺时王为鹄的，玄烨在缘饰汉化、倡导儒学同时，对其祖宗家法之赓继与立国根基之确定均未尝或忘，并强行兼并道统，占据话语权。⑩所谓礼制、所谓儒术、所谓经学，咸服从此一最高原则，皆为文饰清廷统治而发。况且雍正朝和乾隆后期更大兴文字狱，查办违碍书籍，使得文化建设以帝王意志为依归，尤为彰显。盖博坚认为，同是编纂书籍，相较于玄烨，弘历特别致力于采取制度化、常规化手段掌控士人集团。井上进也指出弘历之士人统治与右文政策与玄烨颇有差异，其学理化色彩不甚浓厚。卸下满洲君主追求中华文明的面具，只能将其统治手段泛称为“文治”。

乾隆后期，朝鲜观光客朴趾源曾如此评论清廷治术：

皇明季世，天下学者末不宗朱，而为陆者鲜矣。清人入主中国，阴察学术宗主之所在，与夫当时趋向之众寡，于是从众而力主之，升享朱子于十哲之列，而号于天下曰：“朱子之道，即吾帝室之家学也。”遂天下洽然悦服者有之，缘饰希世者有之。⋯⋯呜呼！彼岂真识朱子之学而得其正也？抑以天子之尊，阳浮慕之？此其意，徒审中国之大势而先据之，钳天下之口而莫敢号我以夷狄也。⋯⋯其所以动尊朱子者，非他也，骑天下之士大夫之项，扼其咽而抚其背，天下之士大夫率被其愚胁，区区自泥于仪文节目之中而莫之能觉也。

此语出诸外来人之口，字字诛心，所论虽是先朝与朱子学之关系，然未尝不可从中推见弘历对经学、礼学态度的一个面向。三礼馆虽历时甚久，而开馆未几，弘历本人对修书之举已不耐烦，后来虽偶或提及，装装门面，但早已旁骛左右；其始终不变者，端在维护满人统治，贯彻帝王意志。从清初以迄乾隆，这一努力未尝稍歇。